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晚香時候
孫元起連忙說道：“敝人對百里仰慕已久，任公能幫學校引進如此人才，孫某感謝還來不及呢，怎么會有意見？”
笑話！蔣百里在后世可是被冠以“軍神”、“國士無雙”、“民國戰略大師”、“現代兵學之父”等頭銜，縱使其中有被揄揚吹捧的成分，也說明他還是很有幾把刷子的，否則肥皂泡早就吹爆無數回了。像這樣的人才，梁啟超要是能弄來三五十才好呢，孫元起絕對不會嫌多！
——當然，如果孫元起知道面前這位兄臺名列民國四大祥瑞（百里的謀主，玉祥的仇人，六師的師長，光頭的兄弟）之首，后來更是被網友戲謔稱為民中三大祥瑞：參謀本部的蔣百里，幫誰誰敗；陸軍的胡伯玉（胡璉），救誰誰死；海軍的丹陽艦，同行必沉。不知道他是不是會后悔說出這等話來？
頓了一頓孫元起又道：“孫某最佩服的是百里在就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時演講中的一個論斷，即近代中國從日本學了兩件東西最不可救藥，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陸軍。陸軍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這么多年的教學經驗來看，從日本學來的教育確實糟糕透頂。僅憑這一點，孫某就要引百里為平生知己！”
梁啟超倒有些疑惑：“百熙、百里何出此言？在我看來，日本教育水平雖然不能與歐美列強相提并論，但教育體系完善、教育投資激增、教師待遇優渥。經過近三四十年的發展，有效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整體素質，推動了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至于日本的陸軍。則是聘請德官加以訓練，在日俄戰爭中一舉擊敗兇蠻殘暴的沙俄軍隊，使得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這些都頗足我們中國取法，為何你們反而說是最不可救藥呢？”
“誠然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教育堪稱是全面成功的，很多經驗都值得中國取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關鍵問題不在于中國應不應該取法日本，而在于咱們應該如何正確取法日本的經驗！”孫元起解釋道：“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后。日本教育的改革成功已經成為國人共識，也成為我國教育界效法的對象，各省都派出代表團到日本觀摩學習。進而在回國后依樣畫葫蘆。
“其實我們在取法日本之前，首先必須要客觀準確地評價它的成敗得失。大體而言，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石在于巨額資金投入、普及初等教育、適應社會需求、多渠道開發人才四個方面。可中國在學習這幾個方面的成績如何呢？清末國家多災多難，需要不斷向列強支付巨額賠款。導致教育經費嚴重短缺。使得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受到制約，包括辦學規模不能與日本同日而語，初等教育嚴重落后，教學質量也相差甚遠，聘請的外國教員不是日本二三流學校畢業生，就是歐美混不下去只好來中國淘金的下腳料！
“至于適應社會需求、多渠道開發人才，更是無從談起。因為中國歷來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很多讀書人根本不屑于就讀師范學校和技術學校，認為那些都是旁門左道。殊不知在日本。師范教育、技術教育與普通中學鼎足而三，尤其是滿足國家發展對于技術工人需求的技術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曾有日本教育學者自豪地說：‘在我國不是先有工廠，后辦工業學校；而是先辦起工業學校，培養出畢業生，才計劃辦工廠。’也就是說，學校教育根據國家發展布局，甚至跑到了社會需求的前面！”
梁啟超點點頭：“士農工商的位次在國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是當前社會發展的桎梏，必須盡快加以批判！想來百熙在執掌教育部之后，大力普及義務教育、推動職業教育，正是有懲于此？”
孫元起道：“正是！經過二十年的積淀熏陶，這些弊端已經積重難返，不可救藥，想要矯正又談何容易？但更嚴重的危害還在于教育指導思想上的偏差。日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便有人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和魂洋才’的理念，中國在稍后也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富有進取心和開拓精神的日本人很快就超越了這種認識，把‘文明開化’提高到與‘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基本國策并列，積極破除舊有陋習，求新知識于世界。
