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繁星點點，空氣中到處都是濕熱的因素。華中地區的夏季已經到了最熱的時季，士兵們寧可白天休息晚上趕路，熬夜都比頂著毒辣的烈焰暴曬要強。
楊希閔騎在戰馬上，他穿著剛發下來的夏季短袖軍服，不過后背依然濕透了一片。慢悠悠的登上一座小山坡，停穩之后，他摘下自己的軍帽，一邊扇著涼風，一邊舉目向著行進中的隊伍打量了過去。
“差不多到恩施了吧？”他沒有回頭的問了一句。
“師座，半個鐘頭前已經過恩施了。按照地圖上的標記，我們現在應該在巴東縣和宜昌交界。”副官連忙打馬上前回答道。
“什么，都過恩施了？我怎么一點沒發覺？”楊希閔皺著眉頭說道。
“師座，剛才路過的那個小鎮子就是恩施郊區了，不過我們的行軍路線沒有經過恩施縣城，大部隊還是靠著長江這邊的，所以沒什么可注意的。”副官說道。
“你不懂，我們過了恩施就說明先頭部隊已經到達宜昌。既然有情報說王占元命令鄂軍在宜昌布防，那我們現在已然進入戰斗狀態，絕不可以再掉以輕心。”楊希閔嚴肅的說道。
“卑職明白了。”副官恍然的點了點頭，露出贊佩之色。
“讓通訊部隊做好工作，隨時匯報前線的情況，各營各連加快速度。咱們第一師可不能比第二師還慢。”楊希閔命令的說道，說完，將軍帽重新戴上，輕踢馬刺從山坡上跑了下去。
宜昌的戰斗在一個鐘頭之后打響。第七師團第一師先鋒第二團在宜昌北部秭歸縣外集合完畢，同時也摸黑偵查到鄂軍的布防情況，迫擊炮小隊向主要防線發動連續炮擊，集結完畢的第二團隨后開始沖鋒。
宜昌的鄂軍只有一個不完全的獨立旅，該旅的部分兵力還分散在長陽縣謹防恩施方向的進攻。并非之前的偵查工作沒有做足，而是南方聯軍晝伏夜出實在難以琢磨。再加上之前的謠言，說南方第七師團、第五師團和第四師團三大部隊同時向湖北進攻，將近八萬人的大軍當然要兵分好幾路。
深夜里秭歸縣遭到突然進攻，鄂軍獨立旅有些猝不及防，辛辛苦苦修筑了六天的陣地一下子損失了大半，殘兵快速后撤到宜昌城內，打算憑借長江做最后的嚴防死守。
同樣是在這天深夜，湖北咸寧鄂軍第六混成旅司令部，張振武、蔣翊武以及第六混成旅旅長孫建業三人正在偏廳里討論響應南方執政府的計劃。
自從大革命開始，張振武、蔣翊武等人聯合革命軍發動了武昌起義，可是起義并沒有像歷史上那樣順利，在北洋第一鎮和長江艦隊的嚴防死堵之下，革命軍僅僅占領了武昌郊區。
到后來廣州首義大捷，全國各地的革命聲勢高漲，北洋第一鎮也臨陣撤換將領，雙方最終在武昌這個地方對峙下來，直到南北議和之后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改編。
正因為如此，張振武、蔣翊武等革命新軍沒能得勢，甚至連黎元洪都沒有遭到新軍的脅迫，而是后來國內大勢已去才自行剪了辮子擁護革命。黎元洪與張振武之間除了在接受改編時碰了一面，幾乎再沒有其他交際。
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爆發的二次革命，張振武、蔣翊武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率部在武昌郊區再次起義。只可惜北洋軍勢大，而張振武、蔣翊武手中的兵力不足三千人，武昌爭奪戰不過數日便宣告失敗，革命軍從武昌敗退鄂州，又從鄂州出走黃石，最終退避到咸寧。
二次革命結束，南北聲勢互有漲跌，湖北省內又是一副四分五裂的局面，何宗蓮、陳宦、王占元等人勢力錯綜復雜，雖然北洋政府一直打算收拾張振武、蔣翊武的殘局，可鄂省內相互掣肘，又各自妄圖保全實力，對北京的命令一拖再拖直至不了了之。
就這樣，張振武等人的這支革命軍反倒在北洋軍環伺之下生存下來，經過王占元商人督軍之后整頓改編，獲得了鄂軍第六混成旅的番號。
