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家里也正吃著早飯，飯桌上除了妻子黃仲玉外，還有已故前妻王昭所生的次子無忌，黃仲玉所生的長女威廉、三子柏齡。這和楊家一樣是五口人，不同的是，無忌十九，威廉十三，最小的柏齡也有十一歲，這么大的孩子都懂事。食不言寢不語，一家人安靜的吃飯，不過一夜未睡的蔡元培明顯沒有食欲，只吃了兩口就回書房看書去了。
楊銳這個總理一辭職，內閣解散后他這個學部尚書也當不成了，而稽疑院代表又屢次對各黨派提交的總理候選人做棄權處理，使得政府一直由虞輝祖、謝纘泰為首的看守內閣管理。雖然，辭職以自清的行為在他看來是對這個國家不負責任的表現，但卻沒有多少人指責這種行為，反倒是幾乎所有人把矛頭指向他，認為是他想坐總理的位置，所以用‘拿破侖第二、王莽第二’之語逼走了楊銳。他是整個事件的責任人。
楊銳辭職的次日帝國日報就給他封了一個‘當世東林黨’的外號，并認為總理真想篡權的話，開國那會就做了，何必等到以后。帝國日報是大報，所以算是客氣的，一些追求發行量的小報則把他以前的往事翻了出來。著重說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拒俄時他根本就不想革命，只希望滿清能出兵拒俄，這可謂是無識；第二件事是杭州舉義后革命軍大敗于清軍，他雖自殺以謝罪，卻使得革命軍士氣大衰，根本沒有后來總理那封電報所展現的決斷和魄力，這可謂是無能；第三件事便是被俘后他受滿清優待，一直茍活到北京光復，此時全國已基本在復興軍掌控之下，他完全是坐享其成，此所謂是無功。
一個無識、無能、無功之人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去指者一個有識、有能、有功之人，報紙上說這是嫉妒功臣、陷害賢良，根本就是小人行徑。文人是無良的。特別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罵的更是毫無顧忌、痛快淋漓，根本就不知道蔡元培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的。
輿論如此，各國的大使也對楊銳辭職表示不安。眼下布爾什維克正在和德國談判，打算退出戰爭，而中國遠征軍因死守巴勒迪克，損失據稱接近十萬。此刻因為海運不便美**隊抵達歐人數不到二十萬，德國人卻開始從東線抽兵。各國政府都希望中國政局能盡快恢復正常，盡早對歐洲增兵，是以對楊銳辭職從根本上反對。為此，各國學者都對中國現行政體進行論證，認為眼下中國最合適的就是一黨獨大，開明**；日本人也不知道處于什么原因，居然還邀請楊銳去日本出任總理大臣。
輿論、洋人，兩者互相配合間，稽疑院諸多代表也開始表示不滿，一些代表公然宣稱：民主不能當飯吃。自由不能拌菜炒。現在國家不是實現民主和自由的問題，而是滿足溫暖和富強的問題。只要能讓百姓穿暖、吃飽、有錢、不受欺負，那誰就是中華的圣人。百姓要的是農技員，要的不是東林黨。
潮水般的反對和變著法子的詛罵，讓蔡元培本就敏感的神經倍受折磨，昨天晚上更有幾個激進分子在宅子外扔磚頭，他一晚上都沒睡好。與楊銳剛剛辭職那會的心情不同，此時蔡元培有一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委屈。
以虞自勛和他討論的結果看，楊銳是比皇帝還要可怕的獨裁者。因為即使是皇帝，也必須遵守君君臣臣的儒家規條、種種祖制。可楊銳完全沒有這個顧慮，革命的時候想殺人就殺人，嚴州的地主、會內的異己分子。都因此死了不少；土地政策說好了只減租的，可后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沒出幾個錢就把地主的田全給征了，因此抗命而死的人據說有好幾萬。
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手中不但有政權還掌控思想，這就使得他不但是一國之長。還是民眾心中的神祗，不但平頭百姓信他，讀書人也信他。前明太祖朱元璋頭上還有一個孔子，在楊銳頭上連孔子都沒有，長此以往，他只會變成一尊活著的神。
手中拿著一本書，可半天了還沒看見去一個字。蔡元培愣神胡思亂想間，妻子黃仲玉進來了，她將泡好的茶放在書桌上，而后從背后靠著他的肩柔聲道：“孑民，我們還是回老家吧。”
“哎……”蔡元培將妻子日漸粗糙的手握了起來，很明白她的擔心，他道：“以前是為了革命，現在是為了民主，總是要擔些風險的……”
“可柏齡他們還小啊，現在學校里的同學都對他們不好……”黃仲玉說了半句就說不下去了，總理辭職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自己的丈夫，蔡府的幫傭去外面賣菜都遭賣菜農戶的白眼，孩子就讀的學校諸多同學也遠離他們，似乎整個世界都在敵視蔡家，這是她最受不了的。
