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外交方面的能力，那也是沒的說的，再說了在一般的中國人眼中，那也不是一個什么好差事，一個人在英國倫敦，面對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人，他楞是有理有據和他們進行談判，取得了在西南方向的勝利，自己還差一點給累死。
中央的辦事機構基本就是這樣了，下面還要搞全國的各級人事任免等項事務，李振華心中說道：真不應該答應他們自己來當這個國家的一把手，要是讓別人去當，自己就可以偷偷懶了，可現在自己那一件事不得親歷親為呀，可那些老狐貍們晃會干的。
下面的各省巡撫先改變名稱為省長，布政使兼管財政收支、工業、農業和商業，按察使兼管治安、刑獄，學政管教育，同時設立一些必要的廳或者局來對應中央的那些領導部mén。
撤銷原有的一些府和州的衙mén，留下了一些作為地區一級的中間管理結構，名稱好說有現代的在哪兒，年輕干部豐呢拿來就用，就可以了。撤銷的府、州主官，一部分上升到省一級去作具體的事務，一些就到地區一級去當主官，其余的人就分到各層面上去了。
取消科舉制度，由各省先進行招考各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現在的考試當然不能只考試文科，也要考試算學、政治、科技等方面。對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員也可以進行直接聘任。
對于最高層的安排，大部分的人都高興地接受了，只有梁啟超沒有接受，很多人都認為他也太不給李振華面子了，李振華也覺得很奇怪，于是他決定到梁啟家中去一趟，和他談談了解一下，李振華很想知道他為什么不接受這個任命。
第二天李振華換上便衣，領著幾個警衛員出去了，這一段時間他忙于國家制度和人事問題，他很少到大街上來，在車上他看到人們已經基本上都安定了，戰爭引起的húnluàn，已經基本上沒有了，人們都在進行著自己的工作，從人們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來，大部分人都已經是安居樂業了。
各種商業mén店正常營業，大街上那些游手好閑的人少了，人們走路的頻率也快多了，不像原來那樣，饑民遍地，一些滿族的紈绔子弟，托鳥架鷹，游手好閑的，滿大街皆是，現在那些人少多了，不過這些人要有一個好的處理辦法才行的，要不以后也是個問題。
梁啟超的家在北溝沿胡同，就是現在的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mén南小街以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
很快李振華就到了梁啟超的府上，警衛員一叫mén，馬上就有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誰呀？等一下，馬上就來了。”
就聽mén一響，一位身穿旗裝的fù女開了大mén，只見她長的還算清秀，一看到是一些當兵的而且是新軍，她的臉上lù出了驚慌的神sè，李振華馬上對她道：“你好，我們是來找梁大人的，他可在家？”
聽到李振華客氣地說話，她平靜了很多：“在家的，快請進吧。”說完打開了大mén，李振華走進了院子，一看顯然院子不大，但是收拾的很整潔，這時，就見梁啟超已經從里屋出來了，他一看到李振華大吃一驚，他想不到李振華會到他的家中來。
“卓如先生，自從奉天一別，已有數月未見，近來可好啊？”一見到梁啟超出來了，李振華馬上就熱情地問道。
“慚愧，慚愧，本無顏再見將軍，沒想到將軍卻親到寒舍來了，這讓在下不知如何是好了。”梁啟超的一口廣東話，再加上見到李振華有些激動，說的快了一些，讓李振華也有些聽不明白了。
旁邊的梁夫人馬上就對李振華把他的話再說了一遍，李振華馬上笑了起來：“先生大才，我是應該前來拜訪的。”
李振華知道梁啟超在光緒皇上的眼中，因為他的一口廣東話讓他的前程大打折扣，因此他也不愿意多用口舌來表示，他寫了很多的作品，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lun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他的夫人李蕙仙，也是很有文才的一個女子，平時她是作為他的翻譯出現的，任務就是幫助他“以漢譯漢”，李振華心道就是這樣的一位大才子，光緒皇上居然不肯用他，這也是大清朝庭的一種悲哀吧。如果我們再不用他，那豈不是和光緒一樣的水平了。
幾人來到了屋里，李蕙仙給他們上了茶，她就坐在了一邊，準備還是作她的翻譯工作，其實李振華是用不著她的，本來自己在南方呆了多年，再者在前世時，他就經常以能夠聽懂各地的語言而驕傲，一般的語言還是難不住他的。
于是他們就交談了起來，他們之間談的很多，涉及到了很多的地方。
但是他的賦稅思想卻是讓李振華很有啟發，他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sāo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