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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寫九龍城寨很危險，現在嚴打都市，稍有過界就有被封的危險，本來想多寫幾章九龍城寨，想了想，決定就放棄，下面是我準備寫的素材，與其浪，還不如發出了，讓大家看看，喜歡九龍城寨的去查找資料的苦惱。如題，不喜歡九龍城寨的就別訂閱了，浪幾分錢。
長達150年的歲月里，九龍城寨一直是英屬殖民地境內唯一一片中國號稱‘享有主權’的飛地，英方曾多次企圖清拆城寨，受到當地居民抗阻，為此，清朝、民國都曾向英方提出強烈抗議。
1949年后，港英總督兩次有意拆遷，均受內地干預而放棄，不過這一形式在中英談判后改變，1997年英國將正式向內地移交香港島，一方面，英方急于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重建，清除城市建設的積弊，營造繁榮景象，給人從香港‘光榮撤退’的印象，另一方面，中方亦認為，與其等到1997之后由香港特區改造，不如現在由港英處理，去一塊心病。
這個想法很好，問題在于過去中方在反對拆遷立場一貫強硬，突然轉變態度，如何自圓其說，尤其是拆遷所涉及的管轄權歸屬問題，處理須慎之又慎。
中英談判期間，關于城寨拆遷問題，港英方從一開始就通過非正式渠道與中方溝通，不愿將拆遷問題列入聯合聯絡小組會議議程，在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上不作任何承諾，后雙方商定以首席代表寫報告的形式記錄在案，并相互交換副本，以立此存照，有據可查。
這種處理方式實乃罕見，港英的辦事邏輯如下：英方事實上對港英下達了管轄九龍城寨的訓令，然則一方面由于中方干預、一方面由于能力不足。港英并未實施管轄，又由于君令不可違，港英將九龍城寨的拆遷視為自身權利，因而避給人以主動與中方協商的印象。
而在中方看來，既然拆遷征求了中方同意，便可證明港英并沒有管轄權。
當時港英清拆的大的問題是該如何審查寨城居民、商家的業權及資格；如何將四萬名寨城居民安置；如何統籌拆城行動與步驟與及拆城后余下的三萬多平方米面積的地皮用途問題。
在中方與港英多輪談判之下，為了盡量避開管轄權的爭議，把九龍城寨拆遷從一個政治問題轉化為一個城市改造的具體問題——拆遷后在城寨舊址上建造公園，而不發展物業和建造辦公樓。在對于居民的安置和補償方面，“為了避介入香港內部的具體運作。中方不便在磋商中同對方討論賠付標準和安置細節，而由街坊福利會同香港直接打交道又顯得人微言輕”，從而成立了咨詢性特別委員會，任務是確定拆遷和補償的原則，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接受居民的投訴，資助港英房屋委員會進行拆遷工作。
香港發布公告，宣布對九龍城寨拆遷。社會反應平靜。
由于一直以來城寨人管理，為實行補償計劃。港英隨即進行了居民登記工作，據報導，為黑市居民混淆視聽，派六十名警員在署里指揮下協助房屋登記。行動目的是為了逮捕城內非法入境者。
港英總督在宣布清拆九龍寨城時，曾表示預計需安置四萬多居民，并耗資數十億，同時將負責一切有關賠償。在房委會下設立特委會，負責安排安置及登記居民及商家資格。
據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所示，總計起來。共有9420戶，合共28198人獲得安置。在這些住戶中，有3541戶（38）購買了房屋，4804戶（51）遷往公屋或臨時房屋，另外1075戶（11）則自行安排住屋。此外，在清拆計劃完成后，另有32戶合共65人獲得安置。
雖然港英有關部門宣稱將負責一切賠償，但乃未能令四萬名居民滿意其賠償。據了解當時的賠償方案是以當時后的房屋市值計算賠償，想當然其金額遠低于當時同區的市值。加上房屋并非以同區安置作為安排，居民被迫遷入市鎮的公屋，故有將居民作為開荒牛的嫌疑。
對業主的補償是以房屋售價為計算基礎，給予自住業主及非自住業、宅與非住宅用途相同的補償，而自住業主若放棄入住公屋，就可另獲得以房屋售價計算的補償，另外對商業用戶與工業用戶給予特惠津貼。
然而業主們因拆城日期一拖再拖，廠商因而失去大量訂單，另一方面政務司的賠償金額不夠他們再置產開廠同樣面積的廠房進行生產，未見其利，只見其弊，因而引發大舉抗議。城內居民關心的的安置與賠償問題一直得不到滿意的安排，因此這群居民成為拆城的大阻力。
由于港英堅守賠償原則不退讓，居民怨聲載道。官員多次與居民開會聽取意見及談判，乃法達成協意，而當時的小區福利會十分團結，處處與港英事務處針鋒相對，有個別居民不滿官員態度傲慢而露宿抗議，要求司法重審，拆城事件紛擾了三年之久。
結果zf使用拖字訣及刀斬亂麻的手段，將主要出入道圍起圍墻，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強行斷水斷電與拆除已搬離居民地區的街燈和樓梯燈，此舉引起居民們的強烈抗議港英變相迫遷等行為。
