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次左季皋聽到林義哲的名字，竟然沒有破口大罵，也令曾伯恒暗自稱奇。
林義哲因為主持船政期間屏棄左季皋“兵商兩用”的造船思想，而后又直言左季皋給船廠選址不當，深深得罪了左季皋，苔灣逐倭之役期間林義哲又將臨陣脫逃的曾是左季皋的親信部下的苔灣知府劉敖斬首正法，以及林義哲因保苔驅倭的大功，得以“賜進士出身”，是惹得“賜同進士出身”左季皋切齒深恨。只要提到林義哲，左季皋必然痛罵不已。
而今天的左季皋，竟然破天荒的沒有罵這個他要孫女牢記的“天底下最壞最壞的人”。
“林文襄已然去世經年，想不到老亮還是念念不忘啊！”曾伯恒笑著揶揄了左季皋一句。
“此人雖令人痛恨，然確有才干，所經辦之事，少有人能及。”左季皋嘆道，“他這一沒了，借洋債的事兒也吹了，西征餉源大受影響。外人都道我恨此人，誰知此人故去，最為痛惜者，亦有我左某人在內啊！”
聽到左季皋的這一番“肺腑之言”，曾伯恒登時恍然大悟。
在中日甲戌戰爭結束后，大乾朝廷痛感海防之不足，國家積弱日久，決心“大興洋務”，以“起振積弊”，“求富自強”。并下“定國是詔”，將興辦洋務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方針政策。而國家財力不足，林義哲提出效仿西國之制，“舉借洋債”興辦洋務，并利用自己個人的關系，和歐洲著名的金融巨頭羅特希爾德家族達成了500萬英鎊的巨額息貸款意向。消息傳出之后，洋務派官員們都振奮不已，而保守派官員也少見的沒有太多人反對（當然劾此事的清流言官仍有不少，因為哪怕是林義哲的政敵，也想從中分一杯羹，左季皋自然也不例外。
左季皋想當然的認為，既然林義哲是以大乾帝國的國家信譽為擔保來辦理的這筆巨額貸款，這當中自然便應該有他西征餉銀的份兒！
而“借洋債”這種事，其實他左季皋并不陌生。
自全隆改西域為疆以來，疆駐軍和西北用兵，軍費一項，多以協餉方式解決。何謂“協餉”？疆初置，財政難以自立，故由戶部和各省調撥銀兩維持軍政開支，又因開支多用于軍餉，故稱調撥銀兩為“協餉”。從全隆二十五年開始，大乾乾廷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二三百萬銀兩，因禁煙戰爭和圣平天國運動，顯鳳年間，協餉屢次裁減，數額大幅下降，到彤郅初年，每年實撥協餉僅44萬兩，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應撥協餉中，兩江60萬兩，浙江144萬兩，廣東84萬兩，由于歷年拖欠，各省關積欠協餉已達1960萬兩。
左季皋的西征重“激活”了協餉制度，但屢屢困于拖欠，協餉難辦。加上左季皋人緣太差，比不得當年曾伯函用兵時東南協餉的“風起云涌”。彤郅六年，左季皋移師西北路過江西時，當時的江西巡撫劉昆義還主動要求每月增撥協餉2萬兩。但不久之后，劉昆義便借口有困難，增餉和協款便蹤影了。而沿海各省，則借口籌辦海防，自顧尚難，紛紛要求停辦或緩辦協餉，左季皋曾屢次奏請朝廷催各地方及時協餉，然而，“一任函牘頻催，率置不答”。
協餉能否協起來，原要靠中央調度，可顯鳳彤郅以來，各省一有緩急，就彼此通融協借，戶部亦不過問，沒了全隆時那一番大一統的財政統籌能力。中央財權失落，就要靠協餉者本人來協調了。惜乎協調這一塊兒，以左季皋的性格和處事方法，根本就做不來。
盡管協調的事做不上來，但在催款的辦法上，左季皋卻另有一套辦法。
那便是，借洋債。
借洋債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經辦人則是胡雨霖。左季皋認為，以外債代替協餉，以應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彌補協餉之不足。左季皋的辦法是：以海關印票即協撥各地方省份加蓋關防以示承諾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額外債代替了分散劃撥的協餉。把“借洋債”跟協餉制度捆綁在一起，可以說是天才大手筆，非左季皋所不能為此。
從彤郅六年到七年間，左季皋便通過胡雨霖之手，連借了兩大筆洋債，共計220萬兩白銀，對此，當時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稱：“得此巨額現餉，可以相其緩急，通融撙節，集事可速，調度可靈……得所借手，速赴戎機”。在左季皋看來，舉借外債不失為彌補財政短缺的一劑良藥，他甚至認為可以大規模地借，“借數愈多，則息耗愈輕；年份愈遠，則籌還亦易。在彼所獲雖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這些錢又不需要他來還。
而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債”當成了催繳各省協餉的手段！
對于左季皋經胡雨霖手辦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說高得離譜。有人設身處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慮，認為這是他為了不耽誤軍事而進行的“不得已”之舉，左季皋聽說后只是冷笑，事實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為他要行的，是“一石數鳥”之計！
因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籌集到巨款，滿足用兵需要，高利息還能迫使協撥各地方省份迅速協餉，否則舉借洋債的本利都要由他們償還！
有洋債的鞭子在后面抽著，各省還敢拖欠嗎？
這樣一來，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撫們自己就會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個目的，便是給從中經辦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間。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營利為生命，左季皋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為他做這些，是必須要有回報的，沒有回報，胡雨霖怎么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他運籌軍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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