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顧惜朝
天上神權，地上皇權——一個解不開的歷史死結
在生產力十分落后的中國封建社會，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廣大貧苦農民在試圖推翻而還沒有足夠力量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時，往往采取一種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初期，為了爭取群眾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襲了這種形式。洪秀全自稱上過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賜給他寶劍、金璽，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斬邪留正”。這樣，洪秀全就把自己變成了“神”，成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穌的胞弟、奉天承運的人間君主。而中國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國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寶座之后，便始終以“朕”自稱，并反復強調“天朝嚴肅地，咫尺凜天威，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同時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貴福為萬歲。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為上帝次子之后，楊秀清、蕭朝貴亦分別假托天父上帝與天兄耶穌附體傳言。這樣，在人間天上，太平天國內部便有兩套相互沖突的權力系統。在人間，洪秀全是太平軍的最高統帥、太平天國的君主天王，洪與楊、蕭是君臣關系；但在上帝教中，洪與楊、蕭之間又由君與臣變為子與父和弟與兄的關系，即貴為天王的洪秀全亦須服從代天父、天兄傳言的楊、蕭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與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權與君權之間，權力交叉，尊卑顛倒，形成太平天國政教合一體制中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這種神權與皇權的矛盾交叉，既是楊秀清謀奪之結果，又為其進一步專擅并最終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創造了條件。
建都天京以前，東王楊秀清尚能維護天王洪秀全的權威，但此后楊秀清漸以天父自居，獨斷專行，時時覬覦皇權的寶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撫綏萬方”，楊秀清則提出“四海之內有東王”；洪秀全要“天下萬國朕無二”，楊秀清部署的門聯上則公然書寫“參拜天父永為我父，護衛東王早作人王”。楊秀清“威風張揚，不知自忌”，最后發展到杖責天王，逼封萬歲，結果洪、楊之間，皇權與神權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無法調和，一場慘痛的天京內訌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天京事變之后，皇權和神權雖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統一，但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話已在太平軍中徹底動搖了。同時，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權亦日趨衰微。先是，翼王石達開回京輔政，洪秀全見其眾望所歸，擔心大權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發為安王、洪仁達為福王，用以牽制翼王，且有謀害之意。結果石達開不想作楊秀清第二，憤而離京出走。石達開的遠征不歸，雖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領十余萬精銳之師走上分裂的征途，極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到天國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達處理；太平軍內部“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現象日趨嚴重，甚至“私鐫印信”，“私給官憑”，“私與官職”。洪秀全疑懼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眾建諸王以分其權，結果濫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山頭勢力，以至出現天王不能控制主將、主將不能指揮軍旅的嚴重局面。
地上天國，封建體制——產生的溫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創建的上帝教與基督教和中國某些傳統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滿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間建立“小天堂”。天國的領袖們亦以此相號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圍前，詔曰：“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勞馬汗。”東王楊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則服御顯揚，侍從羅列，乃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擁，威風排場，可謂蓋世。”許多參加金田起義的上帝會會眾就是抱著當“將軍”、作“夫人”的目的而來的。所以建都天京后，“無功不受祿，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來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國高級領導層中泛濫開來。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更的終極原因，均取決于時代的經濟，而任何經濟制度又都有它相應的上層建筑。在地主經濟和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十九世紀中葉，以推翻腐朽的晚清王朝為己任的太平天國運動，并沒有創造出“新社會的物質條件，所以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不可能擺脫傳統封建皇權體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時，太平天國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權的雛形；建都天京后，其內部的等級愈加森嚴，尊卑愈加分明。從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層兩司馬，其間分為16個等級，無論朝儀、稱謂、冠服、旗幟、儀仗、文體，無不“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嚴的等級制與“朕即天下”的皇權制度，既是封建政體的基本結構，又是太平天國培植的溫床和土壤。進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國之事交給楊秀清，自己則深居宮中。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夫妻不能相聚，他卻擁有88個妻子，縱情享樂。史載，天王府四周“幾及十里”，建筑宏偉，“雕琢工麗，飾以黃金，繪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龍，鴟吻用鎏金，門窗用綢緞裱糊，墻壁用泥金彩畫，取大理石鋪地”，光耀射目。而楊秀清的東王府亦周圍六七里，“窮極工巧，以耀同儔”。在洪、楊等人影響和“小天堂”享樂思想的驅動下，太平軍諸王及其將領們也都大興土木，上自武漢，下至蘇杭，王府宮殿，相望道次。這種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連李鴻章等人都不禁感嘆道：“然奢縱不倫至于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諸王奢糜如此，軍中亦然。
太平天國的英雄們雖然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但其本身固有的農民階級局限性也在取得階段性勝利后暴露無遺。在其內部，尤其是高層領導集團中，爭權奪利、競相腐化之風迅速蔓延，無情地侵蝕著太平天國的軀體。
聚也上帝教，離也上帝教——宗教對太平天國的巨大影響
“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人間天國理想來動員民眾；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等避邪享樂的宗教理論來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極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時取消上帝教，將大權集于一身，矯正神權與皇權交叉矛盾的政權體制，也許可避免后來發生的許多悲劇。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僅將所謂天父、天兄下凡顯示的“無數神跡全能憑據”刻為詔書，廣泛印發，而且將太平軍血戰所取得的勝利均歸于“托賴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揚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顯全能，即可掃蕩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顧人力之所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畝制度》中進一步規定：凡25家設一禮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禮拜堂，由兩司馬教讀《舊遺詔圣書》、《新遺詔圣書》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聽講道理，誦祭上帝。除七日禮拜上帝之外，太平軍還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飯前謝上帝。同時，對上帝教以外的意識形態，包括諸子百家之書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另外，每年開科取士的題目亦以圣經為主，應試者對于圣經知識的多少，作為獲選與否和任職高下的標準。這種政教合一的組織系統與遍及各階層的宗教教育，將上帝教教條與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為一體，使整個太平軍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錮，每一名天國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實信徒。所以當時的外國官員記載說：太平軍“很注重虔誠和獻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禮節和儀式方面，他們是很規矩的，甚至是狂熱”。但宗教畢竟是顛倒了的世界，繼天父三子馮天山、天兄代言人蕭朝貴先后中炮陣亡，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又死于內訌之中。于是，上帝無所不能的神話便在太平軍中徹底動搖了。當時天京城里的民謠曰：“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
