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東半島最東端的威海衛是乾國海軍的重要屯泊基地，與作為維修保養基地的旅順勢同犄角，一起扼守著渤海門戶。威海灣內水面開闊，灣口有劉公島屏障，劉公島南北各有水道進出，但是劉公島南側與威海灣陸地之間的海面過于開闊，防守不易。擔心日本海軍采用魚雷艇編隊，利用黑夜或霧天偷襲，丁禹廷率領艦隊第一次東巡歸來后，就立刻著手鞏固威海基地防務。與天津、旅順等地的機器局協商調集水雷各件，并在威海本地趕造擋雷鏈、木樁等，加強海灣口防御系統。孰料這些舉措，竟被清流主戰派視為怯懦行為，在身邊清流人物有關丁禹廷“首鼠不前，意存觀望，縱敵玩寇”的一片輿論喧嘩中，年輕的光旭皇帝深受影響。
此前光旭皇帝受戶部尚書翁叔平的挑唆和御史言官們的不斷參劾，認為丁禹廷將海軍的大量巡洋艦用于保護海上航線，專注于往來商船不受損失，“人皆謂海軍專以保商船勿失，余皆非海軍事”，有意分散海軍兵力，“避戰保船”，致使實力不及乾國的日本海軍“公然出沒大洋”，下旨斥責丁禹廷，要他把艦船集中起來，組成“大支游擊之隊”，尋找日本海軍主力進行決戰。
對于皇帝沒腦子的指責和命令，丁禹廷只能苦笑。
護航本來就是海軍的重要職責，海上航線是大乾帝國的生命線，南方的糧食有三分之一是經鐵路運到北方，而三分之二是需要商船從海上運輸的，一旦海上航線被日軍截斷，斷了糧的北方會發生什么情況，不用說都知道。
而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清流們竟然能做到讓皇帝視而不見！
面對這樣的一個黑鍋，丁禹廷根本無法和皇帝強辯，好在現下代理主持海部的慶郡王宜鄺幫丁禹廷頂了回去，宜鄺上奏稱“海道為朝廷財賦所自，萬不能有失，海軍護航為第一要務，非以浪戰為能”，“若棄護航而專攻敵，海道為敵所斷，朝廷糧餉無著，誰任其咎？”這才讓清流們暫時閉了嘴，不敢就海軍護航“保船”一事再做詰難，但對丁禹廷“避戰”的指責卻一直沒有中斷。
3月12日，朝廷就丁禹廷出巡無功一事正式電詰李紹泉。同日，李紹泉一面下令丁禹廷率領艦隊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禹廷急速返回威海，是為布置防務為由向朝廷做出解釋。朝廷則順勢抓住丁禹廷布置威海防務一事大做文章，于次日嚴詞斥責“前據電稱：丁禹廷尋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務。威海僻處東境，并非敵鋒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為藏身之固？”并命令李紹泉立刻調查丁禹廷“有無畏葸縱敵情事”，如有則應盡快撤換。
乾國海軍于3月20日出發的這次東巡，目的地從上次的漢江口外，改到了朝鮮北部的大同江一帶。而出巡的真實用意也與一直以來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軍的這次行動，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尋殲擊弱勢日本軍艦，實際是為了配合陸軍增援平壤，屏護瀕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軍隊乘間從海上登陸搶占平壤，是一次海陸協同行動，因而這次歷時兩天的東巡在殲除日艦方面依然沒有任何戰果。此舉隨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戰派新一輪的攻擊“近日參劾該提督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者，幾乎異口同聲”，清政府高層中清流派甚囂塵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見一斑。遠處天津的李紹泉無法直接參與辯論，只能通過奏章、電報等書面形式為屬下解釋，李紹泉明白丁禹廷是因為執行自己和宜鄺的指令，以保船為先，避免與優勢敵軍交戰，但在暗涌四伏、政敵如林的官場上，他也只得順勢一面向朝廷解釋，一面將責任歸結給丁禹廷，嚴詞斥責以作應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作為李紹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戰派勢力的強大，以及老上司此時所處地位的為難，也明白那些洶洶而來的指責，表面說的是自己，實際的用意是逼李紹泉交出海軍。但那些措辭激烈，乃至言語刻薄的人身攻擊，難免不會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負面影響。3月27日，在向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嶼交涉彈藥、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這樣的表露：“在海軍能出海遠行之船，合堅窳計之，得有四十艘，看似眾多，而海疆萬里，海口星羅棋布，戰事一起，處處須得遮防，現又停購船械多年，勢力勉強，豈能足恃？茲者，似以如此遼闊之海，概以系之輕減數舶之師，不計數力，戰守皆屬，雖絕有智慮者亦為之搔首也。數戰之后，船若有一須修，復力單而無補。存煤及軍械數本不豐，再冀籌添，立待斷難應手。后顧無據，伊誰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驅此一旅，搜與痛戰，敢曰圖功先塞群謗，利鈍之機聽天默運而已”。既有面對洶洶議論的悲憤，也頗有幾分聽天由命的無奈。一個國家的前敵海軍將領，在大戰臨頭，外敵叩門之際，卻遭到了最高權力階層的猜忌、拆臺，乃至無理的誹謗謾罵，而這卻并不是因為他個人的能力問題，只是批評者們想借此更換海軍提督，奪取被洋務派控制的海軍力量，架空削弱洋務派首領李紹泉的實力。一場本應同仇敵愾的對外反侵略戰爭，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派系爭斗內耗的舞臺。
