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賣半送
南宋（1127－1279年）是宋朝的繼續，是北宋滅亡后宋室皇族在江南建立的政權。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的一個朝代。靖康之變時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國所俘，北宋滅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北宋應天府南京（今商丘）繼承皇位，后遷都臨安，史稱南宋。南宋由于軍事實力較弱，與金朝東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關為界。西邊與西夏和大理為界。1279年，厓山海戰爆發，趙昺被大臣陸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南宋滅亡。南宋雖偏安于淮水以南，但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古代科技發展、對外貿易、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一個王朝。南宋與金朝、西遼、大理、西夏、吐蕃及13世紀初興起的蒙古帝國為并存政權。
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北宋滅亡后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來的王朝，沿用“宋”國號，史稱南宋。南宋建都到臨安（今浙江杭州），設建康（今江蘇南京）為陪都。許多人詬病宋朝的軍事軟弱，而南宋是中國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王朝。由于張邦昌原為宋臣，后降金，開封軍民對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舊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萬般無奈之下，張邦昌以孟太后之名，下詔書立康王趙構為帝。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正式即位，是為宋高宗。然而，叛臣張邦昌卻以護國有功為名，被封為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國以張邦昌被廢為名，繼續大舉南侵。此后，于公元1129年金國又立劉豫為帝，國號齊，史稱"偽齊"，以加強黃河以南的統治。宋朝也進行北伐，由宗澤、岳飛、韓世忠、張浚、吳玠等眾多抗金將領指揮，在黃河兩岸曾經擊潰偽齊軍和金國的聯軍。
高宗趙構于1138年任秦檜為相，推行恥辱的求和政策。秦檜于公元1141年，解除抗金將領韓世忠的兵權，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下獄，并于當年除夕前夜（公元1142年1月28日）殺害了岳飛父子。其余所有曾支持過岳飛，堅決抗金的文官武將，也都被紛紛貶謫。
在高宗之后，宋、金兩國發展相對穩定。金國也有幾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廢，而南宋在孝宗年間也進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復國土。在1164年12月，張浚北伐失敗后，簽訂《隆興和議》（又名《乾道和議》），把原本向金稱臣改為叔侄關系，即金為叔，宋為侄，金改詔表為國書，歲貢改為歲幣，減少了貢獻，并割讓秦州及商州，維持疆界。絹貢獻由二十五萬匹減至二十萬匹，歲幣減至二十萬銀兩。此后南宋內部內亂不斷。
金滅亡之后，南宋不僅沒有換來一時的安寧，反而又將面對更為強大的蒙古。滅金之后，南宋想趁蒙古退兵之際，收復被蒙古占去的土地，但南宋一直以主和為主，并無強大的軍事力量，所以雖出兵但未達到預期目的。南宋的這一舉動反而成為蒙古南侵的借口。公元1235年，蒙軍首次南侵，被擊退。蒙軍并不甘心失敗，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兩次南侵，其前部幾乎接近長江北岸。
由于宋軍英勇作戰，打敗元軍，再一次挫敗元軍度江南下的企圖。而后，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孟瑛、余介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使其不得不企圖繞道而行。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于軍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消息后，立即撤軍以便奪取大汗之位，但南宋佞臣賈似道不但不遣軍南追，反而使人向蒙古求和，以保太平，使蒙軍得以順利退回北方。[1]
南宋時候，水田增加，產量進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等地，稻米產量很大，當時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棉花的種植擴展到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綿紡織業成為產棉區的主要農村副業，有了一套搟、彈、紡、織的棉紡織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裝有指南針，并且具有較強的抗風力。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2]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1276年2月4日)元軍攻占南宋行在臨安（今杭州），俘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時的南宋全境已納入元朝版圖，但是南宋殘余勢力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杰等人連續擁立了兩個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軍對小皇帝窮追不舍，不斷逃亡至南方，經過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幼主，逃至新會至南海一帶。文天祥在海豐兵敗被俘，張世杰戰船沉沒，走投無路的南宋殘余勢力終于在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隨著崖山海戰失敗及陸秀夫負剛滿八歲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滅亡。
靖康之恥
