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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臺大人，如今咱們四川表面上雖然是風平浪靜，可這表明平靜之下，卻正是暗流涌動著，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要波濤洶涌了。”
四川巡撫衙門之內，成都知府徐樹銘皺著眉頭，語氣沉凝。
“壽蘅，你說的事情，本部院豈能不知？當下的四川，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之地跨縣連州，而貧者卻無立錐之土。不是遷徙萬里，就是給人充當雇工，獲取些微薄收入。我們這些為天牧守一方的民之父母，實在是問心有愧啊。”
說話的是四川巡撫劉蓉，他在四川巡撫任上已經呆了差不多年，對下面的情況當然是了如指掌。
四川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在大明復興之前，也的確是天下數一數二的富庶之地。富商豪門的數量雖然不及江南、廣東、山西，但是普通民人的生活卻不難過。比之江南、廣東可安逸輕閑了許多——用后世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們的話說，四川就是一個典型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四川的土地非常肥沃，足以滋養生活在此的人民。四川的交通相當不便，不像江南閩粵那樣很早就受到商品經濟的沖擊。甚至在這場反清復明戰爭，四川所遭到的震蕩也是漢地十八省最輕的。既不是明清交戰的主場，也沒有被太平天國蹂躪，更不是大明皇帝下足力氣去改造發展的重點地區。
但就是這么一個幾乎被各方面遺忘的角落，現在也不免開始經歷封建社會和經濟瓦解所帶來的陣痛了。而對這種陣痛感覺最為靈敏的。除了最底層的貧下農，大概就是如大邑縣令王安國和成都知府徐樹銘這樣的大明民之父母了。
今天在四川巡撫衙門的簽押房內的。除了徐數銘和另外四川省下面的知府，還有剛剛調任四川副巡撫的沈桂芬和四川省公局議長王郎云。前者的職位有點類似布政使，是協助巡撫負責民政的高官，后者則是四川富自貢大鹽商王家的大公，還花錢買了個伯爵頭銜。
“撫臺大人，這事兒還真不怨咱們蜀地的地方官，其實四川之外的地方也都是這個樣。在江南八省，土地兼并的情況更加嚴重。南京、上海、廣州、武昌和長沙，都有大片大片的棚戶，都是失地農人進城以后搭建的。我看咱們這個成都城早晚也是這樣，咱們現在還是早點買些成都周圍土地，準備出租吧，省得到時候貧民連搭棚戶的地方都沒有。”
王郎云先開的口，他兩手一攤。在他看來，四川的亂象才剛起來，將來準保更加嚴重！
“土地兼并還不可怕，可怕的是退佃，過去是小農失地淪為佃戶，如今卻是連佃戶都不得做了。長此以往。真是不得了啊！”
“那有什么辦法？現在不少田主都不大愿意招佃了，招佃總不如雇人耕種劃算……雖然每畝單產低一些，還要多養幾條牛，但是還是比招佃劃得來。”
“而且現在的田價也太低，四川這里上好的水澆地都一畝賣不了四十塊。如果是田、下田就更不值錢了。如今的士紳之家都不大愿意買田置產，尋常的農人想要置地又多冒險去關外、南洋。只剩些土財主在買地經營。他們只曉得賺錢，哪里會管佃農的死活？”
“問題還是出在科舉改革和官府下鄉上面，如今士紳之家在鄉間幾無立足之地……”
在座的官員議論紛紛，說到后來，果然找到了問題的根結——由于科舉改革讓一大批士紳失去身份，而官府下鄉又壓縮了士紳統治鄉村，壟斷地方權力的空間。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是封建士紳這個階級的漸漸衰敗。而士紳階級衰敗的背后，當然是依附士紳的佃租制農業的崩壞。因為士紳從佃租制農業獲利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分潤國家的稅收！而沒有士紳身份，無法統治基層社會的普通地主，是根本不可能從佃租制農業獲取多少利潤的。對他們而言，直接經營土地和農村工商業，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王大人，兄弟我賣地的契約書沒有什么問題吧？這二十畝水澆地的田皮田骨是不是都歸兄弟所有？應納的契稅、印花稅，兄弟沒有少交一吧？”
此時此刻，在大邑縣裁判所的公堂上，一場因為退佃所引起的糾紛正在審理當。貧下農王小三拖著一家老小，可憐巴巴的跪在公堂之內——依著眼下的《欽定大明憲法》，他們根本不用向官老爺下跪，不過下跪也是他們憲法賦予他們的自由。
而沒有功名在身的劉宗英，則是大馬金刀的坐在一把椅上面。他沒有了秀才功名，卻是堂堂大邑縣公局議員，還是大邑縣里面的納稅大戶，雖然不是官身，但是卻不怵王安國這個堂堂七品縣令。
“劉議員，本官知道你有道理，所行也都合乎國法。但是人情你也不能一點不講啊……這王小三是你安仁鎮的同鄉，鄉里鄉親的，你就真忍心看著他一家流離幾千里，一把骨頭都丟在苦寒蠻荒之地？”
“王大人，我現在是買賣人，買地是為了牟利，只要不違反國法，當然是怎么利大怎么來了。至于王小三他們一家去東北、南洋又有什么不好？那里地廣人稀，朝廷還幫著置業安家，不比窩在安仁鎮吃苦受窮要好？等我家老二長大一些，我也打算讓他放棄繼承權去南洋闖蕩一番呢！”
劉宗英此言非虛，他的家業雖然不小，但是也經不起仨兒來分，所以打算讓自己的次按照“悌讓法”，放棄繼承權去婆羅洲領取一塊朝廷賜與的土地（當然是在相對安全的婆羅洲西部和北部）。這樣的安排在眼下的大明地主富農之家是非常普遍的。同樣行萬里路，這些川資頗豐的富家自然不大會死在路上，而且他們的財主老爹多半還會給他們預備好一筆在異鄉開創家業的資本。有了土地和資本，他們在異鄉的生活可就容易許多了。
不過如王小三這樣的貧苦農人之家，就不大可能從“悌讓法”獲利了，光是萬里的路費，他們就拿不出來，到了異鄉就是領到土地也沒有資本開發。所以只能參加集體農莊，去更遠更危險的地方開拓。
在東北，黑龍江南岸土地上已經不再建設集體農莊了。新建的農莊，都在黑龍江北岸。在婆羅洲，集體農莊都建在土著集的婆羅洲東南部，而且建立婆羅洲上的種植園由于需要大量投資，所以去婆羅洲的移民需要簽訂契約，在橡膠園和棕櫚園投產以后，以低于市場價20的價格向蘭芳橡膠公司出售產品，或者上繳3成收獲。
另外，在青海、新疆、蒙古、東西伯利亞和庫頁島等地成立集體農莊的計劃也將付諸實行。
當然，例外也是有的。在北京周圍的皇家土地上，這段時間還出現了大批桑樹種植園，也使用了集體農莊的名號，不過實質卻完全不一樣。這些桑園乃是由農民自發組成的股份制經營團體承包皇室土地和山林，并且向匯豐銀行貸款，用于桑樹種植。在桑樹成熟以后，需要向皇室上繳地租，而且這些桑園也沒有武裝，是完全的經營團體，參與者所持有的股份多少也不做硬性規定。不過這些桑園農莊只招募北直、河南、山東和山西四省的農戶，像王小三這樣的四川人是沒有資格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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