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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司馬遹通過政變手段拿到了夢寐以求的朝廷實權，但是他一點也沒感到輕松，因為他知道晉朝早就病入膏肓。看看他從賈后黨羽、趙王黨羽家中抄沒的家產，足足是朝廷一年的收入，可見當時貪腐、奢靡風氣之盛。
司馬遹一邊注視著眼前的奏章想著如何給賈后黨羽定罪，一邊仔細回憶原來的晉朝。
據他所知西晉原是一個強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滅了蜀，它自身滅了吳，三國一統，何其雄哉！
誰知開國之君剛死，就爆發了宮廷政變，沒幾個月，又來了一次。
此后雖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八年后，動亂不可遏止的爆發了。宮廷政變升級為大規模內戰，今天這個王人頭落地，明天那個王人頭落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演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八王之亂”。
八王酣戰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亂，西晉王朝從此覆亡。距晉武帝死時僅二十年。
說白了西晉就是亡于最高權力的爭奪。這種爭奪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典型事例。歷代王朝都有最高權力的爭奪，但像西晉這樣沒完沒了，不死不休，卻是絕無僅有的。
八王之亂以極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一個真理：社會風氣的畸變，造成了秩序的崩潰，將會把所有的人推向動亂的深淵，還會給社會帶來深重而又長久的災難。
雖然歷史上，造成八王之亂這個事件有眾多的原因。諸如皇位繼承人選擇不當，輔政大臣不得人，分封制造成了王國過于強大，諸王執掌過大的軍政權力，等等。這些原因也確與八王之亂相因果。
但都不能說明這個社會為什么會如此頻繁地爆發大規模的戰亂。
有人認為晉惠帝智商太低，如果他有曹操、司馬懿那樣的能力，就不會有八王之亂了。可是華夏歷史上其他朝代也有不少白癡皇帝、嬰幼兒皇帝，大都平安無事，即使有的被篡了權，也不至于爆發大規模戰亂。
西漢的王國封疆比西晉大得多，雖然爆發過七國之亂，但也僅此一次。南北朝時宋齊梁各王朝，諸王軍政權力也很大，都沒有鬧到八王之亂的地步。
顯然，八王之亂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線的因果鏈條，它是一個病態社會的癥狀，正因為這個社會是病態的，所以八王之亂這種動亂禍端就不斷地被制造出來。
社會難免有糾紛和沖突，一個健康或正常的社會可以將糾紛和沖突控制在不使秩序崩潰的限度內，許多禍端就此消弭于無形。
而病態的社會則常把瑣碎的細務操作成嚴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糾紛放大為滔天的巨禍。
勸酒本是一件小事，就因為客人不喝酒，石崇就要殺勸酒的人。而王敦故意不喝酒，看他殺人，已經連殺三人了，就是不喝，王導埋怨，他卻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世說新語》）。
莫非古人以為殺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樣的一件小事嗎？否，從古到今任何時候，殺人都是一種嚴重事件。因為人性的本能不允許我們這樣做。高祖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首章便是殺人者死。可見古人也認為生命權是第一重要的。
一個社會包容這種泯滅人性的事例，一個社會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難道是正常的嗎？
西晉的社會風氣極其不良，顯示出社會潛伏著紛爭和沖突的高危因素。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有三大特征，奢侈，異類和清談。
西晉奢侈之風是歷史上最極端的例子。
石崇與王愷斗富的事，可謂空前絕后，王愷以飴糖洗鍋，石崇就用蠟燭燒飯。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女眷出門時用以遮擋行人的視線）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筆，難怪石崇這個名字被后人視為豪富的代稱。
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萬錢。
奢侈的背面其實就是逐利。試想，沒有錢，如何奢侈得起來。西晉社會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魯褒的《錢神論》刻畫了當時的逐利行為，真是入木三分：“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資治通鑒》）
惟錢而已，嘖嘖，凡今之人，晉朝人就像錢上的寄生物。
異類就是與傳統道德贊賞的行為方式大相徑庭。竹林七賢可為其代表。這些人以驚世駭俗的行為博得重名，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與人下棋，報喪人說他媽死了，對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賭個勝負，接著又飲酒二斗；居喪時公然于公開場合大吃酒肉；喜歡喝醉酒駕車出游，卻不按路標走，因而每至窮途輒痛哭而返。
阮咸與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帶著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當即借客人的驢就追，然后二人共驢而回。
劉伶嗜酒，常攜一壺酒，使人扛著鐵鍬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說新語》說：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強詞奪理，可惜。至于王戎，財迷心竅，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談起于漢末，到魏末時漸成風氣。當時清談，懲兩漢儒學尋章摘句、讖緯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轉向了道家老莊之學，老莊之學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談思想上雖有建樹，但已明顯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晉王戎、王衍輩，清談進一步熱門化、官僚化、無聊化了。這時的清談已經談不上什么思想了，純粹是為清談而清談，實際上是為名聲和實利而清談。
王戎名列竹林七賢，但與嵇康、阮籍、劉伶等不同。前者有憤世嫉俗的色彩，以隱居不仕為榮；王戎則純屬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發財。
王戎位居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屬，輕出游放。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鉆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長得極為標致，又聰明伶俐，名聲極大，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王衍清談并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個人形象和在口頭上壓倒對方，耍弄的僅僅是順眼的動作、漂亮的詞句及口鋒而已。談玄論道時，總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與白玉同色，相得益彰，號為一絕。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資治通鑒》）。
這真是一個淺薄的時代，連素以深沉見長的思想領域都被如此地淺薄化了，還有什么能保持莊嚴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談姿態，迎合了當時浮躁、空虛的社會心理，使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因而累居顯職。遂使后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為俗務，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談玄論無，并“皆以任放為達，至于醉狂，不以為非”。
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難拔。如《世說新語》載“畢茂世（畢卓，晉惠帝大興年間為吏部郎）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正是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才醞釀出八王之亂這樣一次深重的災難，而由此引起的永嘉之禍，更使經濟發達的北中國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
魏晉是一個多事的時代，華夏民族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從漢末動亂的深重災難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
然而司馬家人全不顧個人名節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一門心思爭權奪利，遂使整個社會陷于卑鄙齷齪，終于釀成滔天巨禍，致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真是，獲罪于天，無可禱也。
自從來到這個世界，司馬遹就一直在努力改變整個民族的命運，如今他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若是順利就能開啟一個盛世，若是一步踏錯，不但是他，恐怕整個民族就要步入黑暗的深淵。
想到這兒，司馬遹決心強力整治西晉官場。
太子大婚的第二天一個震驚世人的消息傳遍天下，賈后勾結趙王作亂，企圖殺害太子，不料卻被太子司馬遹將計就計將賈后、趙王一黨連根拔除，第二天洛陽城中到處是兵丁捉拿謀反的要犯。
曾經顯赫一時的賈家除了賈模一支外，其他所有賈家人全都被太子司馬遹下獄，等候問斬。賈家龐大的家財全都被司馬遹充公，大量空置的田地被他分給中原遍地的流民。
整個洛陽城都被太子掀起的白色恐怖所籠罩，不過這一次和以前不同的是，那些底層的庶民卻歡欣鼓舞，因為每一家世家大族被論罪，就會有大批庶民分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