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個時候山本次郎鎮定了一下,強忍著說:“王掌柜這可不是開玩笑啊,紐約倒整版,不是說世界上只有一張嗎?你這里難道說真的有另外的一張,或者是說你是說見到過整版的郵票啊,如果是說在別的地方見到過,那也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紐約倒公認的有一張整版五十枚的郵票存世,這樣子的事情是基本上每個集郵愛好者都知道的,而且一般的來講,古董圈子里面的人也是多少會了解一些這樣子的內幕的,畢竟這是一整版的,無價之寶。這公認的一整版的郵票其實是和一個學生有關系的。
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一天,重慶南溫泉立人中學的學生鄭晴初從重慶一家郵局集郵窗口買了一卷因通貨膨脹,調整郵資,而面值不適用的整版郵票,每卷都是面值從半分到20元都有。當他在家整理郵票時,他的妹妹發現孫中山像郵票中的一種面值2元的郵票上,所印的頭像是顛倒的。鄭仔細一看,果然,一整版郵票人頭像全是倒印的。他意識到自己幸運地購到一版珍郵。這就是那一整版的紐約倒的來歷。王海東倒是很是了解這段歷史,因此,很是肯定地說:“不可能,那一整版的郵票基本上是在鄭先生購買后不久就已經是被撕開了,估計山本先生對這段歷史也是不怎么樣的了解,就算是你朋友的那枚四方聯,我想也是有可能就是這整版紐約倒中的一份子了。”[搜索盡在
山本次郎確實是沒有聽說過這段歷史,而且他也不是很知道這一段歷史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回事的,因此,在這樣子的時候,山本次郎這一點做的倒是十分的光棍,他點點頭說:“我確實不知道這段歷史到底是怎么樣的,難道王掌柜你是知道的。”紐約倒整版這段歷史知道的人不少,但是最后這一整版的郵票到底是花落誰家,這樣子的事情倒是比較的撲朔迷離。但是王海東正好是看到過相關的資料的那個人。
因此,王海東很是有信心的點點頭說:“這倒是,我曾經看到過鄭先生寫的文章,他自己也是回憶過這段歷史,我想,這樣子的事情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最為詳細可信的。”鄭先生自己寫下的一段資料,說的就是這段歷史。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慶南溫泉立人中學讀初中,校內盛行集郵,同學間相互交換郵票。當時,我父親與朋友共同開設廣大華行,經營西藥等進出口貿易,在成都、貴陽、西安、桂林等地均有分行,與國外,如美國、印度、緬甸等有生意往來。
我幾乎每星期都進城去,把公司中收到的信件和郵包上的郵票剪下來,帶回學校和同學交換。有零用錢剩余時,也常到在一間公司中擺一張桌子買郵票的王勞先生處買一些便宜的外國郵票。由于法幣貶值,儲奇門東川郵政局的集郵柜臺將面值已經過時郵票按票面值出售給集郵愛好者,我也常常去,為了省錢,總是挑選印刷漂亮而面值低的買。那時認為最抵買的是紐約版,如面值五分、八分、十七分等又好看又便宜,但是郵局是整版整捆地賣的,大小面值搭配,不讓挑選。記得那天我買這捆郵票時還和郵局那位女士相商,可否不買面值一元以上的,但不得要領,只好忍痛買下。時為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應早于十一月三十日,而不是傳說的十一月三十日。最近我查過那個三十日是星期五,我正上學,不可能進城去,因為南溫泉離重慶有十八公里遠,一般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能進程去的。
郵票買回來之后并沒有發現什么,一直到看到報上有東北等地郵商刊登的廣告,愿意以淪陷區和偽滿洲國的郵票來交換重慶發行的郵票,我想寫信去交換,便在一天晚上把不少成捆買來的郵票拿出來整理。那時南溫泉的電燈是由隔壁一間小水電廠供電,冬季水小,電力不足,燈光昏暗。我那十幾歲的妹妹也在旁邊湊熱鬧,不斷問東問西,她忽然問我:“二哥,為什么這種郵票上的人頭是顛倒過來的呀?”我當實嫌她礙事,轟她走開,同時也不禁仔細察看一番,一看之下大吃一驚,果然真的一整張五十枚紐約版貳圓票,人頭像都是倒過來的!
