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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960—1127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與南宋合稱宋朝，又稱“兩宋”。(番茄小說)以其建都于北方汴梁（今河南開封市），為別于南宋而史稱北宋。北宋乃由后周末帝禪讓趙匡開始。太祖即位后將手握重兵的將軍與地方官吏的武將軍權予以剝奪，委以虛職，并改以文官帶軍，將軍權與財政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免于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這也導致宋朝在對遼及西夏的戰爭中失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滅亡。共歷9帝，167年。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北宋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占據世界的60。北宋的最大統治區域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門關為界與遼相交；西北以陜西橫山、甘肅東部、青海湟水與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與青藏高原、大理國交界，以廣西與越南交界。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99,145萬戶。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后周末帝柴宗訓禪位于趙匡，建立北宋。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門關為界與遼相交；西北以陜西橫山、甘肅東部、青海湟水與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與青藏高原、大理國交界，以廣西與越南交界。據《太平寰宇記》所載，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99,145戶。北宋政權先后與遼、金、西夏對峙。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滅亡。共歷九帝，共計167年。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根據研究，北宋時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65.5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60，而清朝在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286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2.9。顯示北宋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據世界比重的最高峰。
北宋時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為2,280美元，西歐人口人均生產總值則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產總值為600美元，當時已經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生產總值為1,250美元。[1]
趙氏崛起
后周太祖郭威當了后周的開國皇帝，趙匡在擁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遂被擢升為東西班行首，成為禁軍軍官。公元953年，郭威派趙匡到滑州充任副指揮使。此時正趕上郭威的養子柴榮（郭威之妻柴氏的侄子）被封為晉王，擔任開封府尹。柴榮和趙匡曾在軍事數載，深知趙匡英武、機靈，就把趙匡留在身邊，讓他改任為開封府馬直軍使。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養子柴榮
繼位，是為周世宗。北漢主劉旻認為周主換人正是滅周興漢的千載難逢之機，遂向契丹乞師，聯合入侵中原。周世宗得到北漢進犯的消息，決定親自領兵，前去御敵。皇帝親征的消息傳出，眾朝臣紛紛反對，周世宗不理睬這些議論，自帶趙匡等將士出征。是年三月，兩軍在高平遭遇，拉開了大戰的序幕。北漢主劉旻親領中軍，大將張元徽領左軍，契丹大將楊袞為右軍。
開戰之初，周軍因后續部隊沒有趕到，處于劣勢，一部分將土在眾敵面前產生畏懼情緒。周世宗卻毫不示弱，立即命令將領白重贊、李重進為左翼，樊愛能、何徽為右翼，向訓，史彥超領精騎在中央，趙匡與殿前都點檢張永德各領牙兵1000跟世宗柴榮保駕。北漢軍開始進攻，左軍先向后周軍右翼沖擊，氣勢兇猛。后周軍右翼將領樊愛能，何徽懾于漢軍人多勢眾，交鋒數合，便率幾千騎向南潰逃，并鼓惑民眾，聲言戰爭完全失敗。
在這關鍵時刻，柴榮趕忙率親兵策馬上陣，左拚右搏，力挽敗局。趙匡迅即躍馬出現于陣前，地位比他高的禁軍將領張永德建議說：“現在賊氣方驕，將軍的部下一向能射，可以從西面登高而上，我帶騎兵從左翼策應，兩面夾擊，必定可以取得勝利！”趙匡答允。張、趙兩人各自領兵出戰。只見趙匡一面指揮兵馬迅速占領有利地形，穩住陣腳，一面親自帶領勇土向右方沖殺，陣斬北漢大將張元徽。漢兵失去大將，紛紛后退。契丹大將楊袞因對劉旻不滿，見狀也自行撤走。戰斗以北漢失利而告結束。
柴榮是一個賞罰分明的君主，高平之戰后，他將樊、何兩人及其部將70余人斬首。趙匡因在關鍵時刻力挽敗局，贏得周世宗的歡心，也搏得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等禁軍將領的嘉許，被任命為殿前都虞侯，跨進禁軍高級將領的行列，并負責整編禁軍。[4]
北宋開國
公元959年六月，周世宗柴榮在開封去世。年僅7歲的兒子宗訓繼位，他還是無知稚童，不能處理任何事務，軍國大政只好由大臣決斷。
此時，趙匡掌握軍隊大權已達6年。他還把一些重要將領拉攏到自己的身邊，與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勛、王審琦、劉慶義，韓重贊、劉守忠，劉廷讓、王政忠等結為“義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趙光義，幕僚趙普，李處耘等。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鎮、定二州剌史在趙匡的授意下，派員進開封向朝廷送來緊急戰報，詭稱契丹與北漢聯合大軍掠境，請求朝廷出兵御敵。宰相范質、王溥未核實軍情，倉促派遣趙匡率領宿衛禁軍前往抵御。[5]
公元960年，后周政權的都點檢趙匡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劃黃袍加身，逼柴宗訓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稱“北宋”，這就是著名的“陳橋驛兵變”。趙匡即“宋太祖”。在當時，除了剛建立起來的宋朝之外，還同時存在著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勢力。
于是自宋朝建國伊始，宋太祖趙匡便開始了他統一全國的斗爭。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滅了荊湘、后蜀、南漢三地，又于975年擊敗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南唐。此后，吳越與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勢力紛紛“納土”于宋王朝，使紛亂的時局逐漸結束。
燭影斧聲
