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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特區政府準備發動攻勢，給已顯頹勢的民主派最后一擊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導致前世里非典感染香港的時間突然大幅被提前，讓楊星為此做的安排措手不及，也讓非典疫情卷入人事都更復雜。
事情的起因很快被楊星得知，卻是哭笑不得。因為廣東爆發非典疫情后，比起前世政府對非典的危害程度不了解而貽誤了防治的最好時機不同，這一次政府在疫情初期就大大重視防控，對于各種發燒咳嗽的感染者都實行了快速隔離監控。
但這樣一來當然讓不少人覺得生活不便，其中一名香港感染者是個有名的老饕，并且正是對內地政治制度不信任的“民主派”人士，還是那種民主派中頭目級別人物。他對中國政府的舉動一切都以陰謀論的觀點看待，他認為中國政府防疫是假，想趁機整治他是真，所以他堅決拒絕隔離，還偷偷聯系了香港的同伴，逃出了隔離區，偷渡回了香港。
好死不死的是，他本人就是非典傳播中著名的超級帶菌者，在此次非典傳播中，這些“超級帶菌者”的作用甚大。他們本身感染非典后，病情很快會緩和，但身體卻變成了非典病毒的攜帶庫，體液里的唾沫、汗水甚至糞便中都攜帶有大量非典病毒，稍不注意就會通過空氣傳播，導致大量人群中招。非典傳播開始，許多醫院工作者成為最大感染群體，就與醫療時對收治的“超級帶菌者”注意不夠。隔離措施不力有很大關系。
這位“超級帶菌者”一回香港，就忠實發揮了他病毒庫的作用，很快與他接觸過的人群中就出現廣泛非典傳播的情況，本來對此高度戒備的香港政府立即拉響了警報。要求全城戒備防控這種新疫情。可是相比國內的雷厲風行，香港的民主政治此時卻表現出它的拖沓和爭議來。
因為前一階段特區政府借著“臟彈事件”和保釣運動牽連出的日本間諜案，利用因此備受攻擊的特區政府在公共安全領域的弱點，順勢推動國家安全法和國民教育法草案，讓民主派苦心經營的布局大受打擊，他們視此為極大的失敗。受到國外勢力暗中支持的他們不甘失利，想盡辦對這些法案加以阻止，正和親中央的建制派在立法會鬧得不可開交。現在遇到非典隔離這件事，并不了解非典危害的他們卻覺得正好能借題發揮，轉移視線。
當特區政府要求全城進入緊急狀態，對感染非典病毒人群實行強制隔離時。民主派就跳出來大叫這是嚴重違反人權，限制人身自由，要求政府暫緩執行命令，要經過立法會討論才能執行。只是政府衛生部門覺得疫情如火，并且請示過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也同意香港政府的舉措，香港和內地幾個實驗室還緊鑼密鼓研究非典病毒樣本，力圖最短時間內拿出方案來，當然不愿意主動后退。反而正告民主派這是傳染病，跟人權無關。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就是強制隔離。
但一葉障目的民主派已經聽不進去任何勸告，反而準備發動不知真相的民眾準備在圣誕節前發動“百萬人群大游行”來反對政府的疾病隔離措施。正在海南博鰲中星國際年終大會上講完話的楊星接到包海生的問計電話時。沉思了半天，顯然也對非典提前在香港爆發反應不及。不過他畢竟不是喜歡長吁短嘆的人，而是很快就做出了決定。
“有些人不見黃河心不死，他們想要鬧，是以為民意可用。作為政府，完全不傾聽民眾呼聲可不好的。那就不如退一步，同意他們暫緩實行強制隔離，但疫情預警不能斷，還要加大力度宣傳，該做的防控準備也不必停下來。同時主動公開和民主派對話，讓他們明白政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有任何風險后果自負，總要用事實證明，有些人見到棺材才會流淚！”
聽完這段話，包海生拿電話的手明顯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是啊，現在的局面只有拼個魚死網破，按楊星的意思就是隨民主派鬧，非典大流行，死上幾個人后，接受教訓的民眾才知道政府的苦心。可眼睜睜任市民發病，還是有些突破他的心理底線。但他思來想去，也覺得楊星這個冷酷辦法是打破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他有些掙扎的問道：“那我們提前把底牌打出來，會不會讓民主派收斂一些？”