“等明年，安排他們去滬上讀書吧。”蔡元培道，“再過些年就讓他們出國留學去，無忌不是要學農業嗎，就讓他學農；威廉喜歡畫畫，就讓他學藝術吧。還有柏齡，他還太小，先看看他自己喜歡什么了。”
“恩。”聽見丈夫都有安排，黃仲玉點了點頭，孩子的事情放下后，她又再問道：“你和竟成到底是怎么了？都是以前的革命同志，你們怎么會……”
“你不知道吧，西歷上，竟成和我居然是同一天生的，過生日是一起的。你想想，要是兩個一樣的我卻秉承不同的思想，那會怎么樣？”蔡元培不想把事情說的那么復雜和危險，只好拿西歷生日說事。其實很多時候，他發現自己和楊銳性格上是很相像的，用他最近看的西洋星座術來解釋，山羊座的人天生就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而出生在11日的人對等西洋塔羅牌第十一張：正義！
嫉惡如仇、極富正義感和道德感是這一天生人之天性，不過看到這里蔡元培就覺得有些事星座術解釋不通，因為楊銳干的很多事情都不符合正義與道德，特別他居然要殺掉全國數百萬士紳以獲得他們的財產田畝，寧愿死上一億人也要實現國家富強，這種堪比秦始皇的殘暴讓人不寒而栗。
背后的妻子不知道蔡元培此時臉色變的極為難看，她聽完蔡元培打得比方。稍微放心之后又道：“那你們兩個就不能求同存異么，非要鬧的這么僵？”
“竟成是國家至上，我是個人至上，我們其實是殊途同歸罷了。”蔡元培撫著妻子的手。輕描淡寫的闡述他和楊銳分歧，而這時，管家通報有客來訪。
“先生無事就好，看了今日的報紙，我擔心先生出事便趕來了。”在蔡元培的書房。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由己關切說道。“楊竟成人雖然辭職了，人也離開了京城，可魂卻留了下來。**的力量這么強大，真是讓人不寒而栗啊。”
“是啊。”蔡元培拿起妻子泡好的茶喝了一口，“禮部這幾年都在宣傳岷王，宣傳忠君愛國，根本就沒有宣傳民主自由，不但不宣傳，還處處遏制。現在竟是成走了，可……”蔡元培說到楊銳辭職。臉上忽然變的有些不好看，“我感覺這一次是我太過操切了，如果能緩上幾年，那情況要好得多。”
見蔡元培居然有這種思想，陳由己立馬道，“先生，我們勢單力薄，民主思想要在中華開花結果，當越早越好，千萬不能有與敵妥協之思想。現在稽疑院選不出總理。可等來年春天，總能選出吧。我們當趁熱打鐵，學部應盡快廢除文言文，推廣白話文！”
陳由己說的熱切。再道：“幾道先生、適之、德潛、樹人和我都認為：要想傳播新思想，必先推行新語言，也就是白話文。須知，語言是世界最后的邊界！我們所見、所感、所想、所思，大多都是用語言來表達的，所以說。語言決定認知。使用什么樣的語言，就會有什么樣的思想。正為化學、格物有專用的名詞一樣，每種思想都屬于自己的一套語言體系、專用的名詞和固有邏輯，這些是表述思想的唯一方式。
禮部章枚叔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勒令政府、學校不得使用白話文，只能用文言文；可對文字，不管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禮部向來都不做限定，只求看得懂。
我國歷史悠久，從商周開始到現在，文言文可謂一脈相承，這就使得現在的讀書人拿起幾千年前的古書，只要字認得，那文章大致的意思都能讀懂，其蘊含的思想亦能傳承。這也就是說，數千年前的思想即便今天也還能輕易獲取，這對推行新文化最為不利，只有當大家只用白話文，根本看不懂文言文的時候，舊的思想才能根除，新的思想才能建立，而唯有建立新的思想，民主和科學才能深入人心。”
陳由己不愧是開創一個時代的偉人，語言和思想的邏輯聯系再也沒有比他此番表述更清楚的解釋了。正如教士有一套語言體系、麥克思主義有一套語言體系，毛太祖思想有紅寶書一樣，什么樣的信仰，就說什么樣的語言，不同時代的文章，文風和用詞總是不同的。文字不是文化的關鍵，語言才是重中之重。是以，正如用紅寶書絕對拼湊不出民主自由一樣，文言文里面只有等級和**，當然，文言文里面會有其他東西，可為了新文化，誰又在乎呢？
