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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凡是談到一金不等于萬錢的材料，總是有些問題。第一條見于《史記》卷九七《陸賈列傳》《正義》，云：漢制，一金直千貫。”千貫，即百萬，漢金一斤無論如何不會如此昂貴。前人已經指出過“千”字乃“十”字之誤。一金直十貫，即萬錢，已是法定之比值。
第二條見《九章算術》卷七：今有共買金，人出四百，盈三千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問人數，金價各幾何？答曰：三十三人，金價九千八百。”
《九章算術》大概是西漢時成書的。它的算例所舉的各種物品價格，雖然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物價狀況，但它們都是假設的算術題目，并不是市場價格的直錄，同時這一題金價九千八百，并未指明金的計算單位和數額，所以不能斷定這里所買的一定是黃金一斤。
因此可以肯定，兩漢的金錢比價有嚴格的規定：黃金一斤等于銅錢一萬。至少在官方價格是這樣。
可是在文獻中卻找不到漢代糧食平價的記載。漢代文獻中關于糧價的資料很多。這些材料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偶然出現豐年，糧價大賤，史學家們借此作文章來歌頌統治者的功德。
“粟石數錢”、“百姓殷富”、“人給家足”等等。二是由于災荒，特別是由于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與統治者之間的混戰，如秦、西漢、東漢三個王朝的末年，生產破壞，戰禍連年，以致出現糧價騰貴，谷石萬錢，民人相食的狀況。
可是獨獨沒有關于糧食平價的記載。
在西漢時，凡是談到糧食石價數十錢時，必有贊美之辭，言其太賤，凡是談到石價百余錢、數百錢時，則有責譴之辭，言其太貴；東漢時，凡談到石價百余錢時，就有贊言之辭，言其太賤，而談到千余錢時，才有責譴之辭，方言其太貴。可以推想，平價當在這太賤與太貴之間。
所謂“文景之治”時，糧價很賤。史稱當時“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
這里雖未明粟多少值十余錢，但據上下文觀察，應是指粟一石來的。另一條材料則當時谷石數十錢，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谷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
粟谷石價十余錢、數十錢，無非是講糧價甚賤，而平價必是在這個價格之上。
二百年后，情況有很大的變化，到東漢中葉，谷石貴達百余錢，竟亦稱為“盛事”，值得史學家的贊揚。如順帝時，第五訪為張掖太守，“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谷石百錢。”由此可知，當時谷石百錢已是非常罕見的了，因此第五訪才得到“循吏”的稱號，可是，就是同一個張掖，在西漢中葉，糧價石百錢不僅得不到贊美。
至于谷石價至二百、三百錢，在西漢時即已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漢書》卷七九《馮奉世傳》：歲比不登，京師谷石二百，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又《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下》云：元帝即位，……齊地饑，谷石三百余，民多餓死。”谷價達到石二、三、四百，就已經是“四方饑饉”，“民多餓死”，可見西漢時糧價平價必在石二百錢以下。
然而，從西漢末到整個東漢一代，就再也見不到谷石數百即已嫌其太貴的記載了。這時，一般要貴至石價一千錢以上，才會嫌其太貴，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如《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紀》：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
《后漢書》卷七三《朱暉傳》：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余。”
又同上書卷五《安帝紀》注引伏侯《古今注》云：永初二年時州郡大饑，米石二千，人民相食，老弱相棄道路。”
《后漢書》卷八八《虞詡傳》注引《續漢書》到，虞詡被任為武都郡守，才到郡時，由于前任吏治**，郡政混亂，民不聊生，以至“谷石千，鹽石八千。”
東漢時，如果遇見了谷石數百錢的價格，必定是大大豐收。
綜上所述，從文獻中看，西漢一代，糧價石數十稱其太賤，百余錢則稱其太貴；東漢，石價數百錢已稱其太賤，千錢以上才稱其太貴。那么我們可以推斷，西漢糧食的平價在石百錢上下，而東漢則上漲到數百錢了。上面引到的漢簡所載石價百錢至百余錢的糧價，都是西漢時的平價。
一斛糧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斤（先前好像寫錯了，寫成了五十四斤，我道歉我認錯，求原諒），按照這樣的價格的話暫且將一斤定為三十錢，而一金等于一萬錢，那么一匹馬就可以獲得差不多三斛，也就是三百六十斤。
而一萬匹戰馬則能夠換取三十萬斛糧草，按一個成年壯漢人平均一天消耗兩斤糧食來算的話，夠幽州軍三十幾萬大軍兩三個月的糧草了，這可是相當的劃算，況且陶謙也不可能真的就給一匹馬十五金吧，這次怎么著估計也能有三十五萬或者四十萬斛糧草進賬，而李忠也不能全部給陶謙那種高頭大馬，這要過得去都行。
對于李忠所的結盟，陶謙也無可置否，但是他考慮再三還是拒絕了，因為他害怕其他人找他算賬，遠的不就九江太守袁紹就是李忠的死地，所以他委婉的拒絕了。
李忠也是一笑置之，他也明白陶謙的難處，而且知道陶謙是個什么樣子的性格，估計比起劉表都要懦弱一些，實在是讓人有些哭笑不得，在這個人吃人的時代居然這種人還能坐穩這一州之牧的位置，真可謂是一種諷刺。
而李忠也沒有強迫他，他知道以后少不了陶謙向他求救的時候。
在陶謙的介紹下，李忠見到了很多這個時代的名士，如糜竺（徐州富商。陶謙任為別駕從事。），陳珪（陳登的父親，沛相，而陳家也是徐州僅次于糜家的大家族），陳登（陶謙請出任典農校尉，妥善種植谷物，減少饑荒。），笮融（，佛教領袖。），趙昱（名士。被陶謙軟硬兼施請出為別駕，后任廣陵太守，為笮融所殺。），徐州大將曹豹（陶謙手下武將，與劉備屯郯東抗拒曹操，被擊敗。后隨劉備。）。
在這里呆了兩天，李忠便啟程朝北面的青州而去，陶謙率一眾文武出城相送。
”主公，前將軍此次前來到底是何意”，陶謙身邊的一名白凈男子問道，此人便是徐州別駕糜竺。
而他身邊的老者便是徐州牧陶謙。
陶謙（1年－194年），字恭祖。丹陽郡丹陽縣（今安徽當涂東北）人。
漢末群雄之一。最初為諸生，在州郡任職，被舉茂才，歷任舒、盧二縣令、幽州剌史、議郎，性格剛直，有大志。
185年三月，隨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對抗北宮伯玉，任揚武校尉，后又隨張溫征韓遂、邊章。188年任徐州刺史，擊破徐州黃巾。
董卓被殺后，各路軍閥陷入混戰，陶謙加入了袁術、公孫瓚的陣營，對抗袁紹、曹操。爾后遣使進京朝貢，獲拜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晚年因戰事上為曹操大敗，徐州大半幾乎遭兵禍所害，以致過度憂勞而逝，享年六十三歲。
陶謙看了他一眼，道：“這位前將軍的心太大了，只可惜我已經老了”，完留下一臉疑惑的糜竺朝城內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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