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據和威脅皇權的種種因素。為了防范文臣、武將、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的專權獨裁，宋朝廷制訂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司法權等各種制度。所謂中央集權，是指把地方的權力集中到中央；專制主義則是把權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漢時代，中央集權制就已經確立起來，但專制主義還未至登峰造極的程度。宰相權力的變化就是一個例子。漢代的宰相，權力相當大，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權力就越來越小了，權力越來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說，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是從宋代逐步發展的。
中樞官制是中央集權的軸心，從趙匡建立宋王朝開始，就對中央官制作了調整。其特點是用設官分職、分割各級長官事權的辦法來削弱其權力的。這樣，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謂“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祿而已。這類官有兩種情況，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統一五代十國的過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國舊官員，使他們保持官位，領取俸祿，但不使掌握實權（只對其中認為可靠者安排一些實際職務）；第二，對于宗室、外戚、勛舊，也僅授予高官，優加俸祿，而不給實職。至真宗時，便把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這個制度，一般官員都有“官”和“差遣”兩個頭銜，有的官還加有“職”的頭銜。“官”只是說明他可以領取俸祿，而職才有實際的權力。每個機關彼此互相牽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書、侍郎、大夫、郎中、員外郎、卿、少卿等，在成為官階的名稱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不再擔任與官名相應的職務。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祿、章服和序遷的根據，因此稱為正官或本宮，又稱階官或寄祿官。其中有文資、武階的區別。差遣是指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又稱“職事官”。差遣名稱中常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簽書、監等字，如知縣、參知政事、知制誥、直秘閣、判祠部事、提點刑獄公事之類。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帶上這些字樣，如縣令、安撫使等。官階按年資升遷，即使不擔任差遣，也可依階領取俸祿，而差遣則根據朝廷的需要和官員的才能，進行調動和升降。所以真正決定其實權的不是官階，而是差遣。至于“職”，一般指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閣中的官職，如大學士、學士、待制等，是授予較高級文臣的清高銜頭，并非實有所掌。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銷館職，另設秘書省職事官，自秘書監丞、著作郎以下，都稱館職。其他文臣兼帶館職，武臣帶閣門宣贊舍人，則稱“貼職”。
官稱和實職的分離，使朝廷內外大批官員無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義上都有正式官員，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職事。《宋史·職官志一說：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說：仆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
這樣，各級官府層次重復，疊床架屋，機構空前龐大。但是，卻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權，他可以隨時提拔官階較低而有才能者擔任要職，也可隨時撤換無能之輩。歷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來。《宋史·職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并列于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
自趙匡建宋以后，三師、三公之制雖承唐制保留下來，但授與大臣者為數并不多，尤其是太師一官，只以趙普與文彥博兩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間竟多達18人。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貫、王黼等寵臣外，其他多為宋徽宗的兒子（太子除外）任職。
宋代的中樞機構，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宋代的宰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副職稱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這是趙匡為牽制宰相而設置的。據李燾《長編卷5所記，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質、王溥等為相，及范質等求退之后，雖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當時有大臣認為宰相虛位，應以尚書省長官行宰相署敕之權，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說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時加封為平章事者，還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類（宋制，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都稱為使相，但不預聞政事）。因此趙普獨擅宰相之權。宋太祖要給趙普設置一個副職，但想不出合適的名稱，便問翰林學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說，唐代曾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之稱。于是便以薛居正、呂余慶為參知政事。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時的事。當時設置的參知政事地位還很低，據《長編卷5載：“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zhu1n，音磚）位于宰相后，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伴雜給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議事辦公的地方，參知政事連宰相的辦公廳都不能進，可見沒有多大權力。后來，宋太祖看到趙普為政專斷，為了加強對宰相的牽制，便提高參知政事的地位和職權。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詔薛居正、呂余慶與趙普“更知印擁班奏事”，以分其權。到了太宗時，又進一步提高參知政事的地位。據《長編卷37載：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詔曰：