太平天國后期，洪秀全反復強調君權神授，并不斷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國藩的湘軍已把天京團團圍困，在天國形勢萬分危機之時，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洪秀全竟斥責說：“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穌圣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于水，何懼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國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遺體被湘軍從天王府中掘出，舉火焚之。上帝的神話從此便與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燼。
得人則昌，失人則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這是漢代劉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與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遠遠比不上與他刀兵相見的湘軍首領曾國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連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間的“神”。所以他們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華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實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實際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設地上的天國，必須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們也曾竭力搜羅知識分子，或開科取士，或設榜招賢。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的過激行為，致使大部分知識分子退避三舍。同時，對進入太平軍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載：“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后，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蓋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問及官兵與太平軍某事好、某事不好時說：官兵多用讀書人，而太平軍中無讀書人。其實，太平軍中也并非沒有文武兼備的人才，如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軍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們并沒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時，按照上帝教的規定，凡是拜上帝者皆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為妖徒鬼卒，均在斬殺之列。這樣以順逆、人妖來劃分敵我，又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同樣，狹隘的宗教信條還使太平軍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軍。如上海小刀會起義之后，首領劉麗川等極欲歸附太平天國，上書洪秀全愿受驅使，但天國始終未派兵接應，任其孤立無援，終至敗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會、紅錢會，江西的邊錢會，廣西的升平天國、大成國，包括淮河兩岸的捻軍等各地各民族起義，太平天國均未能很好地與之聯合。結果，各支農民起義軍分別被清軍鎮壓。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國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縱觀太平天國戰史，我們很難看到一種謀定后動、貫穿全局的戰略計劃，卻常出現坐困突圍、隨機性較大的戰略失誤。如金田起義之后，洪秀全不及時帶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黃江口駐扎57天；在武宣東鄉登極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爾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盤桓半載有余，給了清廷從容調兵遣將的機會。軍事上的一連串勝利，又使天國領袖們忘乎所以，以為“百萬銅關，盡行打破，實賴天父天兄之權能”，而非人力之所為。故建都天京后，洪、楊等人置清軍在天京和揚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營于不顧，分兵北伐和西征。
當時太平軍雖號稱百萬，但除去老弱婦孺，能戰之兵只有十萬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毀威脅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營（時兩大營兵力不足三萬人），然后以天京為中心，上取武漢、九江、安慶，下取上海、蘇、杭，建立鞏固的江南根據地，最后再揮師北伐，與清廷爭奪天下，也許會取得劉邦、朱元璋的勝利。但天國領袖們計不出此，卻匆匆將全部太平軍兵分為三，結果無論留守天京，還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優勢，實際上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不修德政，治國無章——洪秀全等人治國政策的檢討
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這種兼法律與軍規的宗教教條，在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國并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之策，而是將治軍的上帝教教規直接推行于社會，結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經濟方面，進入南京之前太平軍還采取保護農工商政策，“買飯求漿，多給市值”。但建都之后，楊秀清便發布《待百姓條例》，實行廢除工商、田畝歸公的政策，“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歸天王”。太平天國又設立百工衙，集中各種工匠為天國服務，“但有口糧，并無雇錢”。這種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義之后，在獨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驅使下，太平軍視“諸凡百神皆為妖魔，遇廟像輒焚毀”，以致“所過廟宇祠觀，無論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殘剝”。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劇升溫，“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錐牛屠狗之場”。對于儒家經典，則禁之惟恐不絕，毀之惟恐不盡。其后，因楊秀清提出不同意見，洪秀全雖下詔設刪書衙，宣布孔孟經書待刪改刊行后始準習讀。但直到太平天國敗亡，刪改之書也未能問世，孔孟之書仍被禁止。太平天國如此摧折作為漢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書的做法，與推崇儒學的清王朝形成鮮明對照，其結果不啻將整個士大夫階層乃至普通民眾，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在社會管理方面，太平軍所占之地，凡城鎮居民不管信仰愛好與否，先將財產集于圣庫，按男女分編入館，然后嚴格履行拜上帝儀式，誦習天條，贊美皇上帝。這種取消家庭、違背人倫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數人民的強烈不滿，以至“嗟怨之聲”，長久不息。同時，太平天國還將上帝教強行推向社會，迫使人們改變風俗。如：不許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間供奉家堂”；禁止人們按傳統的舊歷過年，并取締民間過節時與天情相悖的所有舊俗；禁止民間飲酒、吸煙等等；這一系列以宗教治國的政策必然與傳統社會發生激烈的沖突，故當時處罰、殺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國洋務丞相的羅孝全說：“他們的政治系統和他們的神學是一樣的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并且不相信他們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象完全存于軍法，由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是在殺人這條線上走。”如果去除誹謗之詞，這種看法亦不無道理。
150年前爆發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了，她曾使無數英烈們抱恨終天。她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和興亡得失，盡管可以任人評說，但其用鮮血和生命鑄成的慘痛教訓，卻永遠值得后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