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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臥故山
端午節又到，在此先祝大家節日快樂，在網上搜尋資料，發現一篇對端午介紹詳細，便轉貼過來，也算了解一些民俗。
端午節的巫覡氣息
農歷五月五日的端午節是我國民間三大節日之一，在民間有著重要影響，端午節又稱為“天中節”、“地臘節”、“詩人節”、“女兒節”等，之所以有這些不同的稱呼，與人們對端午節的理解的不同角度有關，比如將端午節稱為女兒節，是因為端午節時“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經嫁出去的女兒都要回娘家去，因此又將端午節稱為女兒節；另外，因為端午節的正時是午時，此時日在中天，所以又稱為天中節等等。
端午節不但在稱呼上有著不同，而且關于端午節的起源在我國的不同地方也有著不同的說法，比如在我國的山西一帶就認為端午節是為了紀念介子推而產生的，《琴操》中說：“介子綏割腓骨以啖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另外，在古代的吳楚兩地，也就是現在的江浙一帶，人們都認為端午節起源于對曹娥或伍子胥的紀念，其中伍子胥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大夫，被吳王賜死后投于江中，成為濤神，而曹娥是東漢時期的孝女，為了拯救溺水的父親而晝夜沿江哭泣，最后投江而死。盡管對于端午的起源有著各種看法，不過人們普遍認為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而且這一說法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了，但流行的說法未必就是準確的說法，近現代的許多學者指出關于端午節起源于對屈原的紀念的記載，最早是出現在戰國晚期，比將介子推和伍子胥與端午節聯系起來要晚得多，而且這一說法只是到了隋唐以后才逐漸被普遍接受，此外，關于端午節時吃粽子、賽龍舟的習俗與屈原聯系起來也是隋唐以后的事，因此，端午節最早并不是出于對屈原的紀念，他們進而指出端午節的起源及其眾多習俗與古人對夏歷仲夏諸多天氣現象的恐懼所產生的禁忌有關，端午節早期帶有較強的巫覡氣息，只是到了后來才向兼有紀念屈原的綜合性質的節日轉變。
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將端午與禁忌聯系起來，古人認為農歷五月是“惡月”，是極為不吉的一個月，《禮記·月令》中說：“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生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刑事毋行，以定晏陰之所成”，可見，在人們的印象中，五月是“陰陽爭，死生分”的一個特殊月份，出于對入夏以后自然與生態所產生的各種巨大變化，人們心理上有諸多的恐懼，從而產生了“掩身，毋躁，止生色”等諸多禁忌，而五月初五的“重五”日更是惡月中的惡日，先秦關于五月五日的這一看法為后來的人所繼承，并且在漢代時得以凸顯，西漢時期人們仍然視五月為“惡月”，東漢以后，范曄的《后漢書》以及應劭的《風俗通義》等都多次提到了五月五日的習俗，五月初五的禁忌也發展得越來越多。比如，古人認為瘟鬼和五毒等不祥因素都是集中在五月初五這一氣候轉換較為顯著的時間出籠的，因此，在這一天產生的小孩都被視為不祥之物，《風俗通義》中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說法。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記載，田文也就是后來的孟嘗君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父親田嬰說“五月子，長與戶同，殺氣父母”，認為五月五日出生的小孩會給家庭以及父母帶來不好的影響，因此要將他扔了，是他母親不忍心將其拋棄而偷偷把他撫養長大，這才成就了以后的孟嘗君，這種拋棄五月子的風氣在以后的書籍中也有所記載，《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宋略》說，王鎮惡因為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因此家人欲棄之，與此相似，《孝子傳》中也說“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漢代甚至用食用梟羹的方法來解除人們內心對五月子的恐懼，這一做法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除了對五月子的恐懼和禁忌外，古代五月還忌諱造屋和曬席，《風俗通》中就說：“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廣知》中也說：“俗諱五月上屋，云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另外，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中還提到人們有五月五日不汲泉水的禁忌，以避免井毒的侵害。總之，在人們心目中，五月是個極為不祥的月份，一進入五月，人們就開始采取措施積極驅毒辟邪，尤其是在初五這一天，其方法不僅有醫藥上的，還有宗教性質的，這就使得端午節本身帶有較為濃厚的巫覡色彩，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于端午節起源于對屈原的紀念在全國百姓中間取得了共識，人們對端午的認識在禁忌之外又加入了更多的娛樂性質，而且對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端午節驅毒辟邪的本來面目被遮蓋。
道教對端午節驅毒辟邪的影響