女真人領袖完顏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金朝。宋徽宗見遼國力衰退，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聯金滅遼事宜。宋攻燕京，大敗而回。金攻陷臨潢府，遼亡。宋付上巨額贖款給金，以換取燕京等地。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將，分兵南下，趨汴京。欽宗即位，與金人和議，金人解兵北歸。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京(今開封)，擄走兩宗和皇室大臣千余人北去，史稱“靖康之禍”，北宋滅亡。
建炎南渡
金國在靖康之難中徽宗、欽宗二帝被女真人俘虜，包括皇后，嬪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員和機要大臣，宮廷女官，宮廷樂師，廚師等都被女真人俘虜北上，康王趙構得以幸免。1127年，金國從汴京撤軍，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張邦昌在萬般無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詔立趙構為帝。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叛臣張邦昌卻以護國有功為名，被封王。張邦昌后來被殺，成為宋朝唯一被殺死的文臣。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國又繼續大舉南侵。之后趙構一路南行，過淮河渡長江。于公元1129年金國又立劉豫為帝，國號齊，以加強對黃河以南地區的統治。南宋與金國以淮水至大散關一線為界。建炎三年改江寧府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為行都，稱“東都”。紹興元年（1131年）升杭州為臨安府（今杭州市）作為“行在”，紹興八年正式定臨安為行都，建康改為留都。
紹興議和
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兀術揮軍南下，再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
由于南方天氣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兀術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斷掉后路，結果被逼入黃天蕩。金兵屢次突圍，均告失敗。后因漢奸指點，金兀術聽說有老灌河故道可以通秦淮河，于是發軍開鑿，一夜鑿渠三十里，掘通河道，由渠出江，經秦淮河引入建康城西的長江江面，得以逃往建康。但道路依然被韓世忠的水師扼守，金軍不得過江。又有福建人王某向金兀術獻策，舟中載土，上鋪平板，穴船板以棹槳，待無風時出擊，韓世忠軍遂大敗，退還鎮江，金兀術得以渡江北歸。這就是著名的鎮江之戰，又稱黃天蕩之戰。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軍用火攻，火燒宋軍船只才打開缺口，才能狼狽北返。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再不敢渡江。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飛。他通過北伐奪取了金朝扶植的偽齊政權控制的土地。但宋高宗趙構因為種種政治原因一心議和，和岳飛的北伐意向相左，為岳飛之后被殺埋下伏筆。
宋高宗趙構，由于害怕軍人戰勝回朝會專橫難制；而且亦擔心欽宗回朝繼承其死后的帝位(當時高宗因某種原因不能生育而絕后)，于是高宗任用秦檜為相。秦檜在靖康年間曾主張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檜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與高宗之意甚合。秦檜歸朝僅三月就成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為右丞相。由于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當時尚與高宗的想法相左，一年后就被高宗罷免。罷相后的秦檜韜光養晦，侍機而動。
紹興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檜為右丞相。向金推行求和政策。秦檜削去首先抗金將領韓世忠的兵權。1138年宋金初次協議，南宋取回包含開封的河南、陜西之地。宋高宗以向金國納貢稱臣為代價，換回了東南半壁江山的統治權。后來秦檜迫害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高宗對于秦檜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后期由于秦檜權勢太大，引來高宗的警覺。例如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
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毀和議南侵，金軍分三路大舉南侵，重占北宋首都開封，宋軍在許多抗金名將指揮下，宋朝軍民抗戰英勇，金軍在川陜、兩淮的進攻皆告失敗。七月，金將兀術轉攻郾城，被岳飛打敗，轉攻穎昌，又敗。岳飛趁機進兵朱仙鎮后來，收復了黃河以南一帶，與開封只有四十五里。兀術逃出開封。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岳飛。以至于金人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此時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北伐之功毀于一旦。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于書面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割讓從前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進貢銀廿五萬兩，絹廿五萬匹。
宋高宗希望把生母和生父的遺體接回，答應金殺岳飛金因看到南宋不斷強大的反抗力量，尤以岳飛等一批優秀將領為突出。希望借此機會除掉岳飛。同時，高宗也害怕岳飛真的收復北宋失地，會救回靖康之難被劫走的兄弟欽宗，危及自身帝位，因此答應金人殺岳飛的要求。。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趙構和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與其子岳云、部將張憲于臨安（今杭州）。《紹興和議》立刻實現，宋高宗生父徽宗的靈柩和生母韋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高宗以向金國納貢稱臣為代價，換回了東南半壁江山的統治權。
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輕力壯，有意抗金，收復河山，重用主戰派，以李綱為相、宗澤鎮守汴京。曾多次大敗金兵，令局面稍為穩定。但后來趙構沒有對抗金朝的決心，罷免了李綱、宗澤等人。
孝宗北伐
