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對那位中年人說道：“這位大哥，俺張哥說的是1毛1分錢，你說得是9分錢，不就相差了2分錢嗎？要我看，這組數據應該算是很靠譜了。(比奇屋逼qiwu的拼音)”
“我說姑娘，你想過沒有，雖然只是差了2分錢，看起來好像差的不多，但由于人家一天才掙9分錢，2分錢幾乎占人家一天收入的了四分之一，姑娘你說，這是一個小數嗎？”中年人問道。
聽了人家的說法后，張倩說道：“哦，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呀，要是這么算的話，差的還真不是個小數。張哥，這是誰統計的？這數據也太不靠譜了。”
“哈哈，我說各位，你們這次又誤會了，我剛才說得很清楚，人家的數據指的是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分配到的收入，并不是咱東山省農民每人年均分配到的收入。你們想過沒有，人家南方有些省市，比如滬海市、江蘇、浙江、南粵、福建、湖北、湖南等，要比咱們北方各省要富裕的多，所以，經過全國平均以后，這個數據不就差不多了嗎？”張錚解釋道。
“啊，張英雄，那就是說，我們又被人家拉高了？”小平頭說道。
張錚笑道：“哈哈，可以這么說吧。”
小平頭說道：“怎么受傷的總是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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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說平頭兄，你就不要怨天尤人了，誰讓咱們生在北方了呢。唉，說到底，還是咱們的父母沒有長遠眼光了。”眼鏡男說道。
“這位老師，通過剛才大家的互動，你還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不嚴重嗎？還認為那些重大國防科研成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嗎？”張錚向那位老師問道。
那位老師說道：“張先生，聽了你剛才的介紹后，我才明白，如果當時沒有中央和周總理對國防工業和相關專家采取的特殊保護政策，咱們的國防科研工作也一定會像其他行業那樣受到文革嚴重沖擊的。所以，我現在收回我剛才的觀點。”
張錚說道：“其實，除了少部分不認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定性的人之外，絕大多數持有你這種觀點的人，基本都和你一樣，是被部分表面現象誤導了。比如你剛才談到的那些著名的科學家，其實，他們并不像你說得那樣是由我們國家培養的，因為，他們全部都有留學國外的背景，都是在國外學有所成以后，才回到祖國的，所以，嚴格來說，他們都應該是由外國大學或科研機構培養的。”
聽了張錚的話后，這位老師立即說道：“張先生，你說的沒錯，剛才我說過這句話后，就已經感覺不對了。比如素有華夏國‘航天之父’、‘導彈之父’和‘火箭之王’稱號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同志就是在米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留學的；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創始人，中國“兩彈”元勛錢三強先生，是在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攻讀的博士學位。就連李四光、林巧稚、侯德榜、鄧稼先、王淦昌、彭桓武、趙九章、任新民、孫家棟、王大珩等這些在世界上都享有盛名的科學家也都是在國外學有所成后回國的。
至于我剛才的那個‘一窮二白’說法，看來也是有問題的，因為無論是咱們的火箭、衛星項目，還是原子彈、氫彈項目，主持這些項目的主要科學家在國外時，就已經掌握了這方面的理論和技術，因此，咱們國家的那幾項重大國防科研成果，嚴格起來說，應該是在人家的基礎上，通過我們的努力研制成功的，所以，所謂的‘一窮二白’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或者至少是不嚴謹的。”
聽了這位老師的說法后，張錚笑道：“哈哈，這位老師有錯即改的風范太讓人佩服了，我就特別喜歡這種嚴謹的態度。
其實，直到今天，與這位老師具有同樣認識的人應該還有不少，但我相信這并不是他們真實的想法，而是受到了一些媒體的誤導，因為咱們國家的媒體，包括一些國家級的媒體，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就是有時候不實事求是，特別熱衷于拔高我國所取得的成績……”
“等等，我說張兄弟，人家什么時候不實事求，拔高我國的成績了？”呂大鈺問道。
張錚說道：“每當我國取得重大成果的時候，比如‘兩彈一星’，這些媒體，尤其是黨報和黨的通訊社，在社論或宣傳文章中總是不忘寫上那句‘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研制成功的’說法。關于他們的這些報道和說法，呂姐你作為記者，應讀過或了解吧？”
“沒錯，作為央視的記者，我當然讀過他們的那些文章了。其實，他們的這種說法，我們央視也說過，而且我還說過呢。”呂大鈺說道。
“請問呂姐，我們當時真的是一窮二白嗎？”張錚問道。
“關于這種說法，剛才那位老師不是已經解釋過了嗎。其實，對于這種說法，我原來是認可的，但現在看來是值得商榷的。”呂大鈺說道。
張錚說道：“其實，所謂‘一窮’的說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一窮’在這里表示的是落后，而我國的科技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的確比較落后。但‘二白’的說法，就有點言過其實了。所謂‘白’，意思是如同一張白紙，什么都沒有，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其實，剛才那位老師已經給出答案了，情況并不是這樣的。”
“張兄弟，你的意思是我們研制的‘兩彈一星’是有外援了？”呂大鈺問道。
張錚說道：“至少原子彈的研制是得到蘇聯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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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兄弟，你又在瞎說吧？我國和蘇修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系，他們怎么會在尖端武器研制上給我國提供幫助呢？”呂大鈺道。
張錚說道：“呂姐，這可不是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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