受到李紹泉“斥責”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國海軍各艦管帶，以及洋員顧問，在劉公島海軍公所內召開機密軍事會議，討論制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艦隊能夠解放出來，根據宜鄺和李紹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龍威”、“平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天津大沽口，協助陸軍防御，鞏固渤海灣內的防務，“保京畿無虞”，又派“龍武”、“清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上海，確保長江口的安全，然后調集“揚威”、“揚武”、“超勇”、“開濟”、“鏡清”、“寰泰”、“保民”等舊式裝甲巡洋艦和“濟遠”、“撫遠”、“致遠”、“靖遠”、“海容”、“海琛”、“海籌”、“海煦”等大批巡洋艦專門組成護航艦隊，為商船隊護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經遠”、“來遠”、“寧遠”及魚雷巡洋艦“建驥”、“建勛”、“建業”、“建中”、“建鴻”、“建鵠”、魚雷炮艦“建威”、“建安”、“海鯤”、“海鵬”共15艘軍艦以及“福龍”、“福虎”2艘魚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斬獲，以消弭清流主戰派的口實。從意圖上看，仍然并不想與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發生交鋒，而是想集中己方優勢力量，尋機殲除弱勢的敵方艦船，以達到逐步削弱日本海軍的目的。鑒于日軍兵鋒向平壤、大同江一線推進，日本聯合艦隊軍艦也屢有出沒，乾國艦隊于4月1日抵達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發現日艦蹤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魚雷艇進入大同江內仔細偵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國艦隊主力軍艦駛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灣內警訊大作，海灣外竟出現了29艘白色的日本軍艦！
如同乾國海軍出巡其實并不是主要為了尋殲日本軍艦一樣，日本聯合艦隊在戰爭爆發后很長一段時間的行動，也并不像日本民眾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氣風發。自豐島海戰偷襲乾國運兵船失敗后，擔心乾國艦隊大隊會出海決戰復仇，日本聯合艦隊采取的卻是一種略似乾國的守勢戰略，整個艦隊主力收縮在朝鮮仁川一帶沿海，來往于朝日之間，忙于充當陸軍運兵船的護衛而已，并不敢輕易北進與乾國艦隊主力接觸，這也是乾國艦隊幾次出巡沒有遇到日本軍艦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軍的戰略突然發生了轉變。頻繁在煙臺、威海兩地間活動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向國內遞交了戰爭以來的第11號報告，在這份主要針對海軍戰略的報告內，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國海軍的情況，判斷乾國海軍“已舍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獻策日本聯合艦隊應該立刻放棄株守朝鮮近海的思想，改為“突入渤海海口，以試乾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威海、旅順作戰。彼若不出，則可知其怯，我若進而攻擊威海、旅順，則甚為不利，應將其誘出洋面，一決雌雄。”和這份報告提出的作戰思想異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召集全艦隊艦長會議，布置了攻擊乾國海軍基地威海的計劃。21日上午，由“小鷹”、“第七號”、“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二十二號”、“第二十三號”等6艘魚雷艇，以及“快風丸”號魚雷艇供應艦組成的魚雷艇部隊率先從朝鮮大東河口錨地出發，高速駛向威海。“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剛”、“高雄”、“大和”、“葛城”、“天龍”、“赤城”、“大島”、“愛宕”、“畝傍”、“摩耶”、“鳥海”等本隊、第一、第二、第三游擊隊22艘軍艦隨后跟進，整個聯合艦隊幾乎傾巢出動。