紹興廿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他又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決，不久就一命嗚呼。秦檜死后，高宗一方面打擊其余黨，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員。高宗沒有生育能力，因此他從太祖的兩名后
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最后趙瑗勝出。紹興卅二年（1162年），趙瑗被立為太子，并改名趙昚。紹興卅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戰中擊退。此時金國發生內亂，金帝海陵王被殺，金軍北返。此事讓高宗萌生退意。紹興卅二年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以后，縱情享樂，花費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于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歷時僅廿日就告失敗。之后，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張浚被殺把原本向金稱臣改為叔侄關系，金為叔，宋為侄，金改詔表為國書，歲貢改為歲幣，減少貢獻，割讓秦州及商州，維持疆界。絹貢獻由二十五萬減至二十萬，歲幣減至二十萬銀兩。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不過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將領的辭世，最后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
宰相專權
高宗死后，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感，最后決定讓位于其子趙惇，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且對孝宗十分不孝。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兩年后就日漸瘋癲。紹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后，光宗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便開始秘密策劃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詔，光宗被奉為太上皇。1195年，他的兒子趙擴即位，是為寧宗，改元慶元。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載寧宗“不慧”，智商低下。寧宗一朝被韓侂胄和史彌遠兩名權臣操控。
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胄煽風點火，最后他被罷去相位。但是，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韓侂胄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制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胄。韓侂胄借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朝廷。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胄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胄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胄貿然進行開禧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胄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借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集結成聯盟。而金人又以殺韓侂胄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胄殺死。從此之后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在1208年，簽訂《嘉定和議》。在兩國改為伯侄關系，宋由貢獻歲幣及絹由二十萬增至三十萬，宋賠償三百萬軍費，金放棄占領的大散關、濠州，獻上韓侂胄首級。
1214年七月，宋寧宗接納真德秀的奏議，決定從此不再向金貢納“歲幣”，而此時，金朝已遭受蒙古帝國的打擊，被逼由燕京遷都至開封。為了擴大疆土以彌補被蒙古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納歲幣為名，出兵南侵，但是失敗。
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寧宗去世。趙昀接替即位，是為理宗。但是，史彌遠繼續其的專政，而趙昀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理宗終于擺脫了史彌遠的陰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
南宋在孝宗、寧宗朝時比較安定。但是，寧宗以后，奸佞當道，政治，國勢日衰。
連蒙抗金
同時在北方，金國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唇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朝，讓金成為宋的藩屏。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向理宗說明“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道理。由于當時金國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戰”被蒙古軍殲滅，金國已是亡國之態，宋廷當朝大臣大多贊同聯蒙滅金，只有趙范反對。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后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這只是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協定，因此埋下了后患。
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利害，希望聯合抗蒙，但即位不久的理宗在國家及民族仇恨和恥辱下，及在朝臣的建議，并沒有理會哀宗要求，繼續伐金。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1232年，宋攻下金的鄭州及唐州等地。金哀宗在汴京失守后逃往歸德，再逃至蔡州。紹定六年（1233年），宋軍攻克鄧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理宗將金哀宗遺骨供奉于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南宋在蒙古族滅亡金朝后，失去金朝作為屏障，令南宋面臨比金更強大的蒙古南下威脅。