由于我聽說過“二元宮門倒印”是珍貴郵票。意識到自己可能無意中買到了珍品,于是馬上將這版郵票好好包起,并于周末匆匆趕進城去。當時嘉陵江上還沒有大橋,從南溫泉坐長途汽車到海棠溪下車,過江到儲奇門,最近的郵商是王勞生。我鼓著勇氣請教他:孫中山像有沒有倒過來印的?他看我人小,以為是開玩笑,很不耐煩地把我給打發走了。我還不死心,又跑到近望龍門的一家叫郵友郵票社去打聽,這家郵票社的老板艾元俊比較重視,詳細了解了票樣和買到的經過,并記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下午,他就下鄉來找我了。隨身帶了一大包袱的郵集,問我是想換郵票,還是想賣錢。我說想換。他就打開包袱讓我隨意挑選。面對著這么多的花花綠綠的外國郵票和只聽說過而沒有見過的中國早期郵票,如大龍、小龍、慈禧萬壽等等,我驚呆了,簡直不知所措,趕快求助于比我打兩歲的哥哥。他比我精明得多,要我沉住氣,由他和艾元俊談判。結果前后兩次,以十六枚“紐約版貳圓中心倒印”和他換了幾本郵集,其中包括一套大龍、一套小龍、一枚紅印花(面值記不清了)以及自萬壽起到新生活運動的整套紀念郵票(其中缺光復、共和兩套);外國郵票記得有蘇聯北極探險、蘇聯大建筑、德國的興登堡頭像郵票等。
第一次交換前,我們還到南溫泉照相館先將這一整版五十枚郵票拍了一張3x4寸的照片,然后給艾元俊撕了十枚去。其后,他又把我們叫進城去,在民族路161號,廣大藥房見面,還帶了一位說是在稅務局工作的赫崇佩來。拿出一封重慶一集郵組織的信,說再要一個四方連用來展覽,又說重慶集郵組織的負責人也要幾張,給了他們可以幫忙宣傳和提高郵票的價值。他答應一定給我“光復”、“共和”各一套,表示眼下手頭上沒有,找到后一定送上等等,實際上始終也沒有給我這兩套郵票。這次給艾元俊拿去了六枚。
艾元俊此人郵德較差。第一次在南溫泉交換時我提出交換條件是他最大只能保留四方連,應將整聯撕開,他一口答應,說怕臨時匆匆撕了可惜,由他回重慶后撕好給我看。第二次在重慶交換時,他將一些四方連郵票放在透明紙袋中在我面前一晃而過,但給我發現他竟用了另外的紐約版貳元票剪貼了中心頭像冒充的。這個煞費苦心的花招弄得他當場十分尷尬,因為還有赫崇佩和另一個人在場。郝崇佩給我印象很深,他看來很老實,真正是一位集郵者。在艾元俊和我大哥談話時,他悄悄地讓我看他帶來的郵票,告訴我上次艾元俊和我交換的郵票都是他拿出來的,而艾只給了他一枚,他想向我再要幾枚,甚至一枚也行,他可以給我更多的郵票。我當時也很心動,想與他交換,但沒帶多余的,事后他也沒再找我。
艾元俊換走了十六枚以后,消息就傳開了。我家真是門庭若市,許多人聚在我家院子里等我放學回來,每個人都帶著大批郵票想與我交換,其中也包括那位王勞先生。家人不知我出了什么事,追問之下,我才說出了事情經過,結果是剩下的三十四枚全部交父親保管,我則乖乖地背著書包上學讀書。不久,我家回到了上海,此事也告一段落。
王海東講述完了這段歷史之后說:“可以看的出來,在這樣子的時候后來的一些紐約倒的郵票,應該都是鄭先生的這一整版的郵票演化而來的。當然了,也不排除別的人在當時和是和鄭先生一樣購買了這樣子的郵票,但是因為鄭先生的這版是比較傳承有序的,因此,真實性是比較容易考證的。你的朋友的那一枚郵票也是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了。這也是為什么說,紐約倒確實是鄭先生買下來過一整版的,但是后來流傳下來的卻不是完整版的紐約倒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動機集郵愛好者,那是很少會注意的相關的欣慰了,更何況是記下來這樣子的一段歷史啊。這時候蘇半城也是很有興趣地說:“我在香港確實是聽說過有這種郵票的拍賣,但是也沒有想到是這樣子的一段歷史,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應該是鄭先生的郵票了。接下來怎么樣了,鄭先生的父親不是把郵票給收去了嗎?”