“而我們國家呢？雖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思想還是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層面，根本沒有開化的跡象。在光緒末年學部頒行的《學務綱要》中明確要求‘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規定小學生每周讀經12小時，占總課時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學生每周讀經9小時，占總課時的四分之一。而有關西方史地、物理化學等課時卻非常少，至于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精神被當政者視如洪水猛獸，而且‘易涉空談’，要求學校必須予以嚴禁和取締。
“中日兩國在教育指導思想上存在如此偏差，那么兩國命運不同也就可以想知了！至于陸軍為何不可救藥，孫某這個外行人不甚了了，無法撓到癢處，還要請百里賢弟來評說得失！”
蔣百里也不推辭：“孫總理不愧是教育大家，對于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分析得鞭辟入里，方震佩服！至于陸軍的弊端，與教育問題大體相同，但也有其特殊性。話說日本陸軍在風格上是學習借鑒當今世界上最輕大的德國陸軍，而且學得惟妙惟肖，按說應該不差才是。但我們認真分析便會發現，他們除了軍事操典和武器裝備來自德國之外，其行為準則、思想內核還是日本傳統的武士道。換句話說，日本陸軍不過是披著德國外皮的日本舊式軍隊！
“不少人認為日本軍隊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標志著日本軍隊改革的成功和日本國家的崛起。但在我看來，這場戰爭日本完全是慘勝、是險勝，而且這個勝利更多是海軍的勝利，對于陸軍來說完全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僅以旅順會戰為例。
“旅順會戰從1904年8月打到12月，從盛夏打到隆冬，戰爭持續達五個月之久，慘烈空前。在這場戰役中，日軍參戰兵力累計十三萬余人，而俄軍累計參戰兵力只有四萬四千人。在如此懸殊的兵力比例下，日軍陣亡、負傷人數都大大超過俄軍，才最終獲得勝利。為何日軍有那么大的傷亡呢？除了它本身處于進攻一方外，還在于日軍司令官乃木希典傾全軍之力以野蠻殘酷的‘肉彈’戰術攻擊筑有堅固堡壘的俄軍，致使日軍死傷慘重。
“在俄軍火力如此兇猛的情況下，乃木希典居然使用落后于時代的人海戰術對堅固堡壘發起沖鋒，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僅憑這一點就該把他送上軍事法庭審判。結果呢，乃木希典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責難，反而被日本國內捧為‘軍神’！旅順會戰是當今世界首次大規模現代化要塞圍攻戰，也是未來塹壕戰的一次實戰演練，這等黑白不分的行為不僅進一步鼓舞日本陸軍中野蠻兇悍的武士道精神，而阻礙他們從中汲取未來戰爭的經驗！
“自從打敗俄軍之后，日本陸軍便日漸驕傲狂縱，頗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更加迷信所謂的武士道精神，連昔日奉為圭臬的德國陸軍都不放在眼里。以現在日本陸軍的實力，欺凌中國、朝鮮等弱國自然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若是它哪天歇斯底里，膽敢挑戰比沙俄更加強大的國家，又或者數十年后中日形勢發生逆轉，定然難逃兵敗國破的下場！”
聽聞蔣百里的判斷，孫元起幾乎忍不住要朝他豎起大拇指：在二三十年之后，在侵朝和侵華中撈足好處的小日本居然猖獗到接連挑戰蘇、英、法、日等世界強國的程度，結果先是在諾門罕戰役中被蘇聯打得找不著北，后來在太平洋戰爭中又被美國打得屁滾尿流，最后差點國家覆滅。這一切豈不都是如同蔣百里所預料的那樣？
梁啟超嘆息道：“勝利掩蓋了弊端，贊譽阻礙了進步，自大埋下了禍根，這大概就是《老子》中所謂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之禍所伏’吧？”
蔣百里又道：“中國陸軍，尤其是北洋軍，也是師承德國陸軍，和日本陸軍算是近親。但在甲午中日戰爭和甲辰日俄戰爭中見識到日軍厲害之后，很多地方部隊鑒于自身兵員素質和裝備水平根本難以達到德軍水平，便把學習的目標定位為日本陸軍。在他們看來，日本陸軍雖然不能與德軍媲美，但是勝在適合東亞國情，簡便易學，而且戰斗力不弱，足以雄霸東亞，日本教官又便宜又好請。所以很快便把日本陸軍作為學習的樣板。
“最終中隊的學習結果呢？大家放棄了日本陸軍的德國外皮，又學不到日本陸軍與生俱來的武士道精神，只能學一些迂腐僵化的指導思想、落后于時代的三腳貓戰法以及不知所謂的軍事教育。全國上下還以此沾沾自喜，以為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豈非是不可救藥？”(。。)
這是昨天的份兒，今天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