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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決賽的比賽結束了之后。
整個華國的報導和重點，都傾向于《好聲音》總決賽的預測。
好幾個門戶網站，還有好聲音的官方網站和微薄，也都是發起了調查，人們覺得蘇晨和何翔，誰會是最后的總冠軍。
不光是一些網民們，就很多圈內的明星和歌手，也很關注這個比賽的最終結果是怎樣的。
因為《華國好聲音》的總冠軍一旦產生，那么這個歌手，他在樂壇的地位躥升，發展機遇無限。要是這個時候，可以和這位歌手有合作，或者產生一些交集的話。
那么連帶著自己，可能也會因此而獲得極大的好處。
當然了，蘇晨和何翔的身后都有各自的粉絲，而他們也都是希望各自的偶像，能夠最終獲得《好聲音》的冠軍。
半決賽結束，蘇晨也沒有閑著，他還是要跑各種的通告，隨著新專輯的推出后，各種表演活動的邀約也是越來越多，讓他忙的焦頭爛額。
最終的決賽也即將到來。
曹操和諸葛亮是三國時代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后世人們談論最多的兩個人物。在很多人看來，曹操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戲劇舞臺上和文學作品中，他們是針尖對麥芒，漢賊不兩立的。然而易中天先生在上一集卻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他認為諸葛亮很象曹操。那么易中天先生為什么這么說呢？曹操和諸葛亮到底有哪些相似之處？為什么民間形象和歷史形象的曹操與諸葛亮有如此大的差別呢？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講壇為您精彩品三國大結局之《千古風流》。
第一是自身區別。畢竟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他們自身是有區別的，就政治上而言，一個重要的區別是曹操稱了公，稱了王，諸葛亮沒有，曹操的稱公、稱王就為后來曹丕的篡漢或者代漢打下了基礎，因此不管曹丕的稱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凈的這樣的一個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當皇帝。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四個字：聽天由命。就是他既沒有說一定要曹丕當皇帝，也沒有說曹丕一定不能當皇帝，他說的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們曹家。兒子你就當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們曹家。你就不要當。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條最高權力得攥在咱曹家手里，我們必須大權獨攬，權力一點不放。名分可以馬虎一點，但是盡管如此，曹丕還是當了皇帝，曹丕當了皇帝這個篡漢的罪名只好曹操來背，他洗刷不干凈，而諸葛亮絕無此嫌疑。那么后代的這些人還是正統思想很重的，他在這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曹操奸詐，諸葛亮坦誠。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你看諸葛亮搞過陰謀詭計嗎？沒有吧，他都堂堂正正地在做事，而正因為他堂堂正正做事，他累啊，所以他特別累。曹操還有很多時間去玩兒，我們看不出諸葛亮有時間去玩兒，太正派了。那么這也讓后世的人要把這兩個人分開了。但是我這里要交待一下曹操的奸詐后來也是被夸張了的，奸詐是有的，殘酷也是有的，沒有后人說得那么重，這個有很多歷史學家已經做了清理了，有興趣你們去讀歷史學家的書。第三點區別呢，就是曹操和諸葛亮都是真實的人。但如果要做一個區分的話，曹操更多的是真，諸葛亮更多的是實。曹操他敢說真話，而諸葛亮做事是很謹慎的，諸葛一生為謹慎，唯一一次被認為不謹慎就是十命可受，所以被人懷疑。而曹操不管，“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種話犯大忌諱的，得罪很多人的，別人一般人不敢說的，他就敢說，我們去讀曹操的《述志令》你會發現這個人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很敢講真話的人，我這個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聲也不好，所以一開始野心也不大，就想做一個好的什么郡守啊、縣令之類的，讓大家覺得我這個人不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來，我現在想做齊桓公、晉文公，他就這么實實在在地說，他真。諸葛亮實，腳踏實地地做事，實實在在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歡實的，中國文化當中有一種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所以我們會更喜歡諸葛亮這樣腳踏實地的人，而不喜歡曹操那樣說一些犯忌諱話的人，自身區別的第四點呢，是曹操復雜，諸葛亮純粹。諸葛亮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地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一心一意地輔佐劉備，一心一意地治理好蜀國，全身心都撲在工作上，這樣的一種人品是我們民族喜歡的，我們講要做一個好人的時候，有一條就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諸葛亮當然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我們不太喜歡象曹操這樣復雜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講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復雜的一個人，田余慶先生總結了四句話，說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風云的英雄，反抗傳統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權詐忌刻的奸臣。權詐忌刻這就是奸，叱咤風云這就是雄，加起來就是奸雄，反抗傳統，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說的喜歡說真話，率性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這叫可愛，合起來就是可愛的奸雄。這話很多人聽不懂啊，奸雄怎么能可愛？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歷史上有很多看起來矛盾的這些詞，比方說儒將，儒雅就不會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會儒雅的？怎么可能有儒將呢？還比如說義盜，做賊那不是義，怎么會是有義盜呢？大家想想有沒有義盜，有沒有儒將，如果有義盜，有儒將，怎么就不可能有可愛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個可愛的奸雄。諸葛亮則是一個備受推崇，其實卻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獨的人，這是他們自身的區別。也是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歷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由于這兩個人的歷史形象本身就存在著差別。到了后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別被放大了。比方說曹操講：寧我負人，毋人負人。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里就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對象的，寧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么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么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么呢？塑造典型。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么呢？叫標本，標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標準，標準的本嘛，標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標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標本，叫科學典型。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嗇，就吝嗇到什么呢？吝嗇到偷自己家里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么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眾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歷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并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涂帳，然后你再來討論問題就沒辦法討論。