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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幾年來的觀察，聯合后世的記憶，宋飛知道，資本主義世界對于新生的蘇砂社會主義政權可以用“極端仇視”這個詞來說明。
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從他們對于蘇砂政府的態度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不管是一戰還是二戰，在歐洲戰場上拼得你死我活的這些國家，在對待新生的蘇砂紅色政權時卻是出奇地一致，在蘇維埃成立的初期階段，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先后對蘇砂發動了軍事進攻。
1938年，3月6日起，英、法、米干涉軍先后在摩爾曼斯克登陸；到現在，同盟國的干涉力量還沒有從遠東撤離，甚至還變本加厲的增加了軍事存在，當然，這一次的目的是哈林地區。
遠東國政府對米國的勸說和對英國的威脅沒有達到目的，4月5日起，澳、英、米干涉軍開始在符拉迪沃斯拉力托克登陸；此外，聯盟國軍隊還侵入了中亞和南高加索；英、法、澳、米等西方國家為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開始扶植蘇砂國內的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近衛軍、托斯基的“志愿軍”等反蘇維埃勢力；6月14日，意大利和土耳其違背與蘇砂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出兵侵占了克里木和南高加索。
蘇俄的工業繼承自沙皇俄國，也算是工業強國了，這是他們取得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最后勝利最根本的物質基礎。而華夏和遠東都是農業國，尤其是華夏，僅有的數目可憐的工業不僅技術落后，而且還非常弱小。如果遠東國和華夏出現如同蘇砂那樣的情況，即使取得最后的勝利，整個國家也必將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
宋飛了解歷史，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立于世界經濟體系而生存。后來蘇砂的解體固然有他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片面理解的因素，但是，蘇砂經濟始終被排斥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鄧公的確是高瞻遠矚，在蘇蘇砂解體之前就實行了改革開放、創造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巧妙地將華夏經濟逐漸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使華夏避免了蘇砂的結局。
但是華夏的“社會主義”身份，卻始終成為米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和攻擊華夏的“天然理由”！這一點，宋飛你不得不防啊。
宋飛這個從二十一世紀來的人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在遠東國的經濟建設中，他用的基本都是從書本上抄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但是，他們沒有盲目地使用“社會主義”這個標簽。為了避免列強的注意，相反地，他們把所有帶有“社會主義”明顯特征的經濟法規都進行了“重新包裝”。
比如，對于帶有“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土地國有化問題，他們采取了“把土地納入國家法律的絕對規范和管理之下”的辦法來處理，即：允許私人擁有土地，但是這些在名義上是“私人擁有”的土地，必須遵守國家頒布的《森林法》、《礦產資源法》、《城市規劃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關于土地的使用性質等方面的規定。
你可以擁有一座金礦，但是不經過政府批準，你仍然沒有開采的權利；你可以擁有大片的森林，但是不經過政府批準，你就沒有隨便砍伐的權利；你可以擁有大片的土地，但是不經過政府批準是耕地，就不允許你進行耕種。
如果你違反了政府的法律規定、把本來應該是屬于植樹造林的土地開墾出來變成了耕地，土地所有者將會遭到嚴厲的懲罰，直至你的土地被強行拍賣甚至收歸國有。
相應的，政府則要組織專家來論證如何科學、合理地使用這些土地，對于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措施也非常嚴厲，而土地的所有者們也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對職能部門的監督之中。這種辦法在本質上與土地國有化沒有任何區別，反而使土地的使用更加科學、合理，監督也更加有效。
對于法國和英、米軍隊在符拉迪沃斯托拉力克登陸的問題，宋飛他們并沒有感到意外：米國海軍的利益盡失必然會讓它的戰略重點從海洋向陸地轉移。以米國人的貪婪，它是不會放過占領遠東地區的機會的。這一點，從聯合軍隊開進遠東公立地區便可以看得出來。
遠東國目前的任務是發展經濟、增強實力，現在陸軍的實力嚴重不足，也確實不是與米國陸軍交手的時候。而吳笑語認為：法、英、米的軍隊進入了在理論上屬于“遠東國代管”的領土，可以成為他們繼續援助蘇砂的最佳借口——因為西方國家是絕對不會輕易從遠東撤軍的。
宋飛他們在經過討論以后，仍然決定堅持自己的既定方針：以最小的代價，在文化上統一華夏是他們壓倒一切的任務。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華夏熱血青年都在苦苦找尋著救國之路，外部發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足以引起他們的興趣、爭論和思考。宋飛他們不知道遠東國發生的這些事情會對國內的民眾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無法預料歷史將因此發生什么樣的改變，他們也只能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了。
外交斡旋的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在了宋飛的肩上，他選擇的第一站，就是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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