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親王得議軍國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參知政事原來與宰相在地位和職權上的差別，至此完全消除。這就形成了對宰相的有力牽制。所以宋代常以“宰執”并稱。參知政事一名雖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參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職的，即稱為參知政事。也有稱為參預朝政，參議朝政。而宋代所設的參知政事，則成為宰相副職之定制。參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統治者削弱宰相之權，并使之與宰相互相牽制從而加強皇權的重要措施。
概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大體有五次變動。
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豐以前。如上所述，就是這時期的變化情況。名義上與唐代沒有什么不同，但實際上卻有很大區別。主要在于宋代設中書、樞密、三司分掌政、軍、財三大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宰相之權既已分削，又設參知政事互為牽制，相權益弱，而皇權卻由此加強。另一方面的變化是，中樞機構中三省制已進入衰落荒廢的階段。職權的轉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聲。
第二次是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開始的官制改革，史稱元豐改制。元豐改制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不過，這三個官位只是虛設，從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書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書省的職權；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中書令的職權，他們是正宰相。這時，參知政事的名稱被取銷，而增設了四名副宰相，即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間（公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稱“太師”，總領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事，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門下侍郎，少宰兼中書侍郎。欽宗靖康年間，又廢除太宰和少宰，改為尚書左仆射和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又將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為副宰相。還取消尚書左、右丞的官稱，大體上恢復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照舊。除去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的虛稱。門下并入中書，稱中書門下。左右宰相主中書事，兼尚書省之長，六部直屬于宰相，尚書省之制已廢于無形，實際上這也是三省合一。從此，左右宰相成為全國最高的行政長官，尚書省只掌握六部，奉命執行政務。當時大臣虞允文、梁克家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樞密使。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宋史·職官志一說，哲宗元佑中，置平章軍國重事，以文彥博、呂公著相繼任之。其位在宰相之上，專以處高德老臣，以示寵幸，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但這一官職只是一種最高榮譽職位，并沒有多少“軍國重事”可管。南宋時，情況有些變化，寧宗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韓侂胄任平章軍國重事，“所預者廣”，“所任者專”，獨擅朝政。理宗時，權奸賈似道也升任“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竊位日久，恩寵日隆，位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軍國重事”便獨攬軍、政大權，出現了軍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則屈居于副職的地位。
宋初的宰相稱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是沿襲唐代的，中書門下的長官編制不固定，大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參知政事同時不超過五人。或三相一參，或三相而無一參。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參或二相二參居多。
唐代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在政事堂辦公。政事堂先設于門下省，后遷至中書省，最后干脆就改稱為“中書門下”。宋初雖門下、中書、尚書三省的名稱照舊，但這些與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首先是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官；其次是三省的職權已轉移。唐代三省分掌定策、封駁和執行之權。但宋代三省的權力被削弱。這個削弱，與“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官”有關。《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就記載了元豐改革官制以前，三省權力旁落，官署冷清的情形：“中書省、門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兩廡、官舍各數楹。