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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歷史軍事穿越歷史作品相關作者：我是蓬蒿人[全文閱讀]更新時間：2015120623:48:52字數：7309以下是《舊五代史》的記載：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鑒自嘆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三楚新錄》：馬希范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仆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仆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范輕薄公子，睹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丑，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性明惠，善詞賦。《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洛陽縉紳舊聞記》：桑魏公父珙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鑒》：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嚙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嚙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
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眾，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為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后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余，移鎮兗州。
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眾內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遂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
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扃，上系圣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系安危，理關家國，茍或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
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眾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隔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兇，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萬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圣聰。
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后之名籓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眾，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后，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秋夏雖稔，而帑廩無余；黎庶雖安，而貧敝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后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兇器也，戰者危事也，茍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灶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雷，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眾，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回，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征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過求姑息，邊籓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
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后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谷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余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里形勢，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籓，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愿回深慮，免起奸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圣躬；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逾，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
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征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為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疏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勛，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后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為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為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系在朝夕，乃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
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契丹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己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為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契丹主：維翰自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并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
維翰少時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為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喧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秘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并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眾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為報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睹其詞氣慨然，股粟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棱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以下來自百度：
后晉建國以后，桑維翰成為了權傾朝野的開國第一功臣，但后晉臣民大多數都反對石敬瑭和桑維翰這種喪權辱國的外交政策。天福三年（938），桑維翰出主意將楊光遠移鎮洛陽，引起楊光遠的不滿。楊光遠上書指責桑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6]石敬瑭于次年將桑維翰外調相州（今河南安陽）節度使，一年后又移鎮兗州（今屬山東）。天福六年（941年）六月，鎮州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抗疏請討契丹，引來巨大響應，這可以說是后晉朝野反抗情緒的總爆發。在這種關鍵時刻，桑維翰立刻上密奏，力陳對抗契丹的“七不可”，從安重榮抗疏原因，后晉、契丹雙方力量對比，國家內政狀況，對抗與和親利弊等方面論證了維持與契丹修好的關系，有利于國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農。俟國無內憂，民有余力，然后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7]這說明桑維翰并非絕對主張對契丹屈從，一旦形勢有變，時機成熟，還是要求改變這種屈辱現狀。石敬瑭同意他的意見，沒有反叛契丹。
桑維翰雖然有賣國之嫌，但他的政治才能還是相當不錯的，也有一些值得稱道的政績。后晉建立之初，他就建議朝廷“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重視農業生產和商品流通。他治理相州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兗州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6]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積弊，詔天下諸州普遍實行，“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6]而且，桑維翰才望素重，其助后晉立國之才得到史家充分肯定。史書記載“開運元年(944年)六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8]桑維翰于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受排擠罷去樞密使一職，次年四月因時為樞密使的劉處讓奏對多不稱旨而廢樞密院，一旦復置樞密院，即以桑維翰兼樞密使，其才能可見一斑。桑維翰經邦治國之才還表現在健全國家機構、選拔人才上。如復置學士院，注意選賢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為左拾遺，抵制以親舊用事的馮玉授官不當之舉。桑維翰命官公正，亦可從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證。[9]
天福九年（944年），晉出帝石重貴繼位后，桑維翰被調回中央，任命為侍中，但是實權在主張與契丹絕盟的大將景延廣手中。桑維翰多次上言與契丹請和，都被否定。由于后晉不“恭順”的態度，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舉南侵，劫掠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晉不少損失。桑維翰乘機讓人在石重貴面前說：“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1]于是石重貴就把景延廣調離朝廷出守洛陽。桑維翰得以重返宰相之位，被擢升為中書令，同時又恢復設置樞密院，以他為樞密使，再度成為后晉最有權勢的人物。
桑維翰第二次掌權，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能，達到了“數月之間，百度浸理”的效果。[6]可是他憑借權勢，廣收賄賂，“仍歲之間，積貨巨萬”，引起朝野非議。[6]李彥韜、馮玉等在石重貴面前攻訐桑維翰，石重貴想立即罷黜他，后經劉昫、李崧等勸解，才采取逐步分權的做法，由馮玉先任樞密使再任相職來削奪桑維翰的實權。于是桑維翰乘石重貴生病之時，向太后建議“為皇弟石重睿置師傅”。石重貴病愈后獲悉此事大怒，就罷去他的相職，出任開封府尹。此后他就稱有“足疾”，很少去朝見。[1]
桑維翰被貶謫以后，后晉向契丹稱臣的政策發生改變，這直接為后晉政權帶來滅頂之災。開運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契丹出兵將滅后晉，桑維翰四處奔走，求見當政者馮玉及出帝石重貴，但都拒不接見。[1]隨后契丹攻入開封滅晉，桑維翰被降將張彥澤縊殺。關于桑維翰的死因，《舊五代史·桑維翰傳》的記載是石貴重為了避免耶律德光追究他背叛契丹的責任，便密令張彥澤殺桑維翰以滅口，而在《舊五代史·張彥澤傳》及《新五代史·晉臣傳》中的記載則是桑維翰大義凜然地斥責張彥澤，張彥澤羞愧難當，加上挾私怨，因而縊殺桑維翰，并對外宣稱他是自縊的。也有說法是張彥澤貪圖桑維翰家的財貨而將他殺死。總之，桑維翰不大可能是被石重貴指使殺掉，應該是張彥澤為了個人恩怨或貪圖財物而將其殺死的。《新五代史》對他的臨死前這樣一段描述：“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1]可見桑維翰還是一個相當有骨氣的人。
桑維翰作為石敬瑭賣國的幫兇而一直遭到后人譴責。歐陽修評價桑維翰說：“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撫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1]
宋朝胡寅就桑維翰對內的失策這樣評論道：“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概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于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欲御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啟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10]
但是對桑維翰的評價也隨著時代變遷有變化的過程。在北宋時期，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對桑維翰的治國之才十分推崇，甚至歐陽修與司馬光對他的態度都極為溫和。直到民族意識高漲、理學興盛的南宋時期，對桑維翰的批判雖然日漸加重，卻仍然存在一定爭議。相對于張浚、朱熹、陳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認為桑維翰雖有謀國誤國之罪，但“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13]南宋著名政治家陳亮將桑維翰與唐高祖、郭子儀并列，批評他們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國”，令后世大受其患，但也將他們稱為“明君賢臣”。[14]陳誠之、吳曾、劉克莊等人也對桑維翰予以了肯定。南宋滅亡以后，桑維翰被牢牢地釘到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了王夫之所評價的“萬世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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