王海東點點頭說:“后來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了。到后來這些郵票也是基本上和鄭先生自己沒有什么樣子的關系了。畢竟他是用他服氣難道錢買的,他一個學生沒有父親給的錢怎么樣有能力買郵票啊,最后他自己回憶過這段歷史也是同樣的一篇文章里面在重慶時只有艾元俊換走了十六枚,其余全部由我父親帶到了上海,一直由父親掌握。聽說承印郵票的美國鈔票公司也曾派人到上海,找我父親要求購回,但被他拒絕了。據我所知,他曾送了一枚給他的老朋友盧緒章先生,而聽說這一枚也在“文革”中不知去向。父親在上海時也曾賣出一些,因為一九五二年春節,這是我大學畢業前最后一個寒假,我回天津家中過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父親讓我上樓到他的書架上取一本《政治經濟學》下來,其中夾著剩下的郵票,大約有二十枚左右,他讓我撕了一枚留作紀念。此后他將郵票帶來香港。一九八一年他有病時,由我大哥及侄女陪同去幾家銀行的保管箱整理財物,據說已無此郵票。這個應該是鄭先生自己寫的這段歷史,我自己估計,應該是鄭先生的父親自己把郵票給出手了。誰也是沒有想到當年兩塊錢買下來的郵票到現在居然是價值如此,也算是郵票歷史上的一段奇跡了。”
紐約倒也是有這樣子的一段歷史的,這也是他們兩個富豪第一次聽說關于紐約倒的有這樣子的一段歷史,算是對真實的歷史的一段回憶。
山本次郎這個時候才點點頭說:“我的朋友也是不怎么樣的了解這段歷史,因此,在這樣子的時候我想他自己也是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回去以后我會把這事情告訴他,讓他知道一下自己的郵票是怎么樣的一個來歷。”
王海東點點頭說:“其實了解這段歷史的話,那也是對收藏這樣子的郵票是有幫助的,如果是按照這樣子的一段軌跡的話,這一整版的郵票中,內地一半,外國差不多有一半,如果是有其他的紐約倒出現的話,那就是不在這段歷史公案里面了。香港應該是有這種郵票最集中的地方,因為鄭先生的父親曾經把二十枚左右的紐約倒帶到香港去了。并且是在那樣子的地方出手了。因此,香港這樣子的東西應該是比較集中的。”
在香港一些集郵愛好者的手中,確實應該是有類似的郵票存在的,至于說內地,艾元俊的后人應該也是有一些這種郵票,但是可惜的很,這一些郵票到現在還是沒有傳世出現。
至于說是山本次郎說自己的朋友有這樣子的一張四方聯,如果是沒有意外的話,也是應該從這五十張郵票里面分離出去的,就是不知道這樣子的郵票這家伙到底是怎么樣弄到手的。但是一旦是出現的話,那必定是一個非常的有轟動性的新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