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隆慶三年秋離京，到隆慶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經闊別這座京城將近三年了。這三年里，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壞，或深或淺、或近或遠的影響著帝國的命運，“……
先說好的方面”有人說大明朝最大的幸運，不走出了沈默、高拱、張居正這樣的治世名臣，而是擁有一位隆慶皇帝。但這個觀點并不被大眾接受”事實上，這位總是以好色、懶惰，以及各種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幾乎從不在大明的政壇攪風攪雨，甚至一年到頭不接見大臣”也沒有任何旨意，悄無聲息的，幾乎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卻是最適合這個時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還是真懶得無可救藥也罷，他都把自己擺在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一本朝立國至今，經過二百年來一系列主動和被動的演化發展，其政治體制和思想道德，已經變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國初現在”國家的治理已經逐漸由文官階層來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權責越來越少，逐漸成為一個大臣用來爭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點說就是，當大臣們意見一致的時候，皇帝就可以一邊涼快去了，大家這個時候最不喜歡皇帝出來干預任何事，如果哪個皇帝偏要指手劃腳”就會被大臣們群起而攻之，指責為暴君：而當大臣們有意見分歧的時候，皇帝就被請出來，做最后的裁決人，大家這個時候最希望皇帝出來為他們撐腰。否則有被罵為懶惰的昏君的危險。同時，大家還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禮信”勤，義缺一不可，否則也有被罵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險…當然，這最后一條的要求有些高”也許只有孝宗皇帝勉強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為明君典范，一旦覺著皇帝哪里做得不對了”便會說“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會這樣而是怎樣怎樣。，和孝宗比的話，隆慶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條沾不上邊，好在那是個人修養方面的，只關大臣的精神世界，卻無礙國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卻要比孝宗還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還要配合大臣們的要求”絕對不去干預大臣們做事情，因為他知道，論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師傅、論軍事自己比不了沈師傅論財政自己比不了張師傅……內閣和各部院已經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離了自己也照樣轉。事實上”似乎人家也從沒指望過自己”那干嘛還要為了那無謂的存在感，而事必親躬呢？累著自己還給大臣們添亂，標準的吃力不討好。
縱觀千年以來，估計隆慶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時代。所以有人說，隆慶皇帝只是運氣好”趕上大明朝人品爆發”一下子涌現出高拱、沈默、張居正、楊博、王崇古、戚繼光、李成粱、潘季馴、海瑞、朱衡等數不清的優秀人才，群星的閃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況下依然相當健康的在前行。這種說法本身就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理論基礎上、所謂九州萬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國家就治理不好一樣。事實上，如果隆慶皇帝像沈默原本那個時代中的滿清皇帝那樣事必親躬，大臣們只有御前聽旨、奉旨辦事的份，怎么可能有這些人才發揮的空間？也就沒有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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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隆慶皇帝能對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設障礙，能讓他們放手辦事，給予他們持久穩定的倚重才能為他的輔臣們有能有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臺。
在隆慶登極之初所面對的其實是經過正、嘉兩朝長期亂政以后，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形勢動蕩已極，動亂因素潛滋暗長，且多已表面化。當時，河南、湖廣、山東、直隸等地”均連年大饑”甚至發生饑民賣兒女、易妻而食的人間慘劇。究其原因”除了天災之外”更多的是，實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級衙門”由一些只知貪婪固寵、桀驁不馴的官棍當道。這些人久廁官場、利玉熏心，擅長于逢迎鉆營”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議，又不知廉恥”但以本人的宦況和財運作為處人辦事的權衡。
