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公專欄）
孫元起說道：“請唐總理放心，我們新中國黨一定會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竭盡所能維護袁大總統、內閣和《臨時約法》的權威，力爭把各種糾紛約束在內閣、議會之中，避免訴諸武力，確保民國能夠和平穩定地向前發展！”
唐紹儀點點頭：“新中國黨諸位同仁能夠如此大公無私、公忠體國，實在是內閣之幸，也是國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謝過各位！”說罷起身朝孫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孫元起、張謇等趕緊搶上前扶住唐紹儀：“唐總理太客氣了！”
重新坐定后唐紹儀才接著說道：“自就任總理以來，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殞越。尤其當同盟會兩位總長遲遲不愿北上時，更是憂心如焚，生怕民國首屆責任內閣就此胎死腹中。盡管現在宋總長、王總長已經北上，但南北隔閡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泯滅的，甚至隨時會因為某些問題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國黨三位總長的鼎力支持，唐某終于可以稍稍安心了！”
孫元起道：“唐總理這是關心則亂！其實民國肇始，無論袁大總統還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國家盡快恢復和平，通過普及教育、興辦實業、編練新軍、鋪設鐵路等方式早日實現富強。在這個大方向上，兩人的理念并無二致。要說南北之間有什么隔閡，只不過是在如何實現、由誰主導等問題上有所分歧，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對話、和談來解決。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構建交流平臺、創造和談氛圍。”
如孫元起所言，袁世凱和孫中山一樣，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也都強烈渴望中華早日實現富強。雖然袁世凱在政治上走錯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認他為國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詆毀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在傳統教科書中，袁世凱通常會因為簽訂《二十一條》而被斥為賣國賊。其實，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勢下。袁世凱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胡適就認為《二十一條》的談判是弱國外交的勝利。
相比之下，同樣是“賣國”，孫中山不僅敢賣，還敢賤賣。敢于把豬肉賣出白菜價！對他來說。反正革命不成功，那些東西跟自己沒有一毛錢的關系。至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再說成功的話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滿鐵株式會社兩個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的所謂《中日盟約》，賣國程度與《二十一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袁世凱、孫中山他們曾經做過什么，但他們在振興國家這一點上是趨同的。只是由于知識背景、仕途履歷、國際視野等方面的差異，其中再夾雜著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這才導致最后他們兵戎相見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的時候，真正能把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圣人。而且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在波譎云詭的政壇通常很難手掌重權。而把個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難成大器。正常情況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之間尋找平衡點，關鍵在于哪一邊占多數。即便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經費修建頤和園的時候也未嘗完全忽略過國家利益。
比較袁世凱、孫中山兩人的生平行徑就會發現，袁世凱是傳統的中國士人，出生于官宦家庭，曾鎮守屬國朝鮮。生于斯長于斯，而且青年以后一直身居統治高層，相對來說，他更富有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在利益沖突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國家利益。也更小心謹慎。
而孫中山受兩廣風氣影響，青少年時期就景仰洪楊造反事業，后來在海外浪跡數十年，經常受到來自國內（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脅。加上窮困潦倒、漂泊無定、受人冷遇，內心里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時候甚至會壓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數時間處于社會底層。對于包括領土、礦產等在內的國家利益沒有多少直觀感受，所以在利益沖突的時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無忌憚。