趁著楊銳辭職，禮部章枚叔不當朝，盡快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北大文學院那些提倡新文化年輕人的一致觀點。不廢除文言文，跟那些老學究拼學識，千百個胡適、劉半農、周樹人加起來也不是對手。可把文言文廢了，將老學究們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數十年后，當他們這些人牛氣沖天坐鎮百家講壇給那些看不懂文言文的文盲科普傳統文化時，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宗師、大師，這些頭銜更非他們莫屬，他們將是新舊交替的一代神人，后面的人只能沿著他們開創的岔路前行。或者說，學識不夠卻要當學霸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所有人的智商全數拉低，當所有人都進入文化荒漠時，最后看到的那片胡楊林將是他們對森林永久的回憶。
心領神會陳由己所想的蔡元培想了一想。道，“可有人說，廢除文言文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殘暴千萬倍的之舉，這等于是將以前數千年的典籍付之一炬。以后再有沒有人看得懂那些東西了。”蔡元培說完又道，“我不是不同意提倡新文化，我只擔心廢除文言文阻力太大，畢竟全國各地都有不少儒生，他們還開著許多私塾。影響力絕對不小。”
“那就先以學校必須公辦的名義將那些私塾都解散了，儒學已是死老虎，我們可以倡議‘打到孔家店’，就像日本幾十年前做的一樣。”陳由己言辭有力，再也沒有比當下這種局面更好辦事的機會了。
“能發動得起來嗎？”蔡元培說道，“馬上就是年關了，學校里學生早就放假了吧？”
“學生是放假了，但這些事情可以明年開學后開始。”陳由己道。“即便那時候楊竟成回來了，對此也將無所作為。”
見陳由己說的這么自信，深深了解楊銳的蔡元培卻是閉目。好一會才道：“仲甫啊，千萬不能小瞧了竟成。他能有今天不光是運氣，而在于思想。他和枚叔不一樣，他對任何新的東西都是一點就透，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他老早以前就知道了一樣，其中的缺點優點，一蓋盡知。”
“先生，可自由是人的天性，學生又最是反叛、最追求自由。民主或許還有不同說法，可以詭辯，但抨擊儒教、提倡自由和科學，他總沒話說了吧。”陳由己一臉的不相信。楊竟成能鼓動農民，但對學生，確切的說是對現在的學生，他相信他是無能為力的。
“仲甫，你們千萬不要輕敵，你要記住一句話……”蔡元培目光炯炯的看著陳由己。很是嚴肅，“在竟成身上，什么奇跡都可能發生！”
蔡元培說著奇跡的時候，看著天源果品公司神武六年財務年報的楊銳也對突然出現在滬上的徐錫麟說著奇跡，真是想不到他會冒出來。不過想來也奇怪，秋瑾、蔡元培和他熟悉，自己也特別賞識他，他更獨立于復興會正規系統之外，和事佬由他來做是最好不過的了。
一番客套的徐錫麟坐下后笑道：“竟成是準備在滬上度歲嗎？”
“不是，已經托人去買火車票了。一直忙于公務，這次是要回桑梓度歲，除了認祖歸宗，仙鳳也要葬在老家祖墳。”楊銳把程莐手里的茶接過，客氣的放到徐錫麟面前，而后道：“伯蓀你不是在北京的么，怎么來了滬上？”
“竟成一走，京里就亂的不成樣子，我在怎么坐得住。”急公好義是徐錫麟的稟性，得悉那一日常委會發生了什么之后，他便自告奮勇的來當和事佬。“竟成當日之語初聽讓人不悅，可細想這里面卻無半點私心，只是璇卿和孑民都是理想慣了的人，對這些實話真的是難以接受啊！”
聽徐錫麟這樣解讀秋瑾和蔡元培，楊銳笑道：“璇卿我是理解的，當她發現復興會和滿清在統治本質上豪無差異時，她做出退會的決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她這邊，只能說她把革命相像的太美好了，其實革命并不是那么美，而是非常的骯臟。
她真的忘記了，人，本應是獸，然后再是人。如果說惡是獸性，那善就是人性。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說過：‘人生就是一匹用善惡絲線織成的布，我們的善行必須受我們過去過失的鞭撻，才不會過分趾高氣揚；我們的罪惡有賴于我們的善行把它們掩蓋，才不會完全絕望，’
和人一樣，復興會不可能只做好事。如果說掌控政權是復興會惡行的話，那么在掌權時所推行的那些政策，便是它的善行。善惡之間并無絕對，有的時候更難以區分，真要將復興會所有的一切都想象的金光燦燦，那就是不切實際了。”
說到這里，楊銳看了凝神細聽的徐錫麟一眼，道：“伯蓀，其實說真的，我們和同盟會并無本質上的差別，我和孫汶也沒有根本的不同。真要說兩者存在差異的話，那就是我這個人很懷舊，我愛這個國家從古到今的一切；而孫汶，他愛的是美利堅。恨不得將這個國家碾碎了按照美利堅的模樣重鑄一次。。
同樣的……”楊銳站起身道，“我和孑民的差別也在這里。他覺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已經無藥可救了，需要把西洋的民主自由引入。可讓人覺得諷刺的是，孑民看西洋民主是善得不能再善的東西。可實際上民主卻是一種源于自私的惡。
