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曹植仰起小臉，盯著主位上須發皆白的鄭玄，凝聲問道：“先生貫通兩派經學，乃三百年來第一人，那先生以為方今天下大亂，當如今文經學所言，通經致用，治亂世；還是當如古文經學所言，當閉門訓詁治經而不問世事？”
曹植此問，一下子就點中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最為相異之處。
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戰國時期的典籍大都被焚毀，因此漢初的時候，大漢朝廷著人尋找那些未死的老學究，讓他們將儒家經典背誦出來，這就是今文經的由來。而古文經，則是西漢時期，從地下出土了避過了焚書坑儒，戰國時期流傳下來的典籍。由于所用文字記載的不同，因此便稱為今文經和古文經。
由于出土經書跟現存的經書對照，發現不少相異之處，因此兩派就互相攻擊。古文經學派的就攻擊今文經多錯漏，而今文經學派則直接攻擊出土的古文經是后人所造的偽書。這些本是學術之爭，有爭論無可口非，然而由于這時已經是獨尊儒術，學術之爭就摻雜了政治因素，變得更加復雜。
因此，這里面又摻雜了政治主張。今文經學派注重講經學中的大義，比較進取，因此主張通經致用。而古文經學派，則更注重考究學術內容，對于一言一詞的考究極為嚴謹，而且以為古代社會比現在所處的社會更加圣明，常想恢復古制。信奉古文經學，曾經篡漢的王莽就試圖恢復古制，可惜他失敗了。
這兩派經學，其實爭執一直沒有結束，從內容上的爭執一直到形式主張上都相互攻擊，范圍也不僅僅限于經學。就如一千八百年后，史學派里面就有史觀學派和史料學派之爭，這跟經學今古文相爭極為相似。
這經學之爭，以曹植的眼光看來，可是夠無聊的。無論今文經有沒有錯漏，但時至今日已經流傳了四百年，怎么也算是經典了；而古文經無論是不是偽書，但也跟今文經一樣，俱屬于中華文化的瑰寶，根本沒什么可爭的。而且每個人所學不同，經歷不同，也很難認定哪種才是對的，這根本就沒有一個準則。
在曹植看來，這些研究儒家經典的人，大都是死腦筋，自己認定是好的就要千方百計去證明給天下人看都是好的，甚至要窮一生之力對一字一句進行考究。這簡直是空費光陰，同時也沒有領悟到孔子所言的中庸之道。歷史也已經證明了，學術上百家爭鳴時代的發展，遠比一家獨大的發展來得好，然而儒家卻偏偏喜歡兼收并蓄而后實行一家獨大。當然，曹植也覺得兼收并蓄并非壞事，但問題是憑儒家之力，難以將世間事理完全兼收。
兩派經學發展至今，在鄭玄手上已經漸趨于融合，而主導這次融合的乃是古文經學，這也使得古文經學主導中國學術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這從兩派的主張中就已經能看到結果，古文經學的人重考據，在學術上發展迅猛，而今文經學重通經致用，研究的是現實問題。因此一旦遇上學術爭執，今文經學的根基就會逐點逐點被古文經學所占據，最終在鄭玄手上完成小一統。
不過既然只是說小一統而非大一統，就證明兩者之間并非完美融合。特別是在學術上可以融合，然而一旦遇到政治主張和問題，相異之處就很難融合了。而憑古文經學重考據的傳統，遇到政治上的實際問題，也確實難以一一解決，畢竟時代是進步的，不可能事事都有典籍事例參考。
因此，古文經學派屢攻不破的一個堡壘，就是今文經學派通經致用這個政治主張。學術上古文經學盡占上風，但到了政治主張，他們卻是完敗，最經典的事例莫過于王莽篡政之事。
既然兩派之爭在這個點最為激烈，這就給了曹植攻破鄭玄學術的機會了。
果然，鄭玄聽到之后，眉頭緊皺，沉思了良久之后才答道：“古文經雖重訓詁，然而并非是要一味閉門治經。避世非我儒家所為，而是黃老之術，而我儒家亦未必就無救世良方。”
鄭玄此言，連消帶打，將曹植刻意制造出來的矛盾歸合到儒家這一整體里面去，破了曹植那針鋒相對的尖銳問題。
不過曹植也不在意，淡然一笑道：“既然先生如此說，那小子第二問便是先生可有救世良方？”
曹植此言再出，那邊已經睜開眼睛的鄭玄眉頭卻是不自覺地皺了起來，他顯然沒有料到，曹植這么一個五歲小兒，連續問了這么兩個高深問題。不過認真說起來，這兩個問題也不算特別難想，第一個問題今古文之爭，恐怕讀書第一天先生就已經有教；而第二個問題就是天下大亂這個現實問題，恐怕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想找到解決的辦法，讀過書的自然也會想。
而說起來，曹植第二個問題也卻是切中了鄭玄的軟肋。他一生皆沉醉于經學，并無出仕，理政經驗可以說沒有。
草廬周圍的士子，都知道鄭玄的情況，雖然佩服他的學問，但現在天下大亂，也沒有哪個人敢放言有救天下之良方。因此都暗暗為鄭玄擔心，同時看向曹植的目光也不同了，能在如此年歲問出如此高深的問題，絕不可以用尋常孩童的目光去看待。
郭嘉在一邊笑謂曹操道：“恭喜主公，四公子大孝。”
郭嘉董襲人心，已經知道曹植這些問題，不僅是問了問題，更是讓一旁的曹操能聽到鄭玄的答案。鄭玄雖然沒有出仕，然而畢竟學究天人，對于天下大勢，必然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或許不一定正確和適合曹操施政所用，但畢竟也是一種意見，普通人更是連聽的機會也沒有。故此，郭嘉才說曹植大孝。
那邊鄭玄沉思了一會，才說道：“老夫以為，天下大亂之因由，當在人心散亂。救天下之道當在挽人心，只要人心歸附，天下自然得救。而我儒家之學，正正是可挽天下人心之法！只要大興儒學，用廉臣能吏以施清明之政，莫再讓宦官、外戚此等小人當道，亂世自當能早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