在南方執政府發動四川大戰時，吳紹霆已經在派人與咸寧方面保持聯系，就在六月初時還秘密通過長江運輸公司向咸寧資助了一批軍火。
不僅如此，吳紹霆還授意商務部策劃四川、湖南、貴州三省的商人，集資入股成漢鐵路湖北段的工程，提前鋪墊好交通運輸線。六月底時已經提前完成宜昌過襄陽到孝感段的鐵路，同時咸寧至武昌段的鐵路也接近完工。
張振武利用個人關系，積極的暗中幫忙疏通，讓南方的資本入股湖北鐵路更多一些方便。
前不久吳紹霆向張振武確定聯手合作的計劃，希望在南方聯軍進攻湖北時后者能從中響應，里應外合驅逐王占元、擊潰北洋軍。
張振武是革命者，但與孫中山的革命關系不算深厚，況且在革命心之下還隱藏著一顆野心。他不甘心安于現狀，之前還一度深感郁郁不得志，一方面是不滿北洋政府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更是不滿北洋政府對待自己的態度。
既然北洋政府指望不上，現在又有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南方執政府，況且之前的聯絡還是吳紹霆親自出面、主動聯系，可見南方執政府對他本人的重視。
在與蔣翊武一番簡短的商議，張振武以及咸寧第六混成旅決心歸附南方執政府。
桌子上的油燈搖搖曳曳，映著廳內三個人影恍恍惚惚。
張振武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手里不停搖著一支泛舊的螳螂扇取涼，可是后背的汗水仍然不見好轉。嘆了一口氣，他臉色認真的說道：“這么說，武昌那邊是故意在提防我們了？”
蔣翊武不疾不徐的點了點頭，說道：“理應不會有錯，否則重慶那邊大舉用兵，王占元手里只有兩個師，哪怕算上蔡成勛、朱泮藻還沒編成的四個混成旅，總兵力都不過四萬。在這個時候他不調集兵力護著西邊，反倒抽調兩個團坐鎮江夏，還能有什么其他意圖？”
“日他媽的，難道有人告密？”張振武“啪”的一聲把螳螂扇磕在了桌子上。
“告密也不是沒可能，可是就算沒有人告密，王占元也不會不提防我們。畢竟之前我們的做為太明顯了。”蔣翊武緩緩的說道，表情顯得很淡定。
“這可怎么辦，如果時間不錯的話，今天宜昌那邊就應該打起來了。我們起初跟吳執政的約定，正是要響應南方聯軍的進攻、率部抄襲武昌的腹背。以我們咸寧目前的兵力，如果沒有奇襲的條件那簡直毫無優勢可言。唉，這下可難了。”張振武面帶慍色的說道。
“索性，我們直接攻打江夏，好歹也算是響應南方，總不會落一個失信的名聲。”這時，坐在另外一邊的孫建業提議道。
“江夏的兩個團沒來打我們已經算是不錯了，我們這么點兵力去打江夏豈不是飛蛾撲火、以卵擊石？”張振武無奈的說道。他深知在這個年代有兵就有權，有多少兵就有多少權，自己可不會輕易以本傷人。
“總不能真的無動于衷吧？”孫建業年輕氣盛，有些沉不住氣的說道。
偏廳又一次陷入沉默，過了一會兒蔣翊武摸出自己的懷表在油燈前看了一眼，現在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他們從傍晚開始就在這里毫無頭緒的商談起義之事，畢竟南方聯軍同樣會在這個點發起進攻，多少要盡一份心力。可是在這么商討不出所以然來，終歸是徒勞無益。
就在這時，門外的走廊傳來腳步聲，很快一個侍從官出現在門口，報道：“三位大人，大院門前突然來了客人，說有急事要見張大人。”
張振武等人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不禁都露出奇怪的表情。
蔣翊武疑惑的道：“這都凌晨的鐘點了，什么人在這個時候來司令部呢？”
孫建業對侍從官問道：“是什么人？一共多少人？”