楊星否決道：“現在有些人已經偏執了，他們身后的勢力還沒領教非典的威力，底牌一亮，他們不愿意退縮怎么辦？只有血的教訓才能讓他們清醒，那時推出我們的底牌，效果才會最大化。這樣吧，為了讓你心里好受些，我在海南開會走不開，我出點血，把天空星城那里暫時停工讓出來，全劃成隔離區，給政府作緊急醫療點這總可以了吧！”
包海生也只有點頭，楊星也算是仁至義盡，畢竟接納了染病群體的隔離區，今后肯定會影響入住者的感受，光房價就會跌去一籌，楊星損失的金額會數以億計，他連這都擔下來了，他包海生作為特首更是要挺身而出。
所以很快特區政府表面上勉強同意同民主派達成暫時的協議，民主派要控制人們上街游行，以免人群聚集容易感染。而政府則改強制隔離為自愿隔離，但非典警報不能撤除。并且香港決定將天空星城包括在內的一大批假日營地、度假村和鄉村隔離營地，設立成隔離醫療點，力求將感染者盡量和與其他市民分開，以防萬一。
但大家各讓一步并不標志政府與民主派就化敵為友，民主派想借機醞釀著更大的攻勢，而政府則嚴陣以待要迎接非典和民主派的雙重考驗。顯然目前還只能把關注重點放在迅速擴大的非典傳染上。
此時作為最早發現非典病例的地方，盡管國內采取了嚴防死守的積極態度，但畢竟缺乏應對大型疫情的經驗，加上國內醫療設施和人員都和國外發達國家的專業醫療體系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很快疫源地廣東迅速淪陷，非典傳播快速向周邊地區擴散。
而香港疫情的擴散速度更是遠遠超過楊星的前世，那位“超級帶菌者”功不可沒，鑒于他在民主派內身份不低，并且由于民主派對非典不了解而諱疾忌醫，不愿妨礙他人的“人權”，結果讓到處躲藏的他把病毒散布到了更多地方。
2003年1月，香港非典病毒疫情達到高峰，先是那位超級帶菌者在某酒店乘坐電梯時接觸的二十余人相繼發病死亡，創下了非典流行以來單次病發最多死亡人數。緊接著民主派大本營所在的一幢居民樓里有數十人同時感染，由于該居民樓位于一個有將近15000位居民的花園小區內，衛生部門推斷是由于受污染的水源導致傳染，香港衛生署發布了前所未有的隔離規定，將此樓所在小區全部隔離在家中，最后這個居民區被查出共213名居民因感染非典被送入醫院。
并且因為香港是自由港，人員來往頻繁，非典還向周邊的臺灣、越南、新加坡等地擴散，這些地方都傳出了新的非典病例，世界衛生組織面對非典擴散的嚴重性，第一次向全球發出SARS警告，描述在內地和香港發生的非典，要求各地建立預警機制，及時通報。
非典開始時一直冷眼旁觀的西方國家也坐不住了，由于加拿大傳出首例非典感染病例，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命令，將SARS添加到可以違背當事人的意愿進行隔離的疾病名單中。而這個名單最近一次更新還在大約20年前。
一時間非典（SARS）大名讓全球談虎色變，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全球旅行指南，建議計劃前往香港和廣東的旅客考慮推遲不必要的旅行。而香港和內地多個城市的居民被迫呆在家中不敢外出，餐飲、娛樂、商場等服務行業因為要避免人群聚集遭到感染，生意一落千丈，經濟遭受了巨大打擊。
在精神和物質都面臨嚴重損失情況下，民主派醞釀的大游行無疾而終。這時不少曾經支持民主怕的市民才醒過味來，發現前一階段民主派為人權而放棄強制隔離措施，導致非典大流行做法是在是愚不可及，后悔不已的他們自然站到了政府一邊，指責民主派是只要人權不要人命。
最讓他們生氣的是那位超級帶菌者被港府抓獲后送去強制隔離區，鑒于他到處散布病毒造成的危害，律政署想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名起訴他，但由于沒有國家安全法，一時卻找不到合適證據，結果被民主派聘請的律師團駁倒，無罪開釋。
雖然法理上民主派扳回一城，但卻大失人心，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少曾經反對國家安全法的民眾紛紛轉換陣營，權威統計結果顯示，反對者該法的民眾比例已經大幅下降，通過該法案時機即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