根據記載，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趙匡召弟弟開封府尹晉王趙光義進宮飲酒，當時趙匡身體很好，酒后困頓，就躺下休息。宦者宮女皆被屏退離開，趙光義自己來照料皇兄。眾人只遠遠看見趙匡和趙光義說了一些甚么，接著蠟燭光影搖晃，似乎趙光義離席退避，隨后聽到玉斧戳雪之聲，聽見趙匡高聲說：“好為之，好為之”。天快亮時，趙光義急急喚人，叫皇子都來，說趙匡已經逝世。二十一日晨，趙光義就在靈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慣例，立刻改元太平興國。[6]（對于此說法有爭議）。
澶淵之盟
在五代十國的后晉時期，后晉皇帝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割與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為了收復幽云十六州，北宋與遼國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自宋太宗趙光義起，北宋曾多次與遼交戰，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宋真宗景德元年，宋戰勝了遼，反而訂立了“澶淵之盟”，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約定宋
遼為兄弟之邦（宋為兄，遼為弟），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慶歷二年，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并改“贈”為“納”。北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后世稱之為“澶淵之盟”。這次結盟后，北宋因為邊疆戰事危機的解除，國內經濟發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后來神宗時又割河東地七百里。
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經過多次戰爭后所締結的一次盟約。對于北宋來說，“澶淵之盟”是個平等的合約，微不足道的歲幣換得北宋幽燕地區的和平，可以講主要的精力實力放在內政建設和西北的戰事上。對于遼來說也是一個很合適的條約，當時的遼內部暗流涌動，及時從南方宋政權的糾纏中脫身是明智之舉。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來看澶淵之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結束了遼宋之間幾十年的戰爭，使此后遼宋邊境長期處于相對和平的狀態，有利于邊境地區的生產和發展，從長遠來看，有利于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統一。
慶歷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慶歷四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歷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慶歷和議訂立后，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后，范仲淹在應天府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采納。慶歷年間，宋仁宗迫于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
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歷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繼續。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遼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熙寧變法
內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統治者要求變法改革。北宋經仁宗、英宗至神宗時期社會趨于穩定，經濟規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極一時。神宗為使社會有所發展，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1068年（熙寧元年），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工作。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推行新法。趙頊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1069年以後陸續實行。
1069年春，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概括而言，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富國方面王安石頒布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聽民戶自愿借貸，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十五貫，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一貫半，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二分。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為常，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
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在法令頒布之后的七個年頭里，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灌溉民田36萬多頃。募役法。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番茄小說)募役的費用，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免役錢”；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及坊郭戶、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也都得按照戶等出“助役錢”，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
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里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這個新法，后來又在杭州、成都、廣州、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方田均稅法。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因此實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并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