正像劉仲宇教授所說的：“端午是一個復合的節日，時令、娛樂、飲食、辟毒已溶為一體”，而且它又“有很強烈的辟邪、辟毒的巫覡氣息”，那么，從巫文化發展而來的道教也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其主要方面看來，主要是從辟邪、辟毒的角度對端午節產生影響的。端午節的各種習俗活動總的來說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一是采藥祛病的衛生活動，一是辟邪、驅毒的宗教活動，一是賽舟競渡的娛樂活動，其中的辟邪、驅毒活動主要有系絲避瘟、貼天師符、懸掛艾虎與菖蒲、飲雄黃酒等。
首先就系絲避瘟來看，古代人認為流行疾病的產生不但是由于四時的惡氣所致，更主要的是因為鬼神作祟，而在端午節用五彩絲系臂就是一種解祟的方法，《風俗通義佚文》中說：“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這種五彩絲又叫長命縷、續命縷等，它的顏色有青、赤、黃、白、黑，是按照陰陽五行的觀念確定的，古人認為青、黃、白、赤、黑就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間相輔相成，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只要五行齊全，一切毒物邪鬼都會對其避而遠之，因此系戴上五彩絲就能夠驅邪避役、長命百歲，道教中道士作法時所布的五色旗也是依此原理。
早在北宋時，民間就流行端午畫天師符，明清基本上沿襲了這一傳統，據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記載，每到端午節，“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朱印，或繪畫天師鐘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避祟惡”，可見，明清時期粘貼天師符咒已經成為端午節的通例，甚至直到現在，江南一帶五月剛開始就在廳堂內張貼天師符、韋陀鎮妖圖、鐘馗捉鬼圖等，直到六月初一才取下來，對此情景，張春華作詩說：“歲歲新符換舊符，羽流托業又門徒。筠箋勁達龍蛇氣，揮灑朱毫燦畫圖。”
在門上懸掛艾草、菖蒲，是端午節驅邪的另一種方法。《荊楚歲時記》中說，在端午節這一天，人們要到野外去光著腳踩踏青草，預防病痛，還要采集艾草，將其扎為人形或虎形，懸掛在門上，這樣既能借艾草的香氣辟毒，因為艾草煎湯洗浴能治某些皮膚病，而將干艾草點燃后其煙霧可以驅蚊蚋，又能借老虎的威勢嚇退邪鬼，因為據應劭《風俗通義》中說：“虎者，，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人們除了將艾草編成虎的樣子外，還會用彩綢剪成小老虎的樣子，貼上艾草，佩戴于胸前，女兒家將其掛在頭發上，或者將其作為釵頭，因此艾虎在民間端午節中扮有重要的角色，是人們辟邪的重要飾物。除了艾虎之外，古代民間還又懸菖蒲的風俗，《燕京歲時記》中就記載端午節有用菖蒲、艾子插在門旁，以禳解不吉之物的作法，有時人們也將菖蒲種植在花盆中，在端午前后擺放在門旁，另外，還有用菖蒲雕刻成天師馭虎像的作法，吳自牧的《夢梁錄》中就說：“仲夏五日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于中，四圍以五色染菖蒲懸圍于左右”，而以菖蒲入酒和沐浴的作法，更為常見。對于菖蒲的藥用功能，《本草經》和《本草綱目》中有所記載，認為它具有芳香開竅的功效，能治療耳聾、疼痛等病癥，道教對菖蒲也有較高評價，《道藏經》之《菖蒲傳》卷中說菖蒲是“水草之精英，神仙之靈藥”，并詳細介紹了菖蒲的采摘、炮制、服食的方法。葛洪的《抱樸子》中說韓眾服食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冬天不穿衣服也不覺得寒冷，一天能記住上萬言；商邱子沒有娶妻，只是食用菖蒲的根，從而能夠不覺得饑餓，也不會變老。另外，《神仙傳》中說咸陽的王典食用菖蒲得以長生；而安期生采一寸九節的菖蒲服用，就能得以成仙，總之，在道士看來，菖蒲“有五德以配五行”，久服就能“役使萬靈，精邪不近，禍患永消”。
道教對端午習俗的影響也體現在飲用雄黃酒這一點上。從唐代以來，我國大部分地區在端午節時都有喝雄黃酒的習俗，《燕京歲時記》中說，每到五月，“自初一日起，取雄黃酒曬之，用涂小兒額及鼻耳間，以避毒物”，和雄黃酒相類似的還有朱砂酒，馮慕岡的《月令廣義》云：“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余酒染額、胸、手足心，無虺蛇之患。又以灑墻壁、門窗，以避毒蟲，實丹砂也。”可見，朱砂酒與雄黃酒的功效是一樣的，但是后來朱砂酒沒有雄黃酒那么常用，尤其是經過《白蛇傳》的傳播之后，雄黃酒更為人們所熟知。雄黃、朱砂是道教重要的丹藥，朱砂還是道教書寫符箓的原料，陶弘景《登真隱訣》中說“若書治邪病符，當用虎骨真朱合研，研畢乃染筆書符”，道士用朱砂就是相信它有辟邪卻鬼的神秘力量。至于雄黃，在《圖經衍義本草》中說它列“玉石部中品”，具有殺精物惡鬼邪氣百蟲毒、勝五兵的功效，對于雄黃酒，《道藏》之《神仙酒煉雄黃》說服用過之后能使“腹中三蟲伏尸皆去，心開目明，使人有威武，入水辟蛟龍，入山辟虎狼，入軍辟五兵。”正是道教對雄黃酒功效的夸耀，使得民間十分看重其作用，并逐漸形成了端午飲用雄黃酒辟百毒的風俗。
此外，端午節時小孩要佩戴香囊，傳說也有避邪驅瘟的作用，關于端午賽舟的習俗，早期在民間認為是為了用龍船將“瘟病”趕快送走，也與驅瘟的目的分不開。
可見，端午節不論是系五色絲還是懸掛菖蒲、艾草，貼天師符，喝雄黃酒等，都是出于驅邪辟毒的動機，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離不開受到巫文化熏陶的道教的作用，因此，端午節與道教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我們在端午節吃粽子、看龍舟比賽的同時，不要忘了端午節最初的本意，更別忽視了道教對這一節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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