蒙古入侵
金國滅亡后，蒙軍北撤，河南空虛，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歸德三京，光復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于糧草不濟，貽誤戰機，宋軍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宋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大量精兵與物資付諸流水，也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聲色犬馬，朝政大壞。
端平二年（1235年），蒙軍首次南侵，被擊退。蒙軍并不甘心失敗，于次年九月和第002章體跳海自盡，至此南宋徹底滅亡。四十多年與蒙古的抗衡以失敗完結。
張弘范在石壁上刻了“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字而還，南宋到此宣告徹底滅亡。崖門海戰極為慘烈，據估計，宋軍在此役中陣亡十萬，海上都是尸體。身在元營的文天祥親自目睹慘狀，作詩云：“羯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此外，據宋王臺公園《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記載，昰昺二帝南逃期間，“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葬于今九龍城區，人稱“金夫人墓”，后來由于該址興建了圣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隨之湮沒。
由于南宋存在時間達150多年之久，其同時期并存數個政權有個別先后出現了滅亡或被新政權所取代，所以并存政權有多少這個概念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但大體來說在同一時期有西夏、吐蕃、大理、金、蒙古、西遼、高昌回鶻、喀啦汗王朝等。但這其中南宋，金，西夏，西遼，以及大理被蒙古直接征服，而高昌回鶻，喀啦汗王朝被西遼征服，吐蕃最終也臣服于蒙古。宋室也曾由劉光世、張浚、韓侂胄、虞允文等眾多抗金將領指揮抗金北伐，在黃河兩岸也曾經擊潰偽齊軍與金國的聯軍，收復淮河兩岸不少失地并簽訂多項條約。
農業狀況
南宋農業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國土促狹而導致的糧食壓力及因軍費開支而造成的財政危機，使農業承受更為沉重的負擔，因而只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水利田和梯田的開發，沿邊屯營田的開墾，擴大了農田面積。較之北宋熙豐時期掀起農田水利建設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經常修復的特點，而且探索出一條大中型水利官修為主，小型水利維修民辦公助的經營模式，地方鄉紳與富戶扮演了小型水利興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時期，土地買賣更為盛行，“千年田換八百主”成為頗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我國歷史上首開招標競買（實封投狀）的拍賣方式。但官僚依賴權勢，大地主、富商以雄厚的實力巧取豪奪，仍然導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農擁有土地戶均數較北宋下降，下戶、無產稅戶及雇農等貧困戶比重上升，租佃經濟成為農村最主要的經營方式。賦役負擔不斷加重，二稅之外有各種苛斂雜稅和附加，使農民負擔極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麥二熟制為主的連作制及精耕細作耕作模式的推廣，有效提高糧食單產和總產，為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園藝及經濟作物的擴種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使南宋農業經濟出現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景象。其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之高，居當時世界領先地位。
南宋農業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租佃制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某種意義上而言，租佃經濟是南宋農業及農村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租佃經濟的主體是農民，其中既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也有主要靠租種土地生活的貧下戶及完全沒有土地的佃農。正是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創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質財富。其法律意義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顯的改善，因而在生產勞動中有較高的熱情和積極性，其所創造的高度發達的農業生產力，在當時世界處于獨領風騷的領先地位。作為租佃經濟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統治基礎——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源，主要靠剝削佃農的剩余價值發家之富，同時也向國家交納巨額稅賦，與農民共同創造及鑄就了南宋較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較之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強的力度持續推進。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更為廣泛，土地買賣極為盛行，有關法律日益嚴密；土地所有權的轉移更加頻繁，租佃經濟與土地買賣成為南宋農業的本質特點。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繼續加大。
手工制造
南宋的紡織業、造船業、制瓷業、造紙業、印刷業和火器制造業都有較大的發展。
