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
帝國神武元年的這一年的年底，新帝國同時在國內外面對兩件決定民族命運的大事，一是天津談判，二是兩廣事件。
皇帝采取了一種非常司法化的方式處理在兩廣擁兵自重的龍濟光、陸榮廷，也用這樣的方式給全國上一堂真正的現代立憲法治和現代國家主義課程。
這樣做的好處是首先將龍濟光、陸榮廷置于一種國家罪犯的死敵，用叛國罪、私通日寇兩個最忌諱的死罪去爭取全國輿論的支持，以此為基礎發動內戰。
皇帝的這種選擇完全超出了龍濟光、陸榮廷的預料之外。
這兩個人的頭腦里根本沒有這種現代國家和法治時代的理念，直到《中央日報》在整版面的社論報道中將他們的問題分析一遍，并且要求中央政府依照“依法治國，犯法必究”的原則處置兩人時，他們才知道事情很麻煩，他們攤上了真正的大事。
兩人很著急的再次托人哀求皇帝網開一面，皇帝也沒有回答他們，1911年12月中旬，在第二步兵師和第八、第三十步兵師揮師南下，分兵兩路進軍兩廣之后，龍濟光從廣州乘船逃到香港，陸榮廷也匆忙帶著部隊逃往廣西南部山區。
龍濟光離開后，廣東第二十五鎮和廣東混成協宣布接受中央陸軍整編，中央軍部立即抽調第二十五鎮前往廣西南部。參與清剿陸榮廷廣西軍的軍事行動。
雙方在百色地區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戰役，陸榮廷的部隊被擊潰。帶領殘部逃往中越邊境，而第二十五鎮則就地駐防。繼續負責清剿陸榮廷。
雖然宋彪通過情報機構可以輕易的擊斃龍濟光，可宋彪沒有這么做，他不需要這么陰暗的手段。
事情到了這一階段，他已經真正的控制了國內的武裝力量，最后的威脅只是西北馬家軍，此時的帝國已經決心修建一條從西安到新疆的西北鐵路。加強對西北的控制，而馬家軍正是這條鐵路最大的阻礙。
在整個中事史上，白色戰役是一場規模并不大的內戰，宋皇帝用準嫡系的祝捷的第三十步兵師和嫡系的第二步兵師。加上以廣西本地兵源為主的第二十五鎮輕松圍殲了陸榮廷廣西軍，但在新帝國的歷史上，它宣告在皇帝已經真正的統帥了全國的軍事武裝。
因此，這一戰對天津談判最終落下帷幕起到了臨門一腳的特殊作用。
在全國范圍內，中華帝國中央國防軍的總編制達到一百萬的規模，精銳部隊約占3/10，在中日辛亥戰爭中的恐怖表現更是足以證明中國已經成為了新的陸軍大國。
所有的歐美列強都意識到，如今只要華皇“別奧.弗拉基米爾.宋”下定決心，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中國的疆域上輕易擊敗中國陸軍，即便是傲慢的德軍也不會來冒這種風險。
如果德軍真的遠赴萬里海疆。派幾十萬大軍到中國和中央國防軍的百萬陸軍決戰，德軍一定是瘋了。
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德國駐華公使辛里平忽然提出覲見華皇的請求，此時的天津談判已經結束，德國最終未能對華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讓步，華皇即將正式簽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條約》的消息在北京的外交圈子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最后所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法國和俄國將會給予多少國家貸款，以及政策，用以支持中國在東北更大規模的擴大工業發展而已。
辛里平這個人很特別。很多時候也翻譯成辛慈。
段祺瑞政府時代，北洋政府決定和德國斷交之前，辛里平曾經向段祺瑞提出向北洋政府提供一千萬美元的援助款，希望北洋政府不和德國斷交，不斷交也就意味北洋政府繼續選擇中立，而段祺瑞當時已經和英日兩國達成了另外一筆借款條件。[]
在北洋政府斷交之后，辛里平被迫離開中國，但在離開之前，他還是和孫逸仙博士會面，提出借款兩千萬美元，幫助孫逸仙組織革命推翻北洋政府。
孫逸仙當然是非常之積極。
辛里平在德國駐華外交官中屬于資歷較深的那種人，早年一直在上海擔任駐上海領事館的參贊，東北新政時期，他一直是德國駐沈陽領事館的總領事，去年才成為新的駐華公使，和宋彪也可以說是來往頗深了。
宋彪在東三省辦鐵路大計劃的時候，就曾經和辛里平有過密切的來往。
這個人實際上屬于德國外交系統中特別親華派的一類，在東三省對德出口和進口經貿的快速發展中，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如果他個人能決定事情，他一定很愿意拉攏中國加入德奧同盟，而且是不惜代價的，但即便是新上任的德國駐華公使，他的個人意愿和判斷也沒有任何用處。
考慮這一點，宋彪明知道自己已經必須要簽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條約》，還是決定接見這位在東三省鐵路計劃時期就認識的老朋友，為了顯示關系特殊，宋彪還特意在御書房接見他。