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么別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別那么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什么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確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依照他的能力、地位、聲望完全可以做第二個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個公，稱個王，最后把那個雖然不弱智，但是肯定斗不過他的劉禪趕下去，完全可以這樣做，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叫做千載難逢的一個忠臣的楷模啊，上哪兒找這么忠誠的人去？而且是一個亂世啊，你想，亂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誰都可以撈一把的，太難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書特書了。所以統治階級看中了這一點，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我們中國人啊或者說我們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叫作明君夢，就是希望有個好皇帝，真命天子出來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就是第二個夢叫做清官夢，皇帝糊涂一點，我頭頂上的父母官是個清官，我日子也還好過，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他還有第三個夢俠客夢，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有一個俠客出來，半夜三更取那貪官首級，為我們報仇雪恨，為我們平反冤案，如果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俠小說了，這就是中國人為什么那么喜歡武俠小說的原因。
好了，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清官夢大家又選中了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確實廉潔奉公啊，而且執法公平啊。正因為他廉潔奉公、執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后，蜀國的老百姓都主動來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啊，寄托了我們人民群眾這樣一個社會理想啊，這是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第三個文人、士大夫需要一個代表。“士”這個階層非常特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是最低一等的貴族，秦漢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們的特點是什么呢？是基本上沒有不動產，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藝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給別人做保鏢或者刺客，文士可以去給別人做謀臣或者秘書，所以士這個階層的特點他是一個要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個別。極個別真正不愿意參與的那叫隱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參與現實的社會政治。但是士這個階層他還有一個特點是什么呢？他是**的，他沒有不動產。他是可以流動的，是所謂人才流動啊，他是可以流動的，因此他是什么？他是毛，毛要附在一張皮上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一定要附在一張皮上，但是他又不肯附在一張皮上，因上附在一張皮上我就沒有自尊了，沒有尊嚴了，因此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皮來找毛，跟毛說你來附在我身上，我說我不去，你來吧，我不去，你來吧，好吧我勉強去，三顧，為什么后世那些人要把三顧夸成那個樣子？就是表達了他這樣一種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都象劉備一樣請我三回，對不起，歷史上就這一回，而且后世的皇帝不但不來請你，還告訴你，你想來依附嗎？先考試，科場考試你知道是個什么樣子？進門的時候是要脫光了衣服搜身的，怕你帶個什么作弊的東西啊，全部光著身子進去，三國時代還有一位士人是三請才出來，他太羨慕了，三股力量集中在一起就塑造出諸葛亮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了。因此他由人變成了神，那么有人問曹操呢？曹操為什么由人變成了鬼呢？道理也很簡單，典型需要，正面典型還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才能夠教育后代嘛，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當然去做反面典型了，活該你，誰要你闖在前面呢？誰要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誰讓你被人抓住那么多把柄呢？政治需要。哪個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學曹操，有那個皇帝喜歡？對不對？哪個做下級的也不喜歡自己的上司一不高興殺人？誰喜歡？至于文人、士大夫當然不會表揚曹操了，因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東漢末年叫做清流和濁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視他還來不及呢，政治需要，第三個原因。
第四個原因，社會心理。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是什么呢？圣人情結。因為中國是一個宗教意識就是我們民族是一個宗教意識淡薄的民族，在我們傳統社會的社會生活中，其實是沒有宗教的，我們沒有本土宗教，宗教都是外來的，道教是宗教外來以后才出現的，不是自己產生出來的，我們不崇拜神，我們崇拜人，這是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人崇拜神，而且基督教的神是無形的，基督教教義的上帝沒有形狀，不是人格神，他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存在，因此超越了所有的人，因此才可能實現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有了對上帝的懺悔，他實際上是一種內心獨白。而中國呢？它沒這個概念，中國傳統沒這個概念，它崇拜的是人，從伏羲開始，然后是周公，孔子，都是真人，真人崇拜，那么這個真人一旦他變成了崇拜對象就必須把他完美化，就把他神話，就要弄得他完美無缺，比方說孔子，后世被尊為大成至圣先師，甚至后來有一種說法說一個人，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學到三條你就是君子了，孔子太高大、太完美，高山仰止，你只能仰著頭看，你學都學不來的，你學三條就不錯了，有一個紈绔子弟、花花公子就說了，我就學了孔子三條，人說不可能，就你這么個人還能學到孔子三條，我當然學到三條：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唯酒無量。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真人崇拜是多么的可笑，是人他就會有弱點，是人他就會有缺點，是人他就會犯錯誤，世界上哪有無弱點、無缺點、不犯錯誤的人呢？那神都難免嘛，《圣經》里面那個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田里有條蛇嘛，你說那蛇哪來的，是他創造的還是不是他創造的？是他創造的他不全善，外面進來的他不全能，外面進來一條蛇他不知道他不全知，神都難免犯錯誤何況人呢？那么由于我們有這樣一個崇拜，我們就要把這個對象說得完美無缺，而在我看來一個人一旦變成完美無缺了，我就不相信，絕不可信，也絕不可愛，可愛的人一定是有缺點錯誤的，哪怕睡覺打呼嚕，你總得有點缺點。
實際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我們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當中的曹操和諸葛亮一個神一個鬼，恰恰就是我們人性的兩面，人是復雜的，人是矛盾的，任何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善與惡的斗爭，當我們這個人性折射到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折射到我們的民間傳說當中就形成了這樣兩個形象，因此我們說他們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性。他們也是長江的后浪和前浪，曹操是前浪，諸葛亮是后浪，都在致力推行一條屬于庶族地主階級的法家路線。(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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