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發現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后來稱為SARS）病例，這在當時并沒引起多大驚慌，因為對這種新型病毒的威力，大家還并不清楚。唯一知道它的威脅的人楊星還在香港歌舞升平，大開Party。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就此放松了警惕，雖然他不記不起第一例非典病毒具體爆發的時間和具體地點，但為了防患于未然，他派出了不少人手在非典可能爆發的地點嚴密監視，一發現風吹草動就立即上報。所以這一世，非典病毒樣本在11月底，世界武林大會閉幕的同一天，就緊急送到了香港和上海的兩個生物試驗室內加以分析。
由于楊星的預警，香港和中央都對于即將爆發的傳染病疫情倍加重視，雙方還達成了疫情情報交換體制，這次新發現的病毒樣本就根據剛剛簽署的協議而做出了交換，除了香港和上海生物試驗室外，新組建的食品藥品監督局、衛生部和軍方生物試驗室也都收到了該病毒的樣本，大家一齊全力投入到新病毒的研究中，力爭早日摸清病毒的底細，以便提出相應對策，對可能的疫情傳播加以控制。
接到非典病毒終于出現的消息，楊星卻是長吁了一口氣。盡管此前他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為抵擋非典擴散想了各種辦法，甚至不惜為此開罪國內上層，但他心中畢竟還有一絲隱憂，深怕由于他的介入引起蝴蝶效應。結果到頭來發現非典只是虛驚一場，或是導致事態惡化，非典發作時間大大延長，改了地點發作。只要稍有偏差，那他之前精心布置的許多準備都前功盡棄。
現在看來雖然沒能阻擋非典降臨，但總算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沒有太大偏差，他可以從容應對。由于病毒才開始傳播，非典之禍還不太猛烈，楊星還是按照之前的布置多做預警，也不能做得更多，現在他要忙著把手頭的幾件大事處理好才行。非典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公事上12月的公司年終大會和世界大會又將召開，因為擔心非典侵入香港，楊星不想臨時出事讓手下和前來參加的觀眾冒被感染的風險，所以早在半年前。他就故意決定將今年這兩場大會的舉辦地改在海南博鰲，因為之前博鰲就承辦過中星集團的年終大會，現在加上首次把世界大會舉辦地搬出香港，雖然集團內部疑問不斷，但在楊星的強勢下也沒人爭論太多。反正花的是楊星的錢，而且比起香港大都市的鋼筋混凝土森林風景來，偶爾感受一下博鰲的藍天碧海，對世界大會來說也未嘗不更有誘惑力。
另外。楊星答應包海生的“養賊自重”計劃也正悄悄啟動，楊星顯然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突破口。12月2號夜里。香港一艘打著“全球華人保釣聯盟”旗號的漁船在沒有通知香港海警和漁農署的情況下悄然出海，在外海和首艘來自國內的保釣船只匯合。帶上了國內第一批準備登上釣魚島的保釣人士，并在航行到臺灣外海時又加入了一艘臺灣保釣船只。
在幕后“神秘勢力”的指點下，三艘保釣船只躲過了正在釣魚島海域巡航警戒的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神不知鬼不覺的于4日凌晨讓十幾名保釣人士登上了釣魚島，并在島上立起了一座旗桿，上面掛起了鮮艷的五星紅旗和臺灣香港的區域旗幟。
這些保釣人士利用隨身攜帶的數碼攝像機拍下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刻，并通過船上特意安防的衛星傳輸設備把信號迅速傳遍了世界每一個角落，在香港登船的人士中還有一位香港亞凰臺的記者，在直播登島畫面同時，他還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報道，結果看到這則新聞才回過味來的日本人氣急敗壞，立即派飛機和巡邏船把三艘船團團圍住，將登島的十幾名保釣人士全部逮捕。
但木已成舟，影響已無法阻止。世界各大媒體幾乎都第一時間轉播了香港亞凰臺關于華人登上釣魚島，揮舞國旗宣誓主權的新聞，各種猜測滿天飛。比較一致的結論，認為這是對去年上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于今年4月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的鄭重抗議。
選擇釣魚島發難的確給了本就因為參拜事件而導致冷卻下來的中日關系雪上加霜，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周邊國家，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責難都不斷增大。小泉純一郎是日本政壇的怪客，在派系林立的日本自民黨內是出名喜歡獨來獨往，不合群的家伙。但日本陷入房地產泡沫引發的經濟危機后，政治上由傳統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發生了嚴重動搖。