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帶較為普遍地紡織棉布了。根據南宋詩人艾可叔的《木棉詩》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了房車、彈弓、織機等工具。南宋的紡織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紙幣狀況
南宋時期，紙幣大量流通，逐漸代替銅錢成為主要交換手段。南宋的紙幣分為“交子”和“會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區使用，會子則分為“東南會子”、“兩淮會子”和“湖北會子”三種。不過，南宋后期因為大量發行紙幣，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飛漲。
南宋的紙幣是在交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主要是圖案更加精美，防偽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經濟上的繁榮。
貿易狀況
宋金兩國在淮河設置稱作“榷場”的貿易市場。除了榷場，民間的私下交易也較多。
宋朝從960年趙匡立都東京開始，歷經三百多年。中國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時期，由于耕種土地減少與絲綢之路的阻斷，西夏在南宋立國時取得了河湟地區（今青海東部），陸上貿易停止，被迫轉向以商業經濟尤其是遠洋貿易為主的商業經濟模式，所有貿易幾乎是經由海上絲綢之路。由于歲幣支出龐大，南宋王朝內部稅收繁重。經濟幾乎一面倒在與西方的貿易之上，促成海上貿易之繁華。商人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終取得了商業經濟的大繁榮，開始出現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當時南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時候，最大的城市臨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過百萬[3]，而此時歐洲還在中世紀黑暗的統治下過著悲慘的生活。宋朝的四大發明，使航海技術跨入了海洋時代，遠洋的商船有6層桅桿，4層甲板，12張大帆，可以裝載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國的人民驚嘆不已。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學。宋理宗時代，朱熹道學（又稱理學）得以興盛。大約在南宋開禧年間前后，也就是在金國遷都汴京前后，理學著作陸續傳入北方，像尹焞《論語解》、胡安國《春秋傳》、張九成《論語解》、林之奇《尚書全解》、夏僎《柯山書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張栻《癸巳論語解》、呂祖謙《左氏博議》、劉子翚《圣傳論》、葉適《水心別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學名著，都傳至北國，引起趙秉文、麻九疇、楊云翼、李純甫、王若虛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廣泛關注，產生了很大影響。趙秉文、麻九疇甚至“自稱為道學門……”。
南宋理學著作直接促進了北方理學的興起和發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編纂、翻刻南宋理學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將張九成《論語解》《孟子傳》《中庸說》《大學說》等書經刪節后匯集成《道學發源》一書，以廣流傳，趙秉文、王若虛分別為之作《道學發源引》《道學發源后序》，予以宣傳。趙秉文自己還親自動手，著有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學者開始撰寫理學類著作，表現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疇隱居遂平西山，潛心研究《易》學和《春秋》，享譽一時，趙秉文撰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玄箋贊》等多種著述，闡發他對道的理解，可惜這些著作都已失傳。南宋理學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時，是因為它適應了金源統治的需要。南宋理學家有關《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闡釋，現實政治性相對較弱，與金源統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經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譯五經，要讓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頗讀《論語》《孟子》《尚書》《春秋左氏傳》”。在這種背景下，南宋理學自然能暢通無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學者不是簡單地追隨或者附和、發揮南宋理學家的言論，更多的是展開對南宋理學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評理學家的僅有鄭厚等個別人，其《藝圃折衷》排斥孟子，離經叛道，被朱熹等人斥為“邪說”（《朱子語類》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純甫推揚鄭厚之論，以鄭厚的傳人自居，自稱“自莊周后，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他信奉佛教，為了批判理學，特意針對南宋人的《諸儒鳴道集》撰寫《鳴道集說》一書，“就伊川、橫渠、晦翁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發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論。
除李純甫之外，對宋儒展開詰難的還有王若虛。他的《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針對宋儒而發，特別是針對南宋理學家而發。張九成、朱熹、胡安國、呂祖謙、葉適等人都是他的辨駁對象。不過，他比鄭厚、李純甫要正統一些，他的詰難也更加中肯準確。如對待鄭厚，他像多數宋人一樣，批評鄭厚偏頗失當：“鄭厚小子，敢為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圣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與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擺脫宋人那些不切實際的高論或牽強附會之說，從人之常情出發，重新審視宋儒的觀點，表現出更加務實的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論語·鄉黨篇》記載的主要是孔子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張九成《論語解》等著作卻從中發掘微言大義，夸大其辭，認為《鄉黨》能與《春秋》相表里，說什么“不學《鄉黨》，無以知《春秋》之用；不學《春秋》，無以知《鄉黨》之神”（《橫浦集》卷四《鄉黨統論》）。王若虛嚴辭批評其穿鑿迂曲、夸誕不實。他對宋儒的批評，正如《四庫提要》所說，“足破宋人之拘攣”。