事情安排的很快，這些下午，辛里平就得到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前來覲見華皇。
在辛里平到來之前，宋彪特意將歐陽賡招過來，親自詢問和俄法談判中的各個細節，以免自己和辛里平交談時出現失誤。
歐陽賡前腳剛走，辛里平就在內侍官的陪同下進入御書房。
御書房這邊不像辦公廳明光閣那邊過于正式和嚴謹，但凡是能有機會進來覲見皇帝的都有座位，辛里平上前脫帽躬身行禮后。宋彪就讓人給他安排了座位，笑道：“辛里平。我們認識的時間也算是很久了吧，你心里應該清楚。你這個時候來找我，其實意義也不太大，不如等幾個月再來，對你我而言都有可談的余地。”
在德國人中，辛里平不是那種高大的男人，甚至不像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體格也很消瘦，眼睛有點像金魚眼那樣的凸出來，看起來有點很奇怪，但和絕大多數的德國外交官一樣。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人，畢業于柏林，最早的外交官生涯是在法國，到了中國之后還抽空和別人合作編寫了一套德文版本的漢語翻譯詞典。
隆重起見，辛里平穿著黑色的禮服，手里拿著帽子。
聽了華皇的話，辛里平也是很無奈的回答道：“陛下，雖然直到這樣的時刻再來找您，傳達我國內閣的最新決定，未免顯得冒失和不尊重您。可我還是必須要來。正如您和我此前所說的那樣，德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二大的進口國，中德經貿往來的關系是真正的互惠互利的，對兩國都非常重要。同時，您也和我說，即便中國和俄國有更為緊密的軍事合作，也不會影響中德的合作，德國和我個人對此都深表感激，以及理解。但帝國內閣總理霍爾維格閣下還是親自發電，要求我轉達對于中國和法俄結盟的擔憂。事實上，我國完全可以遵照國際社會其他各國的公例，在天津會談中表達愿意和貴國友好平等相處的一切意愿，只是因為官僚的迂腐和遲緩，我們在表達上或許有誤，現在，如果中國不和俄法結盟，我國愿意提前歸還在膠澳的租借地，以及在華的所有不利于貴國的特權，并且在《天津國際協約》上簽字。除此之外，我國還愿意提供一筆真正的援助貸款，不僅低息，而且沒有任何抵押和額外的不合理的要求，包括在技術上的大規模援助，只要皇帝陛下不和俄法兩國簽署同盟協議。”
宋彪非常為難的感嘆一聲，搖頭道：“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朋友，中國人有句古話叫做君子當言而有信，人如此，國家更當如此，在我國處于外交危機中之時，正是俄法兩國聯合起來幫我國打破了這一疆域，頗使英國作出了極大的退讓，使得帝國真正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自由之國。德國有機會幫助我們，但你們沒有這么做，現在這時才決定彌補，恐怕是無濟于事了。當然，我還是承諾不會在直接的軍事行動上和德國發生沖突，中德原有的軍事合作依然有效，包括兩事情報部門之間的其他合作約定。”
辛里平愈發感到為難，他知道華皇一貫是那種說話算話的人，即便不簽署任何紙面上的協議，只要他開口同意，99都會最終變成現實。
據說這就是俄國沒有簽署實際協約，只是在華皇同意日后將旅順軍港繼續租借給俄軍，俄國就迫不及待的將大量軍事物資租借給東北軍的原因。
從現在看來，肯定是在俄法出面舉行天津談判之前，華皇就已經和俄法特使達成了協議，所以即便德國以強硬的姿態拒絕放棄在華特權和租借地時，中國內閣外相也沒有過多的激烈的舉措和進一步談判的意愿。
換而言之，真是一切都為時已晚。
如果德法俄真的開戰，只要中國陸軍宣戰，德國在亞洲就將徹底遭受全面的重創，別說屆時不可能出兵到亞洲，就算可以出兵，面對中國中央陸軍的實力，德軍不遠萬里抵達中國也難以實施大規模的正面戰役。
辛里平覺得這一切都糟糕透頂，他早已不止一次的提醒德國，要防止新的中華帝國倒向俄法陣營，德國上下卻根本不當一回事。
沉默良久，辛里平只能感嘆道：“陛下，這真是太糟糕了。雖然您的承諾一貫是有效的，但我很難相信在德奧同盟和俄法同盟開戰之時，您會不對德國宣戰？”
宋彪也沉默了片刻，回答道：“這一點，我恐怕確實不能給予你任何保證。即便我不想宣戰，這個國家也不會同意，其實我來說一句難聽話，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根本不是因為我國和我有意要同德國為敵，你和德國總理霍爾維格閣下都應該很清楚。我從入主東北之時就是非常偏向于德國和親德國的人，極力促成和德國的經貿、軍事往來。可悲的是德國根本無視這一點。也根本看不起中國和中國人民，為了原本就不正當的在華特權和利益，惡意將我國推往俄法同盟，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你們還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辛里平則道：“陛下，不管怎么說。國際間的條約協議還是要遵守的，既然我國和貴國簽署了協議，就應該很好的執行下去，這是我國對此的一個基本態度。”