強兵方面頒布了置將法。針對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當時稱為“置將”。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保甲法。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選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同時規定在農閑時集合保丁，練習武藝；每一大保須于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同時，設立軍器監，全面改善武器質量，提高宋軍戰斗力。另外，王安石還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注釋，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但由于保守勢力過于強大，王安石兩次推行新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哲宗元祐年間，英宗皇后高氏徹底廢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復了原先的統治方式。至此，北宋開始走向衰亡。
新法客觀上符合農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對地壓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這一斗爭最後是失敗了。而且後來演變成官僚集團爭奪權利的斗爭，完全失掉改革的意義。新舊黨人的紛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各地起義
宋徽宗趙佶繼位，面對這是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北宋王朝，剛即位的宋徽宗先是整頓朝政，可是一年以后，荒淫殘暴的本性就露了出來。宋徽宗的腐朽無能導致了北宋王朝的滅亡。
宋徽宗為解決財政困難，于1111年設立“西城括田所”，專事搜刮民財。梁山泊的農民和漁民交不起沉重的賦稅，只要武裝抗租抗稅，所以梁山泊成了農民武裝起義的據點。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最初即以梁山泊作為據點，堅持了四五年的斗爭，直到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義，隨后離開梁山泊，轉戰于河北、山東一帶。宋江的隊伍最初只有36人，以“替天行道”、“殺富濟貧”為口號，深受百姓擁護，規模迅速擴大。1121年，宋江率起義軍乘船來到海州，陷入宋軍重圍，走投無路之下，投降了北宋。
由于北宋末年官吏的，迫使人民紛紛起兵反抗。方臘于1120年10月率眾在今安徽歙縣七賢村起義，建立了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縣在內的農民政權。在當時影響很大，1121年夏起義失敗，方臘被俘，被朝廷處死。方臘的起義嚴重打擊了宋王朝的統治。
海上之盟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貫出使遼朝。了解遼朝的政治形勢，童貫在這次出使過程中，遇到了燕人馬植，向童貫獻策取燕，深受童貫賞識，被童貫改名為李良嗣，帶回開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陳說遼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女真對遼恨之入骨，如能從登萊過海，與女真族結好，相約攻遼，則燕地可取。宋徽宗對此非常高興，又賜姓趙，開始了謀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動。
當遼朝在金兵的進攻下，處于岌岌可危之時，宋徽宗、蔡京等人以為聯合女真夾擊遼朝，進而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時機已成熟。于是，政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買馬為名，遣使從登州渡海到遼東，同金朝商議共同伐遼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趙良嗣等使金，遂與金訂立“海上之盟”。雙方約定：長城以南的燕云地區由宋軍負責攻取，長城以北的州縣由金軍負責攻取；待夾攻勝利之后，燕云之地歸于北宋，北宋則把前此每年送與遼朝的歲幣，照數送與金朝。
宋廷原以為據此便可輕易奪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沒料到遼軍抵不住金兵的進攻，卻不懼怕與腐朽不堪的宋軍作戰，結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兩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遼的燕京守兵打得大敗。到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關進軍，攻克燕京。這樣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諸州交給北宋了。經過雙方討價還價，宋朝方面一再退讓，最后金朝只答應把燕京及其所屬的六州二十四縣交給宋朝，卻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給遼朝的40萬歲幣交給金朝外，還要把這六州二十四縣的賦稅如數交給金朝。宋朝答應每年另交100貫作為燕京六州的“代稅錢”，金朝才答應從燕京撤軍，而在撤軍時，金兵卻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紳富戶席卷而去，只把幾座空城交給宋朝。
金國入侵
遼朝滅亡后，金朝最高統治集團從北宋對遼作戰的表現，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過程中，已經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軍事的無能，遂即乘勝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兩路南下，西路由完顏宗翰率領從云中府進攻太原府。東路軍由完顏宗望率領，由平州進取燕山府。兩路約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軍進出潼關北上洛陽與南渡黃河直向東京的東路軍會師于開封城下。西路軍在太原城遭到王稟領導的宋朝軍民的頑強阻御，長期未能攻下，東路軍到達燕山府，宋守將郭藥師投降，金兵遂長驅直入，渡過黃河向東京進軍。
宋徽宗聽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親自擔當領導抵抗敵人的責任，急忙傳位給太子趙桓，企圖南逃避難。趙桓即位，是為宋欽宗，改明年（1126年），為靖康元年。這時朝野官民紛紛揭露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的罪惡，要求把他們處死，宋欽宗被迫陸續將蔡京等人貶官流放。
靖康元年正月，宋欽宗迫于形勢起用主戰派李綱為親征行營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綱剛把京城守備設施布置就緒，完顏宗望所率金軍就已兵臨城下，向開封的宣澤門發起猛烈進攻。李綱組織開封軍民堅守城池與金軍展開激戰，把攻城的金兵擊退。完顏宗望見開封一時難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議佐攻戰”的策略，宋欽宗原本就是一個畏葸懼戰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營議和。完顏宗望提出宋須交金500萬兩，銀5000萬兩，牛馬騾各1萬頭匹，駝1000頭、雜色緞100萬匹，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尊金帝為伯父，以宋親王、宰相作人質，送金軍北渡黃河，才許議和。宋欽宗竟不顧一切，全盤答應完顏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開封全城刮借金銀運送給金軍。李綱堅決反對同金軍議和，宋欽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間出擊金營失利一事，追究李綱的責任，下令罷免李綱，廢掉李綱主持的親征御營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議和的決心。