從當今政治體制和教育體制下穿越過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紀初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情況下，十有八九都會傾向于袁世凱，而不是“偉大先行者”孫中山。
孫元起便是如此。
幾個人又說了會兒閑話，國務院秘書許寶蘅進來稟告道：“總理大人、三位總長，大總統和陸、趙、熊、段、劉諸位總長已經快到門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眾人連忙站起身，唐紹儀有些驚異地問道：“什么，大總統過來了？”按照道理，國務院是內閣總理的地盤，尤其是責任內閣，大總統應該不能隨便插足。就好比現在國務院召開會議，誰見過國家主席出席參會？盡管在此之前唐紹儀曾客套地邀請過袁世凱，但沒想到他居然會應允。
唐紹儀轉念一想：今天下午不僅要召開首次國務會議，在此之前還要宣布國務院成立，大總統出席成立儀式也無可厚非。不待許寶蘅回話，便又自問自答道：“唐某前數日曾邀請大總統出席儀式，本來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大總統竟然能夠俯允，足見大總統對內閣的信任與厚愛！三位總長，我們一起出去迎接大總統如何？”
孫元起等趕緊答道：“禮應如此！”
四人剛到門口不久，就看見幾輛馬車在重兵拱衛之下逶迤來到近前。唐紹儀快走幾步，搶上前打開車門，恭敬地從里面扶出身著大總統盛裝的袁世凱：“歡迎大總統蒞臨國務院！”
袁世凱笑瞇瞇地說道：“什么叫‘蒞臨’？恁客套！老夫就是過來隨便看看，湊個熱鬧。少川，你該不會怪老夫多事吧？”
唐紹儀連忙答道：“大總統說笑了！您能來大駕光臨指導工作，那是國務院的榮幸，我等歡迎還來不及呢，哪有二話！”
袁世凱逮眼看見唐紹儀身后的張謇、湯壽潛和孫元起，笑著招呼道：“季直、蟄先、百熙。三位別來無恙？天寒地凍，讓你們在外面等候，實在是袁某之過。還請三位恕罪！”
張謇隨意拱了拱手，便戲謔道：“大總統好久不見！遙想三十年前，鄙人與大總統同在筱公（指淮軍將領吳長慶。字筱軒）營中時。見面每每尊稱‘夫子大人’；后來大總統擢升至北洋大臣后，再有書信往來便改稱‘仁兄’；如今大總統執掌八方統御九州，與鄙人相見就稱呼一聲‘季直’了。可見大總統官位愈高，鄙人稱謂愈小。所幸大總統一職已經升無可升。否則鄙人就該淪落為子侄輩嘍！”
張謇提及的三十年前往事，其實是發生在光緒七年（1881年），那時候張謇還不是狀元郎，甚至連舉人都不是——自同治八年（1869年）十六歲的張謇考上秀才之后，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后5次都未考中，只好在淮軍將領吳長慶幕下擔任文書，聊以度日。而袁世凱當時也不是什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只不過是個文不成武不就的二世祖，混到二十歲也沒什么長進，先后于1876年、1879年兩次參加鄉試都沒能得中，只好糾集家里的仆從數十人前往登州投靠養父袁保慶的至交吳長慶。
吳長慶對于袁世凱攜數十人冒昧從軍很不以為然，除了留下袁世凱在營中讀書外，其他人全部給錢遣散回家。話說吳長慶對子侄輩的袁世凱確實不錯。不僅每個月給餉銀，還請名師給他上課。其中教八股文的老師就是張謇。
盡管張謇和袁世凱相見之時兩人都是秀才，但江蘇的秀才和河南的秀才、窮人家考上的秀才和二世祖混來的秀才卻有天壤之別。——我們現在去看袁世凱的詩歌、對聯，除了有太祖詩詞的霸悍之氣外，簡直一無是處。和洪天王的歪詩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如果讓這種人考中舉人，那才是沒天理！——張謇奉命教袁世凱寫八股文，可袁世凱連篇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來，令張謇教無可教、改無可改。
碰到這種有家世、沒腦子的學生。普通老師算是倒了一輩子血霉。但袁世凱畢竟不是一般人！某天深夜，張謇與袁世凱促膝長談。當論及未來各自打算時，袁世凱指點江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張謇聽罷頗為動容，這才刮目相看，并鄭重地向吳長慶推薦袁世凱。袁世凱這才在吳長慶眼中由故人之子變為可造之材，并逐漸飛黃騰達。正因為如此，在吳長慶營中的那段時間，袁世凱一直對張謇執弟子禮，尊為“夫子大人”。
袁世凱聞言頗為尷尬，只好顧左右而言他：“百熙，你們今天來得很早啊？”
孫元起道：“京城人煙輻輳摩肩擦踵，本來以為會堵車，便和嗇翁、蟄翁二位總長提前一個小時出門，沒想到路上極為通暢，沒多久便從前門外趕到了這里。不過也不算太早，正好剛上迎接大總統。”
袁世凱沒有追究“堵車”的真實蘊意，轉頭望了望門側的轎車：“你們坐的是這轎車吧？百熙你送我那輛，老夫坐過幾回，確實算得上是風馳電掣！可惜老夫平時難得外出，偶爾外出身邊警衛也不敢讓老夫乘坐這種機器，怕不安全。如此一來只能放在院子里當做擺設，偶爾由克文、克定那幾個不成器的東西開出去玩玩，算是大材小用啦！”
孫元起笑道：“轎車除了做代步工具使用外，本來就是供人玩樂的。既然令公子喜歡開出去，那就是適得其所，怎么能叫大材小用呢？”
等唐紹儀與袁世凱帶來的五位總長寒暄過來，過來請示道：“大總統，我們進去吧！”
袁世凱左顧右盼：“諸位內閣成員都到齊了？”
唐紹儀有些躊躇：“只剩下王亮疇、宋遁初二位總長還沒過來。不過現在還有十分鐘開會，他們應該就快到了，我們進去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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