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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飛等人不同，高義畢業于北京大學，出任外交部外派時節已有十幾年的經驗，但是他則更注重思想領域的東西。在到遠東國公派的兩年里，他常常在遠東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遠東文化先驅報》上發表文章，宣傳自己的思想，鼓勵熱血青年們投入到振興中華的變革中來。
實際上，他們并不是不重視宣傳，而是他們并不擅長宣傳，另外他們把宣傳的重點放在了國內。幾乎所有高義先生在《遠東文化先驅報》上發表的文章，都很快出現在華夏國內的各大報紙上，其中就包括“新華社”發行的報紙。
華夏國公派時節高義是一個神秘的外交官，宋飛想破腦袋也沒搞清楚他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沒辦法，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叫做高義的外交家和思想家。還有一點，宋飛很確定，那就是高義先生在華夏國內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貌似很有威望。
所以，由于高義先生在國內的聲望，在國內的宣傳效果要比他們這些無名小卒強得多。他們重點是設法潛移默化地改變高義山的思想和觀點，由宋飛把后世的許多先進變革理論有選擇地編纂成冊，借助于他們那個離奇的故事，給高義外交官先生閱讀。
不知不覺中，高義的觀點不再局限于純屬理想的“為毛主席服務，一切聽從毛主席的命令，發展國家，改變華夏”，而是把它們具體到了更符合華夏現狀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項法律。
于是，通過宋飛的筆，宋飛把后世總結出來的經驗和自己的觀點看法宣傳到了國內。因為是出自高義這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筆，效果當然是很理想的。
會議結束了。宋飛、王一清、陶亮等人象往常一樣一起走出大會議室，來到頂樓的小會議室里繼續他們的名義上是“聚餐”，實際上是討論和決策的會議。
宋飛首先說道：“‘三五運動’應該說是在我們的縱容下順利爆發了。接下來，就是我們強大的紅星軍出面擺平那些企圖封鎖華夏的壞人了。大家都談談應該怎樣利用它吧！”
點上一根上好的中華香煙，趙大力首先說道：“因為遠東、東方市和庫頁島已經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更因為神日帝國小鬼子的海軍的沒落和我們海軍的崛起，事實上，對亞洲東南亞影響最大的勢力已經不再是歷史上的神日，而是我們第一，鬼子第二，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開羅和會’上，米、英、法都在東南亞問題決定之前向我們做過非正式的通報。我們雖然沒有干涉這件事，但是卻從側面證明了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們在亞洲地區勢力范圍的某種承認。”
王一清說道：“是這樣的，這個世界從來尊重的都是實力。在東南亞的陣營選擇上，國內知識界的那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米國身上，希望他們為華夏主持公道的想法，幫助東南亞成為華夏貼心的朋友。真是太天真了。沒有這次‘三五運動’，他們還會對西方國家們心存幻想。正象張耀所說的，現在看來，這場運動對于喚醒華夏民眾、沖擊封建思想、凝聚民族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張耀呵呵一笑，說道：“我們要讓‘三五運動’這把火比歷史上燒得更旺，要在國內大力宣傳我們的‘建立和諧社會’的理論和主張。這個理論，要比‘聽從一人’和‘大刀快干’更容易被民眾所接受，因為它是可以通過艱苦的努力在人們的有生之年實現的目標，而不再是一個虛無飄渺的‘烏托邦’。我們已經讓高義先生接受了這個理論，并通過他的筆，在我們控制的國內各大報紙上發表，反應相當不錯。”
于鑫山接著說：“的確是這樣的。通過國內情報網絡傳回的情報，我們可以說，讓絕大多數國人接受這個理論還是比較有把握的。主要原因正如張耀說的那樣：它并不是百年之內不可實現的理想，而是一個可以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目標。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出自高義的筆下，先生在國內、尤其是在知識階層的影響力是無人可以替代的。我們與先生合作這步棋，看來是走對了！”
于鑫山與高義在一起待了近一年的時間，已經深深的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出于對高義的尊敬，他總是口稱“先生”。
突然，于鑫山話鋒一轉，接著說道：“可是先生仍然對有些反動勢力心存幻想。就拿江青來說吧，先生就一直非常信任他。就是現在，他仍然經常給他發電報遙控指揮著江青的行動。可是我們大家卻都知道這個江青在歷史上差一點殺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宋飛若有所思地說道：“這的確是個問題。鑫山應該加強對江青的監視力量，千萬不能讓這個叛徒在將來出現歷史上的事情，影響華夏的發展不說，還要讓毛主席老人家受苦！”
于鑫山又語出驚人地說道：“我已經增派了人手，也掌握了他的不少個人資料。不過，卻沒有發現他有任何背叛革命的理由：她早年參加華夏黨化運動。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第1副組長，代組長，解放軍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軍委文革小組顧問，只是，這些都沒有她反叛的跡象啊，指揮官，我怎么感覺這么一個演員，不會掀起多么大的風浪呀？”
宋飛說道：“你這個狙擊手還有情報員的潛質呢，不過還真有兩把刷子，把江青調查得這么詳細。但是，這一次你是真錯了，沒有經歷那樣的歷史，你是不會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可怕與恐怖。既然說到這了，我就多說幾句，稍微透漏一些當時的悲慘，大家留個心眼，千萬要避免類似事情的再度發生啊。”
“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并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后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現在知道這場文化浩劫對華夏共和國的影響了吧。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希望諸位君共勉，強力避免類似事情再度發生。行了，除了軍委留下，其他人都離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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