宋欽宗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開封軍民的憤慨，太學生陳東等在宣德門上書，要求復用李綱，罷免主張和議的李邦彥、張邦昌等人，幾萬人不約而同來到皇宮前，聲援和支持陳東，要求宋欽宗接見，并砸碎登聞鼓，打死宦官幾十人。宋欽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綱，為尚書右丞，讓李綱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這時宋朝各路勤王兵，約計20萬人也已陸續趕到。
面對這種形勢，完顏宗望知道以6萬兵馬孤軍深入是難以攻下開封了，于是在得到宋欽宗同意割讓三鎮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軍撤離開封北還。完顏宗望北還，河北一線的戰局雖暫時平靜，而河東的戰事卻繼續緊張進行著，從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軍曾三次大規模入援太原，合計投入兵力40萬人，均被金軍擊敗，宋軍主力耗折殆盡。[7]
河北暫趨平靜和河東戰事膠著的軍事形勢，只是金軍更大規模入侵的間歇。然而，以宋欽宗為首的腐朽統治集團卻以為太平無事了。罷了有聲望的老將鐘師道的兵權，各路趕來的勤王兵也全被遣還，宋廷又恢復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態。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風。靖康元年六月，宋欽宗因為厭惡李綱屢言備邊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際，派他為河東、河北宣撫使，強行把他趕出朝廷。八月，李綱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罷去兩河宣撫使之職。
靖康元年八月，金軍在經過一個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約割讓太原、河間、中山三鎮為口實，再次南侵。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分東西兩路進兵。這時宋將王稟堅守太原已8個多月，因糧盡援絕，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顏宗翰乘勝南下，直逼黃河北岸的河陽。完顏宗望的東路軍，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鎮真定府。余軍的這次南侵已擺出了一舉滅亡北宋的態勢。
宋欽宗卻一心只想投降，以為可以繼續用金帛賂使金軍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營乞和，在軍事上不做認真的準備。而朝廷內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堅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軍，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軍渡過黃河，完顏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劃黃河為界，河東、河北地歸金朝，宋欽宗一一答應，并且親自下詔給兩路百姓，勸諭他們“歸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軍事上作認真準備，兩路金軍未遇大的抵抗，便順利向東京挺進。十一月金軍前鋒到達東京城外，閏十一月初金軍東西兩路會師開封城下，對開封展開攻勢。開封城內兵力有限，士氣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際，竟派郭京帶領“六甲神兵”出戰，大敗潰散，東京城被攻破。
雖然東京城破，統治者依然決意投降，但開封軍民不愿作亡國奴，抗敵情緒很高，要求參戰的人達30萬之多。金軍見開封軍民已準備展開巷戰，不敢貿然進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議”的話，向宋王朝索取1000萬匹絹，100萬錠金，1000萬錠銀等錢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時，宋欽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營乞和，完顏宗翰和宗望卻要宋欽宗親自到金營商議割地賠款之事，欽宗不得已進了金營求降，獻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開封進發，對自發組織起來準備抵抗的民眾進行鎮壓，然后金軍大肆搜括宋朝宮廷內外的府庫，以及官、民戶的金銀錢帛。
當時正是嚴冬季節，大雪紛飛，被擄掠一空的開封人民遭受饑寒無情的襲擊，凍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宋朝腐朽統治者的投降政策，使開封人民遭受難以言狀的災難。[7]
靖康之恥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軍先后把宋徽宗、宋欽宗拘留在金營，二月六日金主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結的原宋朝宰相張邦昌為偽楚皇帝。四月初一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搜羅一空滿載而歸。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7]北宋由此滅亡。
趙匡通過發動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他鑒于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也稱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斗力，而且嚴重削弱了抵御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1127年，徽欽二帝及在開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擄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因為被委派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難，不久在應天登基，金兵繼續追殺，他逃到了揚州，后來又被逼無奈，出海逃亡，最后在臨安（今杭州市）落腳，暫時穩定下來，這樣建立了南宋，是為宋高宗。徽、欽二帝被掠去后，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國。
領土范圍
宋朝與遼國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邊界上廣植柳樹。與西夏的作戰方面，宋神宗力圖開擴疆土，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時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敘、瀘、黔、邕等州。