宋彪道：“換而言之。德國認為我國要想取締這些欺霸條款，我們就必須通過戰爭奪回來是嗎？看，這不就是你們想要的嗎？”
此時的辛里平已經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
再一次的沉默片刻后，他只能再和宋彪強調道：“陛下，我國現在確實是可以提前歸還租借，以及放棄在華的其他特權，同時提供一筆長期的低息貸款，以及充裕的技術扶持和援助政策，只需要您放棄和俄法締結同盟的協議。”
宋彪已經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
大國之間的外交工作不是三言兩語和私人關系就能處理的，帝國中央內閣政府為了和俄法達成支援條款。已經和俄法兩國付諸了長達半年的談判。
即便雙方都有足夠的意愿締結準軍事同盟，這種談判也是異常復雜的。
現在的談判情況已經是非常好了，宋彪不相信德國還愿意提供如此優厚的條件，特別考慮到德國人的傲慢，即便德國也愿意給予同樣的條件，不僅談判周期更長，而且中國還必須加入德奧同盟，這更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隨著世界殖民地已經被分刮干凈，資本主義帝國掠奪方式逐漸從殖民占領轉移向資本輸出。
世界范圍內的“過量資本”首先在大英帝國誕生。至1911年，英國對外輸出資本約40億英鎊，法國則是資本輸出的第二大國，德國占第三位，美國占第四位。
中國想要發展，不管是采取金本位，還是銀本位貨幣體制，沒有資本就不可能推動國家的快速發展，不管是修鐵路、水利，不管是對工業提供大規模信貸，從購買機械設備，轉入技術，全部需要大量的資本。
中央內閣政府雄心勃勃的想要推動175工業計劃，想要推動鐵路的大規模建設，推動水利灌溉工程的普及，這三項加起來都需要巨額的資本進行推動。
在所有的資本輸出國，英國、德國和美國都側重于直接投資，而這并不是中國想要的方式，唯獨法國因為在工業國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整體處于較弱的態勢，過量資本又相對處于較強的態勢，使得法國在資本輸出上的首選是政府和銀行的信貸。
所謂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決定軍事，就是這個最為簡單的道理。
帝國內閣政府和法國達成了一個非常好的長期信貸協議，規模巨大，假如沒有絕對可靠的同盟協議和契約保證，法國政府為什么要承擔這樣的風險？
為了爭取更大規模的信貸支持，以及更為可靠的軍事保障，此時的中法俄三國不僅要簽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條約》，中法還在就更為緊密的軍事同盟關系進行秘密的談判，中國看中了法郎，而法國也看中了東北軍。
德國的最后斡旋和努力未能阻止華皇簽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條約》，在這一條約生效后，中國也分別和法俄兩國簽署了《戰略互惠通商條約》，從法俄兩國分期五年獲取總額約合2.85億英鎊的國債貸款，相當于中國四年的中央財政總收入。
有了這樣一筆巨額貸款，中央內閣政府終于可以正式的大力推動175項國民工業計劃，這似乎也意味著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
1912年2月，中英兩國在《天津和平協約》的基礎上進一步簽署了《中英互惠通商條約》，就海關權做了最后的交割，有了這樣的基礎，3月中旬，國會迫不及待的批準《工業保護法案》，通過提高關稅，將最為基礎的紡織、面粉、五金、鋼鐵等國民工業先保護起來。
在提高進口稅率的同時，國會同時推出《金融自由臨時法案》，開放國內金融業，取締外國在華和地方政府的貨幣發行權，連關東銀圓在內的奉票也需要限期兌換清退，貨幣發行權僅限于中央銀行。
但是，只要銀行擁有足夠的黃金和英鎊、法郎、美元等外匯儲備，即可將這些黃金和金本位外匯按1.2至1.5的倍率浮溢兌換中圓券，分享央行的印鈔權，在回兌時，浮溢部分會在繳納貨幣增值稅后重新折扣掉。
簡單通俗點說，銀行每向中國信貸市場注資一英鎊，就能獲取20到50的回扣，撤資的時候則要收走回扣，回扣部分的信貸收益同時也有更高的額外增值稅，以此吸引外資流入，限制外資流出。
此外，浮溢權僅限于持有國家級銀行經營牌照的大型特許銀行，在牌照的授權標準上，對外資銀行的要求較高，對合資銀行和內資銀行的要求相對較低。
如果這種奇怪的金融政策是在清王朝時期發布，一定會搞出很詭異的外交霸權事件，外國又要打著門戶政策強行交涉，交涉不成就是武力威脅，其實能將稅率提高上來，對于20世紀的中國也算是難能可貴，東北軍的實力是一方面，前面先簽署了《中法俄三事互助條約》更重要，可沒有東北軍在朝鮮戰場的那一仗，法俄也犯不著和中國簽訂軍事互助條約。(。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