官府操之于這樣一群官棍之手，自然會搜刮過甚、官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過是金錢與權勢的特種交易場所，是維護權門豪戶既得利益的暴力機關，整套國家機器似一架絞肉機，以人民的骨血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會上的貧富分化懸殊，土地兼并嚴重”賦役負擔嚴重不均。更加以胡虜寇掠，邊方警報頻傳，真可謂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搖搖玉墜，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變，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維持下去，隆慶朝的時局必將更趨惡化，全面性的危機必將大爆發。但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當此國勢危殆、民生多艱之時，總有些志圖挽回世運，勇敢任事、豪杰自許”愿意獻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橫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當屬高拱、沈默、張居正。他們雖然觀點立場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視憂危”勤于分析形勢，勇于提出并貫徹執行，草弊趨利以扶危振頑的對策，熱切企望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以謀取政權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則是一致的。他們堅信，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功”認為必須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須突破傳統觀念和體制規章的框架，必須務實而有針對性進行大興大改，有因有循、有草有化，才可能使國家擺脫困境，重新開拓出發展的道路。
所以從隆慶二年開始，由于殷切的社會需求和主觀條件的具備”大明朝便轟轟烈烈展開了一場由上而下，遍及全國，包括糾轉政風，整頓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賦稅制度、加強邊防、興修水利、實施海運諸方面的重大改草運動。正如改草的主持人”內閣首輔兼吏部尚書高拱的性格一樣，這場改草也是一開始便轟轟烈烈，勢不可擋，幾乎轉眼之間，便遍布全國，內外開花，真真切切的推動了歷史那沉重而凝滯的腳步……
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將選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將對官員的考察日常化、規范化，對于不合格的官員全數裁汰，對于犯法的官員毫不留情，不許庸碌貪婪者濫竽充數，渾噩官場：強調嚴功罪以定遷黜，提倡以實心行實政，辦實事。不以科甲等級名次作為用人的主要標準，而是根據政績才能破格選用。
自隆慶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員，裁汰不合格官員近千名，懲處貪墨之輩更是不計其數，使自正德以來，日益敗壞、似乎無可救藥的吏治大為扭轉。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輕有為、出身低微的官員走上前臺，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給大明朝這具僵化腐朽的軀體”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為提高，對百姓的盤錄戕害大大減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樹立了內閣的權威，為其它各項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政方面在隆慶元年，盡管有市舶關稅輸血，朝廷財政仍然每年巨虧，財政赤字逐年累積”甚至連官員的薪傣也時常拖欠……這也使他們的貪墨理直氣壯。
可僅僅過了三年，國庫就開始收支平衡”到了隆慶六年”已經每年盈余一百萬兩不要忘了，這幾年里，朝廷可是打了兩場大仗，每一場的開支都在五百萬兩以上。按戶部預計，如果未來沒有戰爭開支，每年的財政盈余都能在五百萬兩以上，而且會連年遞增因為一條鞭法只是在南直、淅江、山東、福建、江西推行”其余省份還未執行，而全國范圍的清丈畝正在艱難推行，還有天量的隱匿田產沒有被查出來。
而張居正能解決田擾大明六七十年之久的財政危機，就是靠了清丈田畝和一條鞭法！從海瑞在蘇松破冰開始至今，大明清丈田畝已經有三年之久。三年里，重新核查到全國的耕田數為六百五十萬頃，比弘治十五年增加納稅田畝近二百五十萬頃，使得豪強地主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眾”這部分土地從偷稅田畝變成納稅田畝”而且是重點的納稅田畝，在有效打擊兼并的同時，使朝廷的財政收入增加了一半……這還是不進行賦稅改草的情況下。
何況還朝廷大力推行，一條鞭法”就是把各種賦稅徭役合編在一起，折銀征收，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要知道，其實中國歷代皇帝，除了某些瘋子之外，對老百姓都是輕徭薄賦的，田賦比例通常是二十稅一，十稅一就是重稅，五稅一的話，就是絕對的暴君了。
但老百姓為什么還是活不下去？因為這里面可操作的空間太大了，有無數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這些漏洞把老百姓榨出汁，結果百姓受了苦，國家吃了虧，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而把所有稅種折銀征收后”不管是田賦、徭役還是人頭稅，都有了統一的標準，該多少是多是，不是當官的說了算。交上來真金白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再任由官員耍流氓。
集然了，也不可能一點不耍，但總之是皆大歡喜，朝廷拿到了白花花的銀子”百姓的負擔也輕了。在一條鞭法推行過后，地方官在奏折上說：“父老于是無親役之苦”無產之虞”無愁嘆之聲，無賄賭侵漁之患，始知有生民之樂，。
國庫有了錢，才有可能解決邊患問題，在隆慶四年，大明收復河套，俘虜蒙古首領俺答汗，迫其族人封貢稱臣，然后內閣頂住壓力”與其開邊互市，西北邊境自此刀兵不興。朝廷也得以集中兵力于薊遼”打擊土蠻、朵顏、女真部，戚繼光、馬芳等當世名將繼續大放異彩，已經把蒙古人趕出長城二百里”自土木之變后，京城第一次恢復了安全。
與此同時，曾經一度震驚天下的韋銀豹叛亂平定，安南、呂宋重新歸為大明國土，南洋各國悉數臣服，天朝上次有此等威嚴氣象，還要追溯到永樂大帝時期……
由此種種，隆慶年間幾年”確實與正、嘉時期大不一樣了！當然要說這么短的時間就脫胎換骨，那是不可能的。但這個老大帝國的各方各面”確確實實的都透著生機勃勃的新氣象”只要假以時日，如果一切都向好的方向發展，“必然可以弄創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惜，危機也如影隨形。這場改草最大的問題”也如其主持人高拱的性格一般，太急太快了，如疾風驟雨一般，快得讓很多人的觀念跟不上，其大刀闊斧的改草，更是損害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甚至改革集團內部，也同樣因為路線、領導權等問題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在隆慶皇帝健康時，一切問題都可以克服。因為皇帝雖然無力制止大臣之間的爭斗，但他知道該堅定的支持誰，并能給其堅定的支持和保護。這使朝廷不至于陷入無休止的爭斗，銳意改草的臣子們也不用擔心明槍暗箭，全速前進就走了！
有的人，當他安好的時候”你感覺不到他的重要性，可當他一出現狀況”你就會發現，自己的一切都亂了套。對于大明帝國來說，隆慶皇帝就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