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繼堯在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參與了云南辛亥起義和護國首義，對資產階級革命立下了功勛。但是護國戰爭以后，唐繼堯野心膨脹，墮落為封建軍閥。他利用護國的威名，以云南為基地，開始了擴張地盤，對人民實行軍事統治的軍閥生涯。
當護國戰爭剛剛結束，軍事行動事實上已經停止的時候，唐繼堯將護國3軍擴大為8個軍。以“北伐”為名，向四川擴張，企圖盤踞云貴，控制四川，問鼎中原。1917年，孫中山為了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統治，掀起了“護法”運動，在廣州成立護法軍軍政府。這時，滇系唐繼堯與桂系陸榮廷相呼應，表面上參加護法，暗地里進行擴張，對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不僅不支持，反而明目張膽地拆臺和抵制，使孫中山非常失望，被迫辭去軍政府大元帥，通電斥責滇、桂系軍閥“態度猶屬暖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顧”；“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此后，唐繼堯在云南倒行逆施，稱王稱霸，對外連年進行戰爭，不斷擴充軍隊，給云南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對于唐繼堯的軍閥統治，云南人民十分不滿。1917年唐繼堯準備出師四川時，云南各界聯名上書，反對唐繼堯出師。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云南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爭，也給云南軍閥統治以沉重打擊。云南學生界喊出了“打倒列強及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
1921年初，入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不滿唐繼堯的對外擴張，率滇軍返川，進逼昆明，唐繼堯被迫流落香港。1922年3月，唐繼堯與滇南土匪吳學顯等部相勾結，殺害顧品珍，實現“二次回滇”，重掌云南大權。但畢竟時過境遷，威風大遜于當年，因此也主張什么“廢督裁兵”、“聯省自治”，但同時又繼續向四川、貴州擴張，卻未能得逞。
1926年下半年，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節節勝利，唐繼堯惶惶不安，進一步加緊了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勾結，在云南高唱“反.共”、“討赤”的調子。
1926年11月，中共云南地下黨組織——中共云南特別支部成立。為了配合北伐戰爭的進行，中共云南特別支部組織了以李鑫為首的云南政治.斗爭委員會，專門策劃倒唐工作。云南政治.斗爭委員會的成員幾乎全是中共云南黨內負責各團體、各方面工作的人員，他們推動各社會團體、廣大群眾結成反軍閥斗爭的統一戰線，并與掌握實權的軍人胡若愚、龍云等人加強了聯系。1927年1月，云南政治.斗爭委員會為了發動群眾，印發了唐繼堯禍滇十大罪狀的材料進行宣傳。
云南人民反唐斗爭高漲，眼看唐繼堯統治即將崩潰，昆明鎮守使龍云、蒙自鎮守使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大理鎮守使李選廷等四鎮守使不得不聯合起來。要求唐繼堯改革政治。他們向唐繼堯提出要求，改組省政府，靠攏國民黨中央，還政于民等。但唐繼堯未曾理會。1927年2月2日是農歷新年，部隊官兵要求唐繼堯發清歷年所欠軍餉。可是唐繼堯不僅未能發給官兵的欠餉，新年來到也只發半個月的伙食費，軍中大為不滿，互相鼓噪。四鎮守使利用風潮，趁機調兵進逼昆明。
2月5日晚、6日晨，四鎮守使聯名舉行“兵諫”，發出通電，要求懲辦貪污，摒除“小人”。電報要求唐繼堯“遠親賢，公開政治，安內睦外，易轍改弦”。事變當日，龍云派兵把守昆明各城門、要地，并逮捕了唐繼堯手下的20多名民憤大的官員。這就是推翻唐繼堯統治云南14年之久的“二六”政變。
政變發生時，唐繼堯企圖進行鎮壓，但內部已經分化。當龍云的野戰部隊進入昆明近郊安寧，胡若愚的軍隊到達宜良，張汝驥的軍隊進到楊林，李選廷的軍隊到達祿豐時，對昆明的包圍即已完成，唐繼堯見大勢已去，被迫交出政權。
2月22日，四鎮守使等在宜良法明寺舉行會議，決定采用合議制，組織省務委員會，通過了省務委員會組織大綱，“擁戴”唐繼堯為有名無實的省務委員會“總裁”。3月15日，省務委員會在昆明成立，以胡若愚、龍云、張汝驥、李選廷等9人為省務委員會委員，并推胡若愚為省務委員會主席。
唐繼堯并不甘心，曾幾次企圖潛逃或反擊，都未能成功，遂一病不起，延到1927年5月23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