就像西洋經濟學一樣，其兩大基礎之一，便是要所有人都必須是理性的、自私的，只有人人只為自己考慮、不顧別人死活，市場才能正常運轉。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自私自利并無不對，不管是辛勞所得、還是詐騙所取，誰的錢財都不是大風刮來了，可問題他將一種基于惡的東西當作是善，并且敲鑼打鼓要去迎進來，那就非常諷刺了。
他連民主的前提是公民必須理性自私都不知道，就四處宣揚它，而且抨擊我獨裁**，這不得不讓人懷疑他的智商。我是贊同一定程度上的**，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而是整個復興會的**，他反對這種**就是反對整個復興會，這是我無法接受的。
想想吧！當農會會員、當復興軍戰士、當復興會員，為革命、為國家犧牲的時候，沒人說什么人性、說什么民主；可當要茍活的那些人犧牲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跟你說人性、和你談民主自由。我就想不通，為革命為國家犧牲的烈士就那么的卑賤？！卑賤的連他們的犧牲也常常被說成是一個傻瓜上了當，而活著的坐享其成的人卻無比高貴，封了一個校刊就嚷著破壞了言論自由。呵呵，真是欺負死人不會說話。”
積累了大半個月的怨氣和怒火慢慢平復。冷峻的言語里，徐錫麟聽出了一股悲涼。沒有犧牲就沒有勝利，可現在坐享勝利的人卻拿著人性和民主來給自己標價。這是民主人士的邏輯，但在楊銳這個革命領袖看來。這是極端的不公平——我們當年為革命犧牲的時候，可曾放過半個屁？現在封了一本亂國雜志，就有人喊著侵犯了人權，不尊重人性和民主。
“竟成，璇卿這段時間也在想你那天所說的一切，她說她知道你那些話都是對的。可她就是無法接受這些，所以，她說她還是退出常委會的好，以后只做女屆復興會的會長，督倡督倡女性權益。”徐錫麟把秋瑾的話帶到，但還沒有說蔡元培就被楊銳打斷了。
“你告訴她，要想提高女性的地位，那就必須讓女人走出家門，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要不然女子手里沒錢，永遠要低三下四。只有她人在常委會，才能在各種決策中保障女子的權益，不然，女人永遠被男人壓一頭。”楊銳道，聽聞秋瑾的傳話，他心中頓時輕松了不少。
“好，我會轉告她的。”徐錫麟道。“孑民那邊可就……”他自嘲的一笑，再道：“我和他有些說不通。想來是孑民書讀的太雜、想的太多了。”
“伯蓀啊，我和孑民真沒有什么好說的，雖然以前是戰友，可現在我和他不再是同志。”楊銳說到蔡元培聲音冰冷了不少，“他，還有他那幫人，繼續胡鬧下去的話，最好的結局就像俄國那些民主自由分子一樣，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亞，有工資拿、有風景看，權當旅游；最壞的結局就是遇上布爾什維克，全被處決。”
“竟成，不至于如此吧。”這兩個結果都不是徐錫麟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很吃驚。
“伯蓀，我以前認為社會發展的指向只會是民主，可現在，我才發現我錯了。”楊銳道，帶著深深的思索，“社會的發展其實總在**和松散之間搖擺。一個**的社會最終會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構，使他們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種自由，可在不具備民主基礎的國家，這種民主自由的代價就是社會變得無比松散，處于無政府狀態，然后極端強權便趁勢崛起了。這種情況就像現在的俄國，沒有人能阻止布爾什維克掌權，因為可以阻止的人全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構了，于是整個俄國開始上演悲劇。我，還有復興會，不會讓發生在俄國的事情在中國上演。”
聽著楊銳的述說，徐錫麟忘記和事佬的身份，探究的問。“那什么是民主的基礎呢？”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會嬗變；讓文化嬗變到一定程度，政治就會變革。任何打算跳過這一程序、拔苗助長的人都會遭到報應；或者他運氣好早死了，但余下的人會替他遭受這種報應。”楊銳大馬金刀的坐著，說的斬釘截鐵。(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