南宋文學相應帶動北方的發展。這在小說和詩文評方面較為明顯，因為小說和詩文評的政治性相對較弱，讀者面較廣。洪邁的《夷堅志》以鬼神怪異為主，北傳時間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國，北方的接伴使就關心地問道《夷堅志》“自《丁志》后，曾更續否”（《賓退錄》卷八）。由此可見《夷堅志》在北方的巨大影響。在這種心理的期待下，后來便有了元好問的續作－－《續夷堅志》的問世。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話之一，可謂是詩話的資料庫。該書傳入北方后，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重視。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關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詩話》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資料來源于《苕溪漁隱叢話》。王若虛的辨駁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包括胡仔在內的南宋人而發。也就是說，南宋詩話是《滹南詩話》寫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詩研究也在北方有較大的反響。趙次公的《杜詩證誤》、無名氏的《千家注杜詩》、鮑彪的《杜詩譜論》、杜田《注杜詩補遺正謬》、徐宅《門類杜詩》等杜詩研究著作先后傳入北方，直接推動了北方杜詩學的發展。元好問正是在南宋杜詩學的促進下，編纂《杜詩學》一書，率先提出杜詩學一詞，從而翻開杜詩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詩歌成就很高，尤、楊、范、陸并稱為中興四大詩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過北方，途中寫下了著名的使金絕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這些詩歌在北方無人論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獻記載的僅有楊萬里一人詩歌傳入了北方。誠齋體以自然界為表現對象，獨樹一幟，受到李純甫等人的喜愛。李純甫公開稱贊誠齋體“活潑剌底，人難及也”，可是在李純甫現存詩歌中，幾乎看不出絲毫誠齋體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趙秉文詩中有一些近似誠齋體的寫景之作。隨著金王朝國勢的日益危殆直到滅亡，輕松活潑的誠齋體越來越不適應金末的現實，注定要被人們所冷落。元好問在《又解嘲》詩中說：“詩卷親來酒盞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其中的竹隱、南湖，據錢鐘書先生解釋，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誠齋體的詩人徐似道和張镃。該詩意思是說，徐似道和張镃那些新巧的詩歌在蘇、黃二人面前，還值得一提嗎？元好問借蘇、黃二名家來彈壓徐、張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壓小、多此一舉之嫌，他也許是借彈壓他們來彈壓其背后聲名顯赫的誠齋體。在元好問的詩歌中，也沒有效仿誠齋體的跡象，說明誠齋體在北方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誠齋體之外，陸游的詩歌也很可能傳入北方。清人翁方綱將陸游與元好問并列，稱“天放奇葩角兩雄”，但除錢鐘書《談藝錄》拈出他們兩句相似的詩句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直接的文獻可以證明元好問讀過陸詩，或受到陸詩的影響。受敵對政權的限制，政治性特別強的陸游詩歌不可能為北方文人所公開接受。總體來看，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的南宋詩歌與金朝的官方意識嚴重抵觸，對北方詩歌沒有產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此時期藝術風格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主要承襲古老的傳統。山水畫仍是此時期重要的繪畫類別，山水畫家有馬遠、夏圭，他們所描繪的是地方山水，飄渺柔和的景致，與北宋山水畫家所畫的險峻山水景致形成對比。此派畫風出自宋高宗的畫院，一般稱“馬夏”，與此時期禪僧生動自然的草草逸筆亦形成強烈對比。
瓦舍，宋代勾欄興盛一時的民間藝術演出場所“勾欄瓦舍”，是戲劇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具有獨特的地位。南宋臨安的瓦舍數量據各種史籍記載，共有24座，這還不包括“獨勾欄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個勾欄的娛樂場所。大多數的瓦舍都有多個勾欄，每一個瓦舍中的勾欄數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
另外，臨安還有那種“獨勾欄瓦市，稍遠，于茶肆中作夜場”。每個勾欄中能容納的人數大小不一，據《東京夢華錄》卷二稱，汴京“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而每個勾欄的演出是從早上一直演到晚上，從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中稱：臨安市民“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卻于瓦市中消遣”。《東京夢華錄》中稱：“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見，當年臨安二十幾個瓦舍里，約有上百個勾欄在演出，每個勾欄里有上千或數百個觀眾在看戲。粗算一下，當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戲劇觀眾可達2萬至5萬人，一年觀眾累計達700萬到2000萬人次。
詞體由于自身性質與詩歌不同，向來被視為小道，所以相對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棄疾詞雖然多抗金復國之言，傳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辛棄疾的愛國詩詞流傳較廣。金亡第002章》卷三十七）的結論。