90年代初開始，由于日本經濟“失去了十年”，導致政壇十年內換了九任首相，但都未能很好解決經濟停滯，國民生活水平緩步下降的問題。日本國民對政客的不滿達到了頂峰，這種情形下，看起來特立獨行，但也許能帶來不一效果的小泉純一郎，就因為國民“換一個古怪家伙也許更好”的思路，被推上了首相寶座。
應該說相對于日本人這個選擇，小泉純一郎的確不負所望。他在內政上銳意改革，勉強恢復了日本經濟增長，但他古怪個性在外交上卻帶來了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由于日本在二戰中帶給亞洲國家的苦難，參拜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政壇的禁忌。因為靖國神社把二戰時14位甲級戰犯的靈位供奉其中，周邊國家都視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是一種挑釁和侮辱。
可這位怪胎首相上任前就宣布要年年敬拜靖國神社，上任后也的確“遵守諾言”，每年都去拜鬼，結果引起周邊國家普遍不滿，韓國和中國這兩個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國家更是年年對他的拜鬼行為進行譴責，導致正常的首腦互訪都被終端。結果小泉純一郎的首相任期成為日本戰后最長一屆，但也是和周邊各國外交最緊張的一段時間。
今年4月他第二次任上參拜靖國神社，引起海內外華人的一片嘩然，而這次保釣行動聲東擊西，強烈表達了中國人的不滿，也再次把中日釣魚島糾紛放在了國際輿論的中心，顯然參拜靖國神社和釣魚島之爭，這二者在外人眼里正是日本和中國間眾多摩擦的源頭。
釣魚島位于我國東海邊緣，與琉球群島接近，明代我國就對其有明確記載，確定該島屬于我國，日本當時也予以承認。甲午戰爭后，釣魚島連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二戰日本戰敗，中國收回割讓給日本的一切領土，釣魚島自然應該回歸祖國。
但當時占領該島的美國出于冷戰私心，于1951年在排斥中國情況下，操縱一些國家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錯誤地將釣魚臺群島劃入美國托管的琉球管轄區內。1970年9月9日，美國以日本擁有“剩余主權”為由，把聯合國交付美國托管之琉球行政權交予日本管理，而將原屬中國領土的釣魚臺群島也包括在琉球群島內。中日兩國關于釣魚臺群島主權歸屬的紛爭由此肇端，也引起世界華人廣泛關注。
1970年12月，海外華人組織“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在全美幾十所高校游行示威抗議美國和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島，保釣運動隨之興起。最早保釣運動的中心是在海外和臺灣，楊星重生前臺灣新總統就曾是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不過臺灣仰美國人鼻息，又和日本政府關系曖昧，保釣運動一直處于半溫不火狀態，無法形成氣候。
倒是中國政府態度堅決，一直認為釣魚島是本國領土，只是當初和日本建交時，達成協議雙方擱置爭議，不主動挑起事端。所以保釣運動幾經輾轉，最后大本營卻定在了香港。
香港作為保釣活動大本營有先天優勢，不管怎樣鬧都屬于民間自發行為，政府對此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此時中日關系緊張，保釣運動主動站出來向日本示威，既能體現華人的骨氣，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國際糾紛，所以楊星稍稍在下面略加挑動，這登島升旗就成功吸引了香港民眾的眼光。
1996年香港保釣運動中一位陳先生就因保釣時溺水而亡，而1998年香港保釣船遭到日本保安廳船只撞擊沉沒，這每一次事件都激起香港市民極大的憤慨和愛國熱情，現在兩岸三地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魚島，香港群情洶涌，上街游行和燭光晚會接踵而至，社會上彌漫著強烈的民族情緒。
楊星和包海生坐在一輛遮得嚴嚴實實的轎車偷偷上街觀察港大、天星碼頭等地支持保釣的群眾集會。看到人聲鼎沸，滿眼都是反日口號，又驚又喜。楊星低聲道：‘我說過，青年人的熱情最容易點燃，但也最容易被利用，那些民主派最喜歡煽動青年學生上街，不給他們另找一條發泄渠道是不行的，與其這樣，不如我們主動出擊，那幾件事情要是能落實，這些年輕人反過來會成為我們最大的助力，推動你計劃的法案就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