中央制度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經過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總攬大權。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奪權。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干弱枝”“守內虛外”。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規定州郡長官不能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并且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另設“通判”，使其互相牽制。
后來，又把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陸續在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安撫使、提舉常平等司，統稱“監司”，也都由文臣擔任，只是安撫使有時用武人。路、州、縣的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屬于臨時指派的性質，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無法與朝廷對抗。
北宋統治者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國各要沖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采取被動防守的方針。宋太宗曾這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科舉制度
北宋建國后，就逐漸采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后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后，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仆，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賦稅制度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稅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征稅，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襲唐朝的兩稅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獲一石，須納官稅一斗。江南各地由于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稅三斗。唐代的兩稅法是按資財多少征稅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征稅的。秋稅，是在秋熟后按畝征收糧食；夏稅，是以收錢為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按畝征稅是征稅的基本標準，但是在實際征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征稅的稅額。“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稅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愿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一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折變”就是在征收夏稅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稅額。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政府收取地租，稱為“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復取稅”。
北宋的身丁稅規定，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稅，交錢或交絹，與兩稅同時交納。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稅，以類合并，統稱之為“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稅、牛革稅、蠶鹽稅、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雜交也必須隨同兩稅輸的。
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征購的數量，并付給一引起價款，到后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兩京都城
西元960年趙匡發動兵變，建立了宋王朝，定都開封，史稱為東京，從舊制設西京河南府（洛陽），宋真宗設南京應天府（商丘），宋仁宗設北京大名府。[8]此后，趙匡、趙光義兄弟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封建割據局面，開封成為全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中心。北宋都城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首都東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過一百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
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子”，里面有“勾欄”、酒肆和茶樓，還有說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那時的開封水運十分興隆，貫穿全城的水道有四條，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當時汴河一路，每年從江南運往京城的糧食就有五百萬石到七百萬石之多。宋神宗時，由于宋朝開始導洛入汴水利工程，從汴口往西開渠五十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與伊洛河相互溝通，東西橫貫全河南省境內，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交通大動脈。從開封向北，可通遼國的燕京；從開封往西，經鄭州、西京、陜西的京兆府；向西南，經許呂、鄧州、襄陽、江陵，直達湖南和兩廣；往東可達山東沿海各地。那時的開封是一個開放的都市，宗教文化門類多、規模大、知名度高。
久負盛名的歷代皇家寺院大相國寺、建于北宋供奉佛舍利的開寶寺鐵塔、天清寺繁塔、三大道觀之一的延慶觀、自春秋保存至今的禹王臺、興國寺塔、大云寺塔、東大寺、古觀音寺、天主教河南總修院以及建于民國初年的全省首家女子寺院寶珠寺等，宗教門類齊全。尤其是相國寺是開封歷史上一座有名的寺院，中國許多優秀的古典小說，如《水滸傳》、《西游記》等，都曾編寫過有關相國寺的故事，歷經千年，至今香火不斷。