21日午夜，聯合艦隊先頭的魚雷艇部隊因為航速較高，首先到達山東半島東端的成山頭附近海域，隨后隱蔽向威海灣東口航進，意圖潛入威海灣，利用黑夜掩護，向港內的乾國艦隊發起偷襲。6艘魚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灣東口海中的日島附近時，被乾國海軍的巡邏小艇發現，港內警報大作，火箭沖天，日島、劉公島、威海南幫炮臺乃至蚊子船，以及因為鍋爐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內的“超勇”號裝甲巡洋艦紛紛鳴響大炮，開火射擊，乾國海軍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見一斑。在乾國海陸的炮火聲中，日本魚雷艇隊認為已經失去偷襲的條件，擔心遭到損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緯35度51分，東經126度91分的隔音島錨地。
在魚雷艇隊之后出發的聯合艦隊大隊軍艦，繼之于10日清晨到達。“松島”等本隊及第一游擊隊主力軍艦停泊在外海待機，而由“金剛”、“大和”等第二、第三游擊隊的二線軍艦以單縱隊向威海灣東口進攻，意在以二線的軍艦作餌，將乾國海軍主力誘出威海灣后進行突擊，上午7時零3分，日本艦隊與威海海岸炮臺開始交火，由于發現威海港內沒有乾國海軍主力蹤影，只看到“超勇”和幾艘蚊子船，炮戰至上午9時30分左右，日本艦隊撤退，雙方射擊時距離過遠，均未有大的損失。
日本聯合艦隊因為乾國海軍主力不在威海基地，并未達到最初引誘乾國艦隊出港，進行主力決戰的目標，于是重新退回執行護送陸軍登陸朝鮮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竟然出現到了威海灣外，在乾國政府高層中樞引起一片嘩然，清流們自然而然將此事歸結為丁禹廷無能，斷定海軍前一日的出巡是為了躲避日本艦隊，有關日艦在旅順、山海關，甚至大沽口出沒的謠言也隨之四起，越傳越奇，一時間整個乾國沿海草木皆兵，朝廷為之震動，嚴令海軍立刻返回，拱衛京畿門戶。4月2日，正在海洋島一帶巡弋的乾國艦隊主力接到了由海關巡洋艦“金龍”號送到的李紹泉電令，于3日清早6時回到威海，經過緊張的補給工作，15艦2艇于4日再次啟航，在丁禹廷統率下開始豐島海戰以來的第4次出巡。
乾國艦隊這次出巡的范圍收縮到了渤海灣之內，目的變成肅清謠言中出沒在各處港口的日本軍艦。艦隊在廟島群島、秦皇島、山海關、旅順、大沽一帶進行了長時間巡弋，期間還為由大沽裝運軍械、煤炭前往旅順的“圖南”、“四平”號商船提供護航，此后一直到12日才由旅順返回威海，在旅順基地維護修理完畢的“濟遠”、“威遠”、“康濟”、“鎮邊”等艦艇也隨之返回。
乾國艦隊主力回到威海的第二天，朝廷軍機處一改以往通過宜鄺、李紹泉指揮丁禹廷的辦法，直接電諭丁禹廷：“……威海、大連灣、煙臺、旅順等處，為本土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禹廷從重治罪！……”對海軍完全外行的朝廷中樞，直接向海軍下達了不得越出旅順、威海一線的戰略命令，比李紹泉采取的守勢戰略更為極端，一紙電文，正式將乾國海軍鎖死在了渤海灣內。由此可以看出，左右朝廷政令的清流主戰派對于宜鄺、李紹泉的守勢戰略并無任何認識和挑剔，其攻擊的焦點完全在于替換海軍提督而已。此后，清流們對于丁禹廷的攻擊并未告一段落，反而越演越烈，至4月15日達到高潮，3名御史、侍郎同日接連上折彈劾丁禹廷，軍機大臣翁叔平也在廷議中要求將丁禹廷革職，理由竟然是認為丁禹廷造成了在朝陸軍兵敗，16日，光旭皇帝正式諭旨革去丁禹廷海軍提督的職務，清流們對于李紹泉這個洋務派大佬的政治攻勢，獲得初步成功。
被逼至墻角的李紹泉，于19日上奏清廷辯論，長篇痛陳海軍的苦衷，指出因停購船械裝備多年（原本是兩年，但在翁叔平的操作下，實際是永遠停止）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闡述自己的戰略思想“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于拼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不知道是否是受到李紹泉充滿感情的文字影響，還是出于平衡朝廷中各派勢利，在決定丁禹廷去留的最后一刻，一直抱病的仁曦太后竟然親自出面過問此事，5月1日，乾國政府收回前命，下令丁禹廷暫免處分。
在乾國為著派系爭斗，將前敵的海軍提督逼在夾縫之中，將海軍困鎖在內海之時。日本聯合艦隊則在為向朝鮮運兵忙碌地進行護航，自3月1日豐島海戰爆發以來，一直至5月12日，聯合艦隊先后護送日本陸軍數萬人到達朝鮮，一時間身著黑色軍服的日本陸軍，云集仁川、釜山、漢城等要地，朝鮮局勢更趨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