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吳大人，這些人其實也是混口飯吃的，您大人有大量，何必跟他們計較呢？”副官賠笑著說道，他考慮到這光頭老大跟莫大人多少是有關系的，能幫一點是一點，實在幫不了那就只能看天意了。
“行，既然莫大人這么客氣，我豈能不領情呢？人你們帶走吧，日后大家和氣一些，犯不著打打鬧鬧的。”吳紹霆果斷的就答應了下來。
他故意這么說，目的就是要告訴莫士誠，自己可不會記下莫士誠這個人情：你不追究，我放了人，大家就算扯平。這其實也算是一種示威，就是在告訴莫士誠，他吳紹霆不怕巡警營，要斗狠誰怕誰？
“呵呵，吳大人果然大人大量，卑職先替那老大多謝了。”副官打著哈哈說道，然后示意船幫的小嘍啰趕緊去把老大放下來。
半個小時后，光頭老大被帶走了，巡警營的人也跟著船幫一起走了。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吳紹霆把史密夫留下的步槍暫時存放在碼頭這邊，并告訴伍廣廷如果今后還有人搗亂，可以先去城內找虎幫、成田幫的人出面調解，如果是硬點子，記下對方的名號，他第二天就徹底擺平。
伍廣廷大喜不已，連連稱是。
之后，吳紹霆把史密夫留下來的兩把手槍拿走了，一把勃朗寧給了陳芳，另外一把柯爾特左輪給了李濟深。這兩把手槍只能收藏，因為沒子彈。
莫士誠之所以不再管黃埔碼頭的事，說到底他還是怕麻煩。聽了船幫來報告的人說，黃埔碼頭又是新軍又是洋人，還有炮艇在那邊，不用多想就是一樁頭疼的事。反正他已經拿了陳廉柏的好處，也答應把碼頭讓給陳廉柏，這幾個月來該幫的都幫過了，剩下的爛攤子就交給陳廉柏自己處理。
1909年7月末，兩廣總督張人竣正式離職，前往兩江上任去了。
接替兩廣總督的是一個湖南人，名叫袁樹勛，由民政部尚書侍郎兼山東巡撫調任兩廣。這對于革命黨人來說算得上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他們都知道袁樹勛是一個態度激烈的立憲派分子。自從慈禧太后宣布“預備立憲”之始，袁樹勛就一直在到處呼吁盡快召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也正因此這位六十多歲的花甲老人，當了大半輩子知縣，總算在政體風波的浪尖上一躍爬上了核心。
雖然立憲派和同盟會政見不一致，但這遠遠要比一個頑固派更容易入手。
不過袁樹勛沒有給兩廣帶來任何希望，他在上任的第一個月就召集省府諮議局召開大會，再次把他的政見大肆鼓吹了一遍，并且還在兩廣各地的報紙上號召和呼吁。這可惜這次袁樹勛估算錯了，當年他能夠借助立憲思想上位，那是因為朝廷需要安撫天下百姓，故意做出來的假象罷了。
如今慈溪已死，袁世凱躬耕在野，政治上再次由滿族少壯派把持，這種要革幾百年老祖宗命的言論，理所當然就成了不和諧的聲音。
清政府在九月份時特派使者來到廣州，狠狠的批了袁樹勛一通。
當時，袁樹勛馬上醒悟過來，他算是回光返照的看出了預備立憲的陰謀，隨即對清政府的迂腐感到失望透頂。之后，他在任上再也不求任何做為，每日除了下棋養花喝茶逗鳥之外，公務之事一概不理。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里，吳紹霆并沒有關心兩廣總督職權的變更，新軍本來就不歸總督府管轄，他與袁樹勛又不熟絡，根本沒有任何交叉點。他這段時間依然側重于生意，一方面擴建黃埔碼頭，一方面跟進史密夫軍火生意的事，同時還要兼顧同盟會的聯系。
在八月初時，他終于與簡照南、簡玉階兩兄弟談妥了開辦煙草公司的合作事宜，簡氏兄弟知道與張盛霆合作是穩賺的生意，更何況也能重振國貨香煙的雄心，讓出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完全值得。
新公司被命名為“南洋兄弟與張盛霆煙草公司”，廠房還是以前南洋兄弟的廠房，只不過從香港引進了一批新的機械，增加產煙質量和數量。
煙廠目前只生產兩個品牌的香煙，其一是老品牌“雙喜”，其二是新品牌“盛霆”。這兩個品牌都分兩類，一類零售，一類特供。
吳紹霆利用自己的軍職關系，在陸軍衙門和總參謀部走動了幾次，很快就搞定了這件事。將軍府知道張盛霆公司是張家的產業，張家又是新軍的最大資助人，這個面子當然要給的，所以也積極的支持了這個決議。
九月份開始，特供煙就進入了全廣州的軍隊，至于發展到全省還需要一段時間。
忙完了煙草公司的事，吳紹霆開始著手于組織同盟會的聚會。這件事從七月份開始一直在拖延，不單單是吳紹霆的原因，黃興和陳炯明那邊也有一些麻煩，遲遲不能決定會談的場所。知道八月中旬才傳來了確定的消息，會場定在了惠州諮議局議員楊思復的公館中。
九月上旬，吳紹霆就安排了藏身香港的革命黨人，通過張盛霆公司的免檢馬車入關，在新安乘船沿珠江前往惠州了。他與倪端計劃在九月十五日這天一起前往惠州，與同盟會眾人會面。這次會議是上次事情敗露之后第一次會議，而且到場的人也是最多的，倪端在介紹與會名單時都有三、四十人之眾，看來廣州支會大小干部都到齊了。
在前往惠州之前的幾天，吳紹霆從通福銀莊提了一筆錢，通過張直用最劃算的匯率兌換成了美元。他帶著美元與花旗銀行史密夫會面，交付了上次訂單四萬美元的訂金，史密夫承諾三個月的之內第一批貨必會送達。
吳紹霆沒有計較運貨時間，畢竟這個時代跨國代工生產的模式還未出現，發達國家可不會輕易把本國的保密科技泄露出去。
廣州到惠州走水路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吳紹霆、倪端帶著八名軍中的同盟會成員，包了一艘小快艇在十四號這天早上出發了。他們到達惠州碼頭是傍晚五點鐘的時候，陳