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賬，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報版、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至于尚書省，實際上自唐末五代就已經逐漸荒廢了，至宋代就更是名存實亡。因此，北宋前期經常有大臣建議恢復尚書省的地位。例如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右諫議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復尚書省”。他建議“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唐代的尚書省分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掌握行政、財政、司法、儀禮的大權。至宋代，官吏的選用，另設審官院，“除授者皆出中書，不復由吏部”。戶部則歸于三司。這樣，行政權歸于政事堂，財政權移歸三司。三司的設立，是宋太祖收回財政權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化基廢“三司以實尚書省”的建議，自然不被采納。但是為了搪塞眾議，宋太宗對尚書省長官的地位也給予某些提高。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升尚書令于三師之上。然而，這并沒有提高尚書令的職權，何況尚書令又很少授人。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間（公元995年—1061年），不斷有大臣提出恢復尚書省制的問題，但均未有結果，這個問題至神宗元豐改制以前，一直爭論不休。實際上，尚書省職權之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樞機構的權力而強化皇權的反映。正是這種變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進為一省制。
三省六部
門下省：又稱“左省”。其長官名義上是門下侍中，但很少委任過，實際上有名無職。副長官是門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給事中任“判門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職權。其屬官有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以及給事中等。門下省的職權是主管皇帝寶璽、大朝會設位版、贊拜、拜表、宣黃、外官和流外官考課、年滿齋郎轉補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神宗改革官制時，重新恢復三省的實際地位和職權，門下省專司審議，但自門下侍郎成為尚書左仆射（宰相）的兼職或副宰相的專職后，便不再和門下省本身的職事相關了。
中書省：又稱“右省”。其長官名為中書令，實際上也有名無職。副長官為中書侍郎。又另委派一名中書舍人任“判中書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職權。其屬官有右散騎常侍，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諫、右正言等。中書省的職權是主管郊祀、皇帝冊文、州縣官考課、齋郎等年滿復奏、文官改賜章服、僧道給賜紫衣師號、舉人出身及寺觀名額等事②。神宗改革官制后，中書省則專司取旨出令。但自中書侍郎成為尚書右仆射（宰相）的兼職或副宰相的專職后，便不再和中書省本身的職事相關了。
門下和中書兩省的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通稱“兩省官”③。門下省的起居郎和中書省的中書舍人稱“小兩省官”。④。散騎常侍、給事中、諫議大夫等稱“大兩省官”⑤。北宋前期，大兩省官員雖名為諫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職，并不得諫諍。
尚書省：又稱“都省”。其長官名義上是尚書令，還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書令從不委任。實際上另外委派諸司三品以上者或學士一員任“權判尚書都省事”。尚書省的職權是總轄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勛、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議定官員謚號、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贈、注甲發付選人、二十四司人吏遷補等事。尚書省所轄六部二十四司，分屬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轄司封、司勛、考功）、戶部（下轄度支、金部、倉部）、禮部（下轄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轄職方、駕部、庫部）、邢部（下轄都官、比部、司門）、工部（下轄屯田、虞部、水部）。左、右司各設郎中1人，員外郎1人。
宋太祖時，設立流內銓（簡稱銓司）、委派“權判流內銓事”2員，專管考試選人、判決案例和擬定差遣等事。還設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當三班院”，員數不定，負責對東西頭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課和擬定差遣等事①。太宗時，設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總稱磨勘院，負責對京朝官和選人進行考核。隨后，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②。太宗時還設置“京朝官差遣院”，負責對少卿監以下京朝官注擬差遣。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審官院。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設置審官西院，主管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到諸司使等的磨勘、注擬差遣等事。又改審官院為審官東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過、敘其爵秩、注擬差遣等事。兩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員、主簿2員。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作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銓注之法全歸吏部，撤銷審官東院而改為吏部尚書左選、主管寄祿官在京朝官和職任非中書除授的文臣；撤銷流內銓而改為吏部侍郎左選，主管從初任到選人的文臣；撤銷審官西院而改為吏部尚書右選，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職任非樞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銷三班院而改為吏部侍郎右選，主管副尉以上到從義郎的武臣。據《宋史·職官三載，從此以后，以上文、武官員的選試、注擬、責任、升遷、敘復、蔭補、考課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勛、賞罰、殿最的制度，都歸吏部掌管。吏部的長官為吏部尚書，設一員，副長官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分管尚書左、右選和侍郎左、右選。此外，還有司封、司勛、考功的郎中和員外郎各兩員，官告院主管官一員等。
