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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各種研究項目當中，江風最為在意的還是大豆轉基因項目。這與如今中國在大豆進口方面面臨的嚴峻問題有關：進口量巨大，卻又不能自己掌握定價權。
2006年8月初，記者前往黑省采訪，發現大豆每噸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0元，這已經跌破當地大豆生產成本價。
和大豆價格一樣不景氣的是本土的大豆壓榨企業。據黑省最大的油脂企業九三油脂的統計，目前，全國97家開工企業中，外資參股或獨資的企業有64家，它們控制了全國80％的加工總量。
而在中國大豆行業發展受影響的同時，進口大豆的數量卻不斷增加。2006年上半年，我國進口大豆總量比上半年同期增加15％以上，達到了1400萬噸。
與屬于綠色食品的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相比，進口大豆屬于轉基因大豆，由于品種的改良，對于大豆壓榨企業來說，進口大豆的價格和質量都優于國產大豆。
由于規模生產、產業化程度、政府補貼、地理氣候等多重因素，進口大豆種植成本遠低于國內。據統計，2003年我國的大豆每噸的生產成本是1592元，美國是1395元，而巴西卻僅為984.4元。
而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的產業布局，基本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對這些企業來說，從國外進口大豆比從黑省購買、運輸國產大豆更加劃算，這也影響了國產大豆的銷售。黑省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估計，綜合考慮儲存、收購和運輸的成本來看，黑省大豆只有低于進口大豆170元每噸，才有可能與進口大豆競爭。
另一方面，國產非轉基因大豆銷往日本、韓國的規模也在逐漸下降。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口高峰期。中國每年出口大豆規模超過100萬噸，現在降到了最高二三十萬噸。
進口大豆數量暴增，國產大豆不斷積壓，本土企業接連式微，外資對行業的控制力越來越強，這就是中國大豆行業在今天所面臨的現實。
2006年春天，由于進口大豆數量持續增加，國產大豆市場受到沖擊，中國大豆主產區黑省的種植面積減少了四分之一。
而近兩年來。外資通過一系列并購活動，獲得了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的優勢地位，這引發了國內對外資壟斷中國大豆產業的擔憂。
有觀點認為，如果事態繼續惡化，將會對國產大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造成巨大傷害。并最終危及到國家糧食安全。
可以預見的是，不僅大豆，玉米、小麥等土地密集型大宗農產品都將面臨考驗。
對此，有識之士指出，化解這個難題需要中國企業學會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通過更深入的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和扭轉目前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從而平衡進口大豆的沖擊。另一方面則應該強化國產大豆的非轉基因的特征，走食品加工貿易之路。
今天的國產大豆面臨的局面，早在5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成為wto的第143個成員。為了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大局，中國在農產品貿易領域做出諸多讓步。
在此之前，早在1996年，我國就將大豆列為關稅配額制度管理商品。也即享受配額保護。其中，普通關稅稅率為180％。優惠稅率為40％，配額內稅率是3％。在入世談判中，我國大幅削減了大豆及豆制品的關稅，其中大豆進口只征收3％的關稅。
通常而言，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各國防止農產品大幅進口有兩個手段：一是事前防范，比如高關稅設置關稅壁壘；二是事后防范，比如國營進口以及特殊保障機制。
當年在入世談判的時候，我們放棄了兩個權利：一個是國營貿易企業進口比例的權利，一個是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這意味著無法進行事后防范。
在入世之前，在我國的計劃貿易管理背景下，政府能夠通過國營貿易機構調控進口數量，所以在2000年之前，雖然國內的大豆進口不斷增加，但并未出現進口激增沖擊到國產大豆的情況。
以大豆油為例，2002年發放給國營貿易企業的配額比例是34％，但是到了2005年就降到了10％，到了2006年全部取消，這將直接影響我們進口時對外的談判能力。
另外，由于放棄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結果在進口激增的時候，中國只能采用wto協議中的一般保障條款來保護國內產業。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是針對部分wto成員，為了避免實行關稅管理后，國內農產品市場受到沖擊制定的特殊條款，而一般保障條款是世貿組織所有成員都適用，但是其限制非常嚴格。
在履行承諾的同時，中國進口量激增——200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2001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增加到1394萬噸。同時進口企業也在增加，2001年參與大豆直接進口的大豆壓榨企業達到19家，2002年增加到29家。
面臨大規模的進口大豆的沖擊，國內也在考慮相應的對策。2001年時，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對轉基因與非轉基因的爭議比較大。2001年6月，中國農業部也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次年又頒布了3個配套辦法。
當時外電評價，在成為世貿成員國后，中國準備利用非關稅壁壘保護農產品。但是按照wto《實施衛生植物衛生措施協定》的規定，要限制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必須要有科學依據證明轉基因大豆有害，在轉基因的危害還不能確定之時，這些條例在實際執行時效果大打折扣。
2002年3月農業部又接著出臺《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臨時措施》，當年10月以及次年5月，又兩次延長措施。但2003年中國大豆進口量依然突破2000萬噸，達到2074萬噸，從而成為世界大豆第一進口大國。
中國雖然成為世界大豆最主要的買家，但卻始終無法擁有在全球大豆定價機制中的發言權。近一年內，國內一直存在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的呼聲，主張挾中國市場以令諸侯。這需要我們更深入的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以及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
這些年來，由于中國企業對國際期貨市場的游戲規則把握不夠，往往被國際期貨炒家牽著鼻子走。有時候，中國的大豆壓榨企業就像一頭牛，很有力量，但是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中，卻被別人的一塊紅布牽著跑！
2004年的大豆危機是對此最好的詮釋。
2004年3月，得知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即將前往美國采購大豆，在國際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從先前的約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接著在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簽下高價進口合同，離開美國之后，整個國際市場大豆價格隨即暴跌，最高下跌了125美元／噸。最終參加采購團的各家中國企業損失慘重，有的甚至從此一蹶不振。當時國內的大豆壓榨企業投機心理極強，以為“買到豆子就能賺錢”，結果根本不按照壓榨能力來安排采購，只需20萬噸，卻往往購買四五十萬噸大豆。以至于最終大豆一路下滑的時候，很多企業被迫放棄履約，紛紛賠付定金。
據業內人士估計，僅2004年的大豆風波，全行業整體虧損就高達40億元。
這也為隨后外資的大規模并購國內大豆壓榨企業創造了條件。就此，adm、wilmar、嘉吉、托福、來寶、路易.達夫等國際大豆主要供應商通過參股、控股等低成本擴張方式，大舉進入中國大豆壓榨行業。
除了國際期貨市場的因素之外，現行的國際大豆貿易的游戲規則，也決定了中國企業從一開始就處于被動地位。現在國內的大豆壓榨企業都是通過adm、嘉吉、路易.達夫等幾大的外資貿易商去國外采購大豆。通常在簽訂合同后，幾大國際貿易商就知曉國內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采購量以及最終采購期限。實際上讓“對方知道了你的底牌”。
問題在于，這些國際貿易商在和國內企業合作的同時，它們在國內的合資和獨資企業還和國內企業競爭，這對國內企業來說，通過adm、嘉吉等國際貿易商購買大豆，相當于到敵人手中購買武器來參加戰斗，結局可想而知。
另外，國內企業往往不能及時地準確掌握國際期貨市場的供需信息，這也讓國內企業吃盡苦頭。2005年時，美國農業部發布的世界大豆供需報告，預測美國和南美的大豆將會大豐收，國內企業對此深信不疑，判斷大豆價格將會下跌，最終卻是巴西干旱，以至于最終國內壓榨企業再次高價買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