清拆行動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為專職處理拆城一事的事務處施行拖字訣策略，即當局不主動向居民談賠償的問題及法律上對簿公堂的方法進行行政拖延，讓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煩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約期滿時私下與業主達成協議，架空對商家的賠償實時的封鋪。
港英同時也刻意拉攏支持清拆的居民組織，維護利益協會，藉以打擊居民團結。由于遷出的居民愈來愈多，加上當局刻意減少對寨城的管理及設施維修，使得區內環境衛生變得惡劣不堪、鼠患橫行、治安敗壞。還有居民表示老鼠咬傷人的事件時而發生，也曾多次遭賊匪盜竊，雖然居民反對聲浪不斷，但隨著環境的惡化，拆城勢在必行。
拆遷前夜，盡管大部分居民已經遷出，仍有部分居民不滿補償金而聚眾抗議，城寨內部貼滿抗議傳單。拆遷之時，道路被警察封鎖，仍然可見到處貼滿抗議橫幅。以中英雙語寫成，而現場指揮執行的多是白人警察。
由標語可見，居民抗議所指的矛頭乃是港府，而以“中國城寨人民”自居，甚至打出五星紅旗。此前內地有ccp在城寨內活動，還成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在拆遷反對派中，有兩個組織，一個貌似是居民自發組織，主張與香港機關談判要求合理的拆遷補償。在其召開抗議集會中，港英議會民主派議員也到場支持。而另一個是這個“人民代表大會派”，打著英國拆毀作為中國的領土的九龍城城寨，不當這個主張。死也不離開城城寨！的樣子。這兩個組織之間并協作抗爭之舉，甚至彼此關系冷淡。被迫遷出后，居民在城寨入口處建造臨時木板房，并貼出各種標語：
“堅決要求港府審判土地征用的負責人損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為！”
“居民不敢想優惠、不敢想改善。不想發財，只求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生存”
“港英祝建勛強搶居民產業，迫害民居。露宿街邊已五個月，這是海盜式人權！”
很多人對拆除九龍城寨持肯定態度：九龍城寨成為香港與社會發展一個嚴重的問題，仿佛一個健康的人身上長了一個瘡，雖非致命之傷，但許多時候使這個健康的人感到渾身不舒服，長期受疾病威脅，現在時機已到……這是大事，也是穩定與繁榮香港有益，以及具建設性的好事，我們在歡欣之余，對香港總督采取此種積極措施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
官方報道將九龍城寨的清拆視作一件偉大政績，事實上并不盡然。
姑且不論貧民居住及產業權利的問題，就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這一清拆舉措也是不甚妥當的。
當年的港英如同大多數城市規劃者與當局，將城市飛地視為靜態的附屬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在西方，許多災難性的城市政策由此而來，莽撞的貧民窟清除計劃，摧毀了數以萬計人口的生計與未來。
在香港，我們所見的正是如此。九龍城寨的政府狀態及種種亂象并非街區本質屬性使然，而是被政府遺棄的命運所致，在長達百年的自生自滅中，城寨發展出一個充滿性的社會結構、持久穩定的社會關系絡及多樣化的社會功能，包括促進社會融合與社會流動、保護和安置相當規模的過渡性人口、提供其經營產業的機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來人口造成的壓力及資源沖突，因為城寨內部自給自足的公共事務供給，實際上是代行了本應由政府履行的職能。
九龍城寨由于其相對連續穩定的人際絡與高度自由的流動性、繁榮的產業、緊密而融洽的社會聯系機制，事實上相當出色地扮演著一個“落腳城市”或曰“過渡社區”的角色，
正是政府在公共事務供給上的缺位才為幫派勢力與宗教福音的面滲入留下空間，對這樣一個街區的整治，可以有好的方式，只需抽除其滋生弊端的要素，如對建筑質量規模、人口進出、產業經營的適當控制，保障基本公共設施與服務的供給，充分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社會結構和機能，城寨完可以再度發展為一個充滿活力的良性發展的城市空間，其可能創造的正效益，或許將遠遠大于zf規劃建設而成的街區。
而采用連根鏟除的清拆手段，疑是為簡單粗暴的方式，盡管在政府的強力與相應的安置政策之下沒有出現可能發生的強烈反與可怕后果。但是，這一舉措除了在表面上實現了城市的整潔與美觀，并未解決反而惡化了是實質問題：這些流動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與人際絡被徹底清除，被驅散至城市的各個角落，被迫去重融入這本不適宜他們的城市空間、承受極高的生活成本。(未完待續。。)
(宣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