戶部：宋初設三司總管全國財政，戶部幾乎無所職掌，只委派“判戶部事”一員，接受各地土貢，至時陳列于殿廷。神宗官制改革時，撤銷三司，全國財計始歸戶部。戶部主管全國戶籍、土地、錢谷的政令以及貢賦、征役等事。設戶部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度支、金部、倉部各二員。左曹分管戶籍、稅賦、土貢、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義倉等事。度支掌管全國財政預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國的貨幣收支，藏于府庫；倉部掌管倉庫貯積和收支等事。
禮部：宋初設太常寺禮院。真宗時又設禮儀院，主管禮儀之事。禮部只委派“判禮部事”一員，掌管科舉，奏補太宙齋郎等事。神宗時，撤銷太常禮院，其職權劃歸禮部。禮部設尚書、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一員。禮部下設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掌管禮樂、祭祀、朝會、宴享、學校、科舉之政令。
兵部：宋初設樞密院，掌管軍事政令，武臣銓選則歸三班院和審官西院負責，兵部只管皇帝儀仗、鹵簿、武舉、義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員。神宗時設兵部尚書、侍郎各一員，職方、駕部、庫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職權略有擴大，主管民兵、弓手、廂軍、蕃兵、剩員，武士校試武藝，及少數民族官封承襲等事。
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機構之一，主管全國刑政，并審復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太宗時，創設審刑院，將刑部審復權撥歸審刑院，審刑院成為全國另一最高司法機構。神宗時，撤銷審刑院以及糾察在京刑獄司，將其審復等權歸還刑部，從此，刑部的職權大為擴大，主管全國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等事。設刑部尚書一員，侍郎二員；郎中和員外郎，本部各二員，都官、比部、司門等司各一員。本部郎中和員外郎，又分左、右兩廳，廳各二員，左廳掌管詳復，右廳掌管敘雪。
工部：宋初只設“判工部事”一員，所屬屯田、虞部、水部的職權全被劃歸“三司”，工部職權很少。神宗官制改革時撤銷“三司”，工部才恢復職權。設工部尚書、侍郎各一員，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主管全國城郭、宮室、舟車、器械、錢幣、河渠等政令。南宋時，將軍器監和都水監并歸工部，工部的職權就更為擴大了。工部還兼管軍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時還設立制造御前軍器所，委任提點官二員和提轄、監造官各若干員，負責制造武器；文思院負責制造金銀、犀玉等器物，設提轄官一員、監官三員。
樞密院與三衙
樞密院是總理全國軍務的最高機構，簡稱“樞府”。宋代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共掌文、武大權，稱為東、西“二府”。《宋史·職官志二說：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掌文、武二柄，號為“二府”。
又《通考·職官考四說：
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權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主武事，副使佐之。
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官，或稱知樞密院事，副長官稱樞密副使或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或同簽書樞密院事。其下設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負責“承宣旨命，通領院務”，由武官擔任。還設編修官，不定員。樞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準，有調動兵馬之權。樞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與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等統稱為“執政官”。樞密使這一官銜在唐太宗時就設置了，但唐代的樞密使只負責管理軍事情報，機密情報之類，由宦官兼任，直至五代時還保留這個官銜。而宋代的樞密使地位抬得這么高，權力這么大，其原因是與當時國內外的階級矛盾、政治形勢有關。宋時階級矛盾一開始就相當尖銳。北宋初年就發生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在邊境，又有契丹、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并立，形成邊防的緊迫局勢。內憂外患使得宋王朝需要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方能抵抗少數民族的入侵和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因而，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管理這支軍隊，這就是宋代設立樞密院的原因。同時，樞密使的設立又可以削弱宰相的權力，也是強化皇權的重要措施。所以，元豐改制后，樞密院照樣保存下來。但是北宋的樞密使與中書的關系都極不正常。王明清的《揮麈錄·后錄說：“樞密使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后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宋神宗的御史滕達道也說，戰守安危之所政，中書主打，樞密使主守，這樣怎么能取勝呢？明確指出這種互相牽制所造成的殆誤軍國大政的弊端。南宋統治者接受了這一教訓，為了對付經常性的對外戰爭，不得不實行兵政合一，設立“平章軍國重事”這一官銜。
北宋初年，仍然沿襲后周的制度，由殿前司和侍衛司統領全部禁軍。但是趙匡在禁軍的人事安排、組織編制和部署等方面，都作了重大的調整。據《長編卷2記載：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個晚上，趙匡把曾經幫助他奪取政權的禁軍主要將領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人請來喝酒，對他們說，自己當了皇帝后整天提心吊膽，還不如作節度使快樂。石守信等人說，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趙匡說，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如果你們手下人貪圖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你想不干也不行呀！石守信等人領會趙匡的意思，大為震驚，次日即稱病，主動要求解除軍職。趙匡答應給他們以優厚的待遇，同他們結成兒女親家，說這樣就可以使“君臣之間，兩無猜疑”，趙匡就把石守信等人調到外地去當節度使，脫離他們原來掌握的軍隊，這就是有名的“杯酒釋兵權”。趙匡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軍權之后，提拔了一批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當禁軍將領。但就是對這些人也嚴加控制，處處防范。