北宋開封的繁華盛景，除了文字記載外，最著名的就是《清明上河圖》。它像一部紀錄片，真實生動地展現了八百年前北宋東京的生活情景和社會風貌，成為后人研究北宋時各種社會風情和人文歷史的珍貴史料。在開封的歷史鏈條中，名人眾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顥、鐘嗣成、王延相等在開封寫下了各自的一頁。“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的唱詞唱響了大江南北，一代清官包拯為民申冤的故事家喻戶曉。滿門忠烈的楊家將、民族英雄岳飛、圖強變法的王安石、一代清官張伯行等膾炙人口的故事流傳至今。近代又哺育了范文瀾、馮友蘭、尹達、鄧拓、姚雪垠、穆青等，令人敬仰。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時期，由于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它的發展，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
在宋太祖趙匡建立宋朝之初，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針。首先在軍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釋兵權”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將對軍隊的控制，并設立中央禁軍，將各地精兵收歸京城禁軍管轄，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調動。這些將領雖統率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于樞密院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對軍隊有了完全的掌握權。
另外，政治方面，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將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在科舉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農業發展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并修筑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筑，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頃，年久堙廢。
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余米，長160余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
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占主要地位。
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應用于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金錢交易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于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于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并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非常發達，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北宋社會經濟生產總值達到了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的藩鎮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斗作用，而且嚴重削弱了抵御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全國人口
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紹圣元年，戶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符三年，戶一千九百九十六萬八百一十二，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崇寧元年，戶二千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火藥技術
北宋年間，由于其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使得有一些地區相對安寧一些，故而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我國的四大發明其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和發揚的。由于戰爭的需要，在宋朝時火藥被首次應用于軍事。西方各國的現代戰爭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間經由西亞各國傳播的火藥制造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印刷造紙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刻印的書，后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制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其中，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馬光、蘇軾、歐陽修，宋彥德[9]等人，而宋朝的詞作品也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它與唐詩并成為我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瑰寶。在繪畫、書法藝術上，當首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東京開封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歐陽修在西京洛陽寫成了史學名著《新唐書》；司馬光居西京洛陽十五年，寫就了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二程兄弟也在西京洛陽創立了洛學及后來的程朱理學。北宋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學方面中最強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機會。遼國保持了長期威脅宋朝統治的優勢地位。而且在陜甘一帶這時又新興起了西夏。北宋政府對于遼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當時，宋軍和遼軍、西夏軍經常作戰、敗多勝少。軍事上的無作為，帶來政治、外交上的軟弱，只能靠賠款以求和平。北宋王朝的這種方針政策跟戰國時代六國對待秦國的方針路線很相似。
公元12世紀初，在契丹背后興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國。金兵在公元1125年滅遼后，開始南下，北宋朝廷無心抵抗，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開封，擄走徽宗欽宗，開封被搶掠一空，這一中古時期作為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徹底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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