史學方面，南宋王稱《東都事略》、胡寅《讀史管見》、呂祖謙《大事記》《呂氏家塾通鑒節要》等書傳入北方，其中后三種都是《通鑒》學方面的著作，可見這類著作在北方影響較大。北方蔡珪、蕭貢、完顏璹等人非常喜愛《資治通鑒》，各有專長，所以南宋《通鑒》學一入北方便受到人們的關注。趙秉文為呂祖謙未能最終完成《大事記》而深感惋惜，在詩中說：“傷哉絕筆《大事記》，讀經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楊尚書之美韻》）。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鑒》學發展很快，出現了元好問所說的“武臣宿將講說記誦”的熱門現象，隨之還出現了《陸氏通鑒詳節》、《集諸家通鑒節要》等《通鑒》學著作。
除以上幾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藝術等方面對北方也會有一定的輻射作用。
南宋的滅亡，以及游牧民族對南宋先進生產關系的毀滅性打擊，使一直處于上升階段的東方先進文明，從此逐漸轉向衰弱，并最終沒落于世界主流舞臺之后。
南宋與金國長期對立，南北隔絕，南北文化僅僅通過雙方邊界民間的榷場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類狹窄的途徑，進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體水平高于北方，故這種交流主要表現為南宋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輻射。北方的理學、文學和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響。
指南針
指南針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經普遍使用。13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和歐洲各國。指南針用于航海，對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它也為歐洲航海家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條件。
火藥技術
唐末時期火藥開始用于軍事。北宋政府在東京設立專門機構，制造火藥和火器。南宋時期發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槍”。管形火器的出現，開創了人類作戰史的新階段。火藥和火器在13世紀中期傳入阿拉伯，后來傳歐洲。
造船行業
南宋地處江南，交通運輸多用船只，因而造船業較為發達。泉州、廣州等地都是當時的造船中心，能制造大型海船。
制瓷行業
許多官窯隨著一起遷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內司官窯設于臨安鳳凰山下。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制瓷業中心，產品銷售各地，所燒瓷器極其精美，有“饒玉”之稱。
印刷造紙
南宋時期由于文化事業的發展，印刷業和造紙業都很興盛。當時官府、民間都從事書籍印刷。臨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業的中心。臨安國子監所出版的圖書，稱“監本”，印刷技術頗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書坊。造紙方面，在紙的品種和質量都有顯著的進步，成都、臨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陽等地都是紙的產地。
兩宋時期，租佃制普遍發展。地主招募客戶耕種土地，客戶只向地主交納地租，不承擔其他義務。在大部分地區，客戶契約期滿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關系大為減弱。客戶直接編入宋朝戶籍，承擔國家某些賦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屬”，因而獲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農民可以比較自由地離土離鄉，轉向城市從事手工業或商業的活動。
宋前歷朝一直奉行“重農輕商”政策。到了宋代，商業與農業同被視為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士、農、工、商，皆百姓之本業”，成為社會共識。在南宋官營手工業作坊中，雇傭制度代替了強制性指派和差人應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縛大為松弛。這種新的經濟關系，不僅推動手工業經濟的發展，又促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為了適應工商業的發展，兩宋王朝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坊郭戶”單獨“列籍定等”，標志著“市民階層”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13]。而南宋時期實行的募兵制，遵從人們服役的自愿選擇，有效地保障了城鄉勞動力穩定和社會安定。
社會氛圍
南宋社會的奢侈之風，既是官僚地主腐朽本質的集中反映，也是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縮影。而南宋朝廷官府倡導善舉、關注民生、同情民苦，也是客觀事實。兩宋時期，隨著土地依附關系的解除和門閥制度的崩潰，先前士族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復存在。社會結構的調整，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換、世俗等級界限的松動，促進了社會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體現在科舉取士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轉化。
一是“荒政”制度。由朝廷官府向災民無償提供或借貸提供錢糧物，將災民暫時遷移到豐收地區或動員富豪平價售糧，并且在各州縣普遍設置“義倉”，以解決暫時的糧食短缺問題。二是“養恤”制度。在臨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設立了不同的養恤機構。有賑濟流落街頭的老弱病殘乞的福田院，有收養孤寡貧窮不能自存者的居養院，有收養并醫治孤寡貧病不能自存者的安濟院，有收養社會棄子棄嬰的慈幼局等。三是“義莊”制度。義莊主要由科舉入仕的士大夫憑其秩祿買田置辦用于出租。租金用來賑養族人的生活。義莊的設置在一定范圍內保障了族人的經濟生活，輔助了官方的社會保障。南宋的社會保障政策對于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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