侍從官回答道：“前后一共三人，是步行過來的。這是客人遞來的名帖！”說完，走進大門把一張名帖遞了上去。
張振武接過名帖打開一看，上面寫是“夏口孫武”，當即立刻欣喜的說道：“是孫堯卿。肯定是廣州派來與我們聯系的。快，快去請進來。”
張振武、蔣翊武早年就認識孫武，這位曾被稱為“武昌首義三武”的人物，在武昌起義之前的革命行動中多次接觸。不過事實上，蔣翊武、張振武、孫武三人之間并沒有共同的聯系，僅僅是在武昌起義這個大事件下走在一起而已。
孫武是日知會成員，后來與湖南焦達峰一起成立了共進會；蔣翊武是文學社領袖，雖然與共進會在革命目的上一致，可事實上兩個團體之間矛盾重重，更有勾心斗角。
孫武曾經試圖撮合共濟會和文學社合作，而派人去試探蔣翊武口風時，蔣翊武甚至親口說道：“合作固然好，將來我們一定要上他們的當。他們那些留過洋的、穿長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別是孫武，領袖欲特強，將來共事很難相得。”
在那時候的張振武雖然同是共進會成員，不過政治地位遠遠比不過孫武、蔣翊武，僅僅是新軍的一個軍官。再加上他本來年輕心高，做事總是一意孤行，到后來反而與孫武、蔣翊武走不到一塊。
因此“武昌首義三武”事實上是貌合神離的三人。
然而由于之前湖北新軍起義進展不順，又恰好遇到湖南焦達峰的邀請，孫武索性離開武昌前往湖南。后來在二次革命末期，孫武跟隨湖南革命軍撤退到廣東，被吳紹霆安排在參謀總部任職，如今執政府成立，又升任執政府國防部參謀作戰室的一等參謀長。
盡管之前三武之間有所矛盾，不管怎么說，如今時隔四年有余，更何況孫武現在又是以南方執政府代表的身份到來，張振武、蔣翊武理所當然要熱情迎接。
片刻過后，侍從官引著孫武和兩員隨從來到了偏廳，為了以示莊重，張振武還讓人把煤氣燈打開，整個偏廳頓時亮堂了起來。
孫武穿著一身正正經經的長衫，風塵仆仆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剛剛從鄉下來的教書先生，走進偏廳之后，帶著疲憊的笑容向眾人一一寒暄問禮。
“堯鑫兄，保勤兄，多年不見，真是掛記的很。”他真誠的說道，雖然大家曾經在政治利益的問題上有過分歧，不過回想當年艱苦革命的時期，也是一份難得的同志之情，再者眼下大家亦無這方面的沖突，當然都能看得淡然一些。
“堯卿老哥，真是別來無恙，時隔這么久你的樣子卻無甚變化呀。”張振武熱情的說道。
“你是說我這臉上的疤痕嗎？”孫武故意調笑道。
“我說的是你的人呢，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疤痕也確實沒變。我可從不以為這是什么丑事，相反這些疤痕可是見證革命的印記，更是我中華民國開國的勛榮呢。”張振武坦誠的說道，一邊說著，一邊上前用力抓著孫武的手握了握。
“來來，快請坐。”蔣翊武表情似是而非，寒暄過后立刻說道。“這位孫建業，字守仁，保定軍校分配到我們第六旅的長官，以前也是一位赤誠的革命同志。”
孫武與孫建業握了握手，兩人都姓孫，又都是湖北人，很快就稱兄道弟起來。
落座之后，蔣翊武問道：“堯卿，你怎么在這個時辰到咸寧了？之前也沒聽說過有通知，否則我們也好安排迎接之事，何苦大半夜的摸黑過來。”
張振武，原名純錦，號堯鑫，字春山、春三，更名竹山。漢族，湖北羅田人，寄居竹山。早年畢業于本縣高等學堂，后入湖北省師范學校，受業師時象晉影響，萌發反清革命思想。甲午戰爭后，變賣家產自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政治，并入體育會，習戰陣攻守諸法。1905年助徐錫麟舉義受牽累而避走日本長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