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直以來，朱濟世一直有一個錯誤的觀念——種地應該是一‘門’專業，一‘門’很有“錢途”的專業，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農民群體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農民工的副業或者是農村老人們的晚年生活。這其實和他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見聞有關，他雖然是廣東北部山區的城市居民，但是居住的地方離鄉村并不遙遠，親族當中也有許多農人。當然知道粵北山區的土地拋荒，農村青壯年大量離開的情況。而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又見識到了歐洲農村的富庶，農業一片繁榮的場面。再加上身為海歸派的朱皇帝總有那么一丁點崇洋媚外，所以就錯誤的將歐洲的家庭農場加農業合作化當成了最理想的農業制度。
不過朱濟世也知道，要實現這種理想的農業制度，必須要有足夠多的耕地，同時城市吸收農村富余人口的能力也要足夠的強。否則大量離開土地的農人涌入城市，衣食無靠，可就是最佳的造反派了！
而且，家庭農場其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方式——只存在雇傭勞動，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大量存在于農村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其實就是類似的存在。而統治鄉村的士紳地主則是家庭農場大發展的障礙，士紳作為鄉村的實際統治者，壓迫的不僅是貧下中農，也包括比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的殷實之家。
另外，家庭農場僅僅是一個生產組織而非戰斗集體。將沒有多少野‘性’的漢地農人以家庭為單位遷移去東北、西伯利亞、西華這樣的華夷斗爭極為‘激’烈的地區可就太過危險了。
因而執政近20年的朱濟世，從來都沒有大張旗鼓推行過家庭農場。不過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隨著大明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殖民地和新領地的大量開拓以及形勢漸漸安穩，還有農村士紳統治在科舉改革和政黨政治的雙重沖擊下漸漸趨于瓦解。大明已經到了推行家庭農場加合作化這個“理想的農村體制”的時候了。
今天，朱皇帝將左宗棠、羅澤南、鄭洪和劉鵬等四人招來溫泉宮，就是想和他們商量這件事情來著。
“一國之發展進步，由如平地起高樓，而蓋房建樓之關鍵在于基礎。基礎不實，縱然樓高千丈，也早晚會在瞬息之間轟然而塌。而我大明當建萬世之基業，這基礎需得扎實無比。我中華之基礎，自古以來就是農業，民以食為天，國以農為本……”
朱濟世還在侃侃而道。說得都是正確無比的大道理，只是在左宗棠等人聽來都有點兒好笑——皇上您一直都是工商為國本的，今兒怎么想起要以農為本了？不過心里面怎么想，面子上卻都是一副認真聆聽教誨的恭謹表情。身為大臣，還可以安居相位二十載，左宗棠還知道對什么人可以耍騾子脾氣，對什么人不能耍大牌的。
朱濟世目光輕輕在幾個臉面上掃過，笑瞇瞇地道：“但我華夏千年以來，都習慣將農業之本與工商末業對立，其實大可不必。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經營工商是為利，千里做官難道不是為財嗎？朕可沒有聽說過將士農對立的。既然士工商三民皆是逐利之人，那么農人又如何不為利所動呢？就連朕這個君王也都喜歡言利的……哦，朕是君王愛財取之有道，翁同龢，給朕記下來，這話將來要當成皇明祖訓的。朕的子孫都必須牢牢記住，他們都是可以愛財的，但是要取之有道。”
翁同龢是御書房大臣，自然像個跟屁蟲一樣隨在朱皇帝身邊，這會兒正拿著支‘毛’筆在記錄皇帝老子的“寶訓”呢。聽到朱濟世的話，連忙就記錄下“君王愛財取之有道”這幾個字兒。我們的朱大皇帝向來愛財，最聽不得什么“不與民爭利”的屁話——他是絲毫不將皇室財團當成大中華經濟圈里一個不正常的超級壟斷財團的。
左宗棠和羅澤南聽了這話也對視一眼，都連連點頭表示贊同。左宗棠‘操’著他那口湖南官話大聲道：“皇上所言極是。我們內閣的農林部這些年也想了不少辦法幫著大明的農人增加收入，只是農人太多，土地又薄，能夠溫飽已經不易，終究比不上工商之民。”
羅澤南也道：“皇上，我大明農人有數萬萬，可耕之地目前登記在冊的不過25萬萬畝，已經包括各個屬國的田土。雖然東北、西北、南方之土還廣有未開墾之地，但是30萬萬畝當是上限了。30萬萬畝耕地分給5萬萬之農人，人均也就是6畝薄田，衣食縱然無憂，想要富裕之怕也不能啊。”
大明的人口實在是多了一些。算上全部的屬國（不包括加利福尼亞王國和新日本），光復17年的人口肯定超過6萬萬！而且每年還要1.2以上的自然增長率。如果不出意外，在1900年前后，大明帝國的總人口肯定突破10億！而耕地面積，即使征服整個南洋和印度支那半島以及澳大利亞，頂天就是40億畝了，哦，可能還有20億畝左右的草原，不過草原的人口承載能力可不能同耕地相比。屆時，如果大明的城市化率只有20到30，那么8億到7億農業人口平分40億畝土地，人均就是5畝到6畝，一個5口6口之家的農戶，不過耕種30畝土地。雖然比之歷史上人均不過2畝3畝的情況好了一倍有余，但是終究不可能致富裕。
更麻煩的是，到了1900年以后，大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會降低下來嗎？如果再保存這樣的高速增長，那么15億、18億甚至是20億人口恐怕也會很快達到。到時候大明帝國的資源、土地又得緊張起來了。
根據后世的經驗，人口增長率的放慢往往是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還有整個社會競爭的‘激’烈程度有關。而城市化，往往又意味著更大的競爭壓力和更容易接受教育……說穿了，也是個讓人民不得休息，終日勞碌的損招。不過朱皇帝卻打算采用這個辦法來緩解人口過快增長的壓力，以確保大明皇朝在自己閉眼以后可以長治久安。
而城市化的基礎，在朱濟世看來，恰恰是一個繁榮富庶和高效的農業。只有30左右（眼下用3的農民供養97的市民是不可能的）農民能夠承擔起供養70城市人口的重任，大明的城市化率才有可能達到同英法德相當的地步。
朱濟世微微一笑：“羅相，朕的想法是讓2萬萬之農人耕種30萬萬畝之土地。平均該有15畝地，以5口之家計算，一戶農家應該有75畝到100畝土地。因而朕打算扶植的家庭農場，目前的規模就在100畝左右。”
像‘波’蘭那樣戶均200畝的家庭農場朱皇帝是不想的。大明這里能做到100畝就不容易了。至于進一步集中土地，形成更大的規模效應那是將來的事情。
“皇上，漢地也要扶植百畝之農莊嗎？”左宗棠微微搖頭，道，“漢地人多地少，可耕之地不過12萬萬畝上下。如果都是百畝農莊，最多就是1200萬個農莊，以每戶5人計算，不過6000萬農人。即使算上以桑植、手工、商販、畜牧養殖和捕撈為業者，漢地鄉村之民最多也就是1億之數。余下的3億多人該去何處？又該以何為業？”
“自然是進城，以工商為業了！”朱濟世心中早有謀劃，“中原漢地18省之人口，應該盡可能控制在4億左右，其中農人1億，工商之民3億。因而在未來20年，我大明應該扶植百畝農莊，應該擴建城市商埠，應該持續不斷鼓勵民眾遷往邊疆以及美洲新大陸之加州王國、新日本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