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寒，現在外面怎么樣了。”站在窗臺上，看著漸漸有了人氣的外面，嚴光問著立于身后的宋鼎寒。
“各種物資已經流入城內，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復秩序了。”宋鼎寒回答道。
“這樣啊…”
半個多月前，秦載賡和龍鳴劍的東路保路同志軍進攻成都，雖然因為實力的關系沒能攻克，但也將成都團團圍住。
團團圍困之下，除了水尚且能用水井河流解決外，食物卻是一點也運不進來。
眼見著城內的糧食一點一點減少，外面的糧食卻壓根運不進來，城內謠言四起，甚至有不少人想起了過去戰亂時，因為沒有充足的糧食城內百姓不得不人吃人的事情來。
這時由于嚴光事先就已經準備了大量的糧食物資，所以公司內部并沒有出現問題，但公司內的職員和士兵幾乎全都是成都和成都附近的，如今外面一片混亂，家人尚且不知如何，長此以往很難保證不會出現什么問題。
好在沒過多少時間，外面的東路保路軍便已經主動退卻了，宋鼎寒等人也是呼出了一口氣。
“老板，端方已經帶著湖北新軍第八鎮的第三十一標和第三十二標進川了，張人駿也已經派兵出擊鎮壓保路同志軍，我們是不是現在就提前發動？”
清末新軍是一鎮、二協、四標的編制，其中鎮相當于師、協相當于旅、標相當于團。
第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加起來就是兩個團，相當于一個旅或者是半個師。
而且諸省新軍當中，唯一能與北洋新軍想媲美的就只有湖北新軍，1906年秋天，南北新軍進行大演習，時人對北洋新軍的評價是“以勇氣勝”，對湖北新軍的評價則是“以學問勝”。
（當時的湖北新軍有兩個鎮的編制，雖然最后僅僅編成了一個鎮（第八鎮）和一個混成協（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但湖北新軍還是成為了除北洋新軍外最大的軍事力量，這也是為什么湖北起義，就只能讓袁世凱上的原因之一…）
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相比或許還是不足之處，但是卻絕非四川新軍這種勉強成軍的新軍可以相比。而保路同志軍在成都只有四川新軍和巡防營的情況下尚且無法攻克，等到武漢新軍抵達后，恐怕…
如果等到四川新軍和武漢新軍將川亂平定了，那可就真的是萬事皆休了。
然而聽了宋鼎寒的話，嚴光卻僅僅只是搖了搖頭。“時機還是不成熟。”
“還不成熟？”宋鼎寒吃驚道，他可是無法想象四川還能發生什么事了。
“再等等，再等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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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了皇族內閣，保路運動和成都血案后，四川確實是沒法再發生什么事了。
然而四川沒有事情，卻不代表湖北不能有事情。
早在1911年的5月，湖北的兩大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便舉行了秘密會議，準備合并成為一個團體然后進行起義，而為首的便是日后“首義三武”當中的兩個人，蔣翊武和孫武。
其中蔣翊武是文學社的社長，而共進會則是以孫武為首。
（這里解釋一下，共進會算是同盟會的外圍團體，而文學社則是獨立革命團體，成員5000多人絕大部分都是新軍士兵，雖然有些無語滿清政府對4000多士兵喜歡文學這么詭異的事情毫無察覺，但實際上武昌起義出力最大確實是文學社。）
雖然兩者都是革命團體，而且都有著一個目標那就是推翻滿清政府，但是在進行合并會議的時候雙方還是有著很大的紛爭，這個紛爭的焦點就是合并以后誰當老大。
在場的雖然都是鬧革命的，但是鬧革命的也不都是圣人，辛辛苦苦拉出來的隊伍轉手送人自己當小弟，任誰也不會同意的。（同盟會成立時，若不是黃興主動讓位給孫中山，恐怕同盟會的成立也不會順利。）
按照文學社的說法，文學社聲勢大成員多，在新軍發展多年，4000多號新軍全都是文學社的成員，所以理應由文學社為首，而他們推舉的領頭人就是蔣翊武。
按照共進會的說法，他們是同盟會的嫡系，而且資金充足，日后革命活動都需要他們提供資金，所以應該由共進會來做老大，而他們推舉的領頭人就是孫武…
就為了誰當老大的問題，雙方一連爭執了幾個月，最后還是一個叫鄧玉麟的共進會成員提議。“我們雙方都是革命同志，也沒必要爭個你高我低，現在革命形勢緊迫，我們這樣再爭下去，反清事業何時才有個結果？這樣吧，我們成立一個指揮部，雙方的領導都加入，大家都不再用舊名稱，各位覺得如何？”
大家爭了這么久，也覺得不是辦法，最后一致同意了鄧玉麟的提議，1911年9月24日組成革命指揮部，雙方統稱為“武昌革命黨人”，不再用文學社共進會的舊稱，推舉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政部長，而共進會的另一位領導劉公則為總理。（搞宣傳出身的蔣翊武做軍事指揮，軍校出身的孫武卻是軍政部長，看來槍桿子確實比錢袋子有用…）
同時會上決定，在10月6日發動起義，這一日是舊歷的八月十五，取的是當年元朝末年明教“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典故。
只不過就在文學社和共進會開會的時候，湖北新軍的一些士兵正準備退役，于是便在軍營里面喝酒，這個時候排長劉步云過來干涉，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兵營里的革命黨人乘機發動，拉出大炮就要起義。誰知這些大炮沒有炮栓，放不響，沒辦法，只好一哄而散。
這次亂七八糟的起事，實在是打草驚蛇之至，湖廣總督瑞瀓馬上宣布舊歷八月十五當日全城戒嚴，官兵不得離營，彈藥嚴格控制，除值勤士兵外，彈藥一律集中存放管理。連中秋聯歡會都要提前進行。
好在出于穩定軍心方面的考慮，瑞瀓和張彪將這一次“兵變”定性為一般的士兵鬧事事件，沒有再大規模追查幕后策劃人。有人提出要把楚望臺軍械庫的新軍工程營調走，也遭到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的反對，并未獲得通過。
清軍戒嚴，革命黨人10月6日起義的難度就太大了，大家開會一商量，決定推遲到10月11日起事。
八月十五平安渡過，湖北清政府方面稍微松了一口氣，覺得自己的防范措施有效，“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聞并沒有發生，大步跨過。卻不知革命黨這邊還在密鑼緊鼓，抓緊籌備。
本來一切順利，眼看著就要到起義的日子。誰知好事多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起義前夕，孫武這邊又出問題，而且這次還出了個大問題！
10月9日晚，孫武在他的住宅內，準備在起義時使用。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毛病，總之忽然“轟”地一聲巨響，炸藥誤爆，現場一片狼藉，孫武本人也嚴重燒傷。
孫武的住宅在俄租界之內，俄國警察的效率很高，一聽到爆炸聲響，馬上派人前來查探，一時間里面雞飛蛋打，外面警笛亂響，孫武等幾個革命黨人來不及收拾現場，只好迅速撤離，這么一來，住宅里面的炸彈原材料，共進會文學社文件，革命黨人花名冊，一次性曝光，被俄國巡捕房搜出并轉給了當地清政府。
這一次炸藥誤爆事件，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一聲巨響之下，連鎖反應接連而起，終于引爆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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