同時，趙匡還取消了殿前都點檢和殿前副都點檢這兩個職務，由殿前都指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率領禁軍，合稱“三衙”，互不統屬。禁軍從此沒有統帥，將領分別聽命于皇帝本人。“三衙”長官都指揮使之下，各設副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員。真宗時，廢除侍衛兩司的都虞候之職。南宋時，殿前司掌管殿前各班、直和步、騎各指揮的名籍，侍衛親軍馬、步軍司分掌馬軍、步軍各指揮的名籍。并負責屬下軍隊的管理、訓練、戍守、升補、賞罰等政令。“三衙”與樞密使所掌之兵權不同：樞密使有發兵之權，而無統兵之重；三衙有統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
三司使
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財政機構，號稱“計省”。唐末稅法混亂，田賦、丁稅的收入無法維持王朝的龐大費用，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鹽鐵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設鹽鐵、度支和戶部“三司”，宋初沿之。三司的職權是總管全國各地之貢賦和國家的財政。長官是三司使，其權位之重，與執政無殊，號稱“計相”。《宋史、職官志二說：
國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
三司之副長官為三司副使。宋太宗時，罷三司使，另設鹽鐵、度支、戶都三使。真宗時，又罷三使，重設三司使一員，另設鹽鐵副使、度支副使和戶部副使。鹽鐵之下設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稅案、都鹽案、茶案、鐵案、設案等，掌管全國礦冶、茶、鹽、商稅、河渠和軍器等。度支之下設八案：賞給案、錢帛案、糧料案、常平案、發運案、騎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國財賦之數。戶部之下設五案：戶稅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糧案，掌管全國戶口、兩稅、酒稅等事。三司的附屬機構，據《宋史·職官志二載，有磨勘司、都主轄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憑由司、開折司、發放司、勾鑿司、催驅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見三司職權之廣泛，與事務之殷繁。北宋前期，全國財政支出大部分依靠三司，三司實際上取代了尚書省的許多職務。元豐改革官制時雖廢三司仍歸戶部、工部管轄，其中胄案改置軍器監，這些改革似較合理。但是財用大計畢竟不是戶部所能盡辦，因此，北宋末期又有總領財賦官及經總制使以別掌之。
北宋前期，中書門下主管民政，樞密院主管軍政，三司主管財政，三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而大權集中于皇帝一身。神宗改制后，宰相實際上兼管財政。南宋時，宰相兼任樞密使，又兼管部分軍政。這樣，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財政和部分軍政之權。
監察機構
宋代監察機關，沿襲唐制，中央設御史臺，下設三院，《宋史·職官志四說：“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御史臺設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義上是御史臺的最高長官，但宋初不除正員，只作為加官，授予其他官員。檢校官帶憲銜的，有檢校御史大夫。元豐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為御史臺的真正長官，稱為臺長；副長官是侍御史知雜事。御史官的職掌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監察彈劾之列。官階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者，稱“監察御史里行”。此外，還設推官二員，專管審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評論朝政或彈劾官員，按規定必須先向中丞報告。仁宗時，劉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請示本臺長官了①。
地方官的監察，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察，這些都屬于外任御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的，但也兼任監察官吏。南宋時，地方監司官職權加重，安撫使稱帥臣，宰相外出巡事時，雖說是典州，亦必兼此職。后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為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開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聲。
宋代的御史官人數沒有定制，可多可少，隨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隨時增減。
宋代的諫官稱為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御史，專司監察官吏。按規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為“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當時稱為“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如果御史臺的諫官上任后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臺錢”。這種規定更助長了御史濫用彈劾權。例如宋神宗時御史唐垌（dng，音洞），曾面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制，無可奈何。按規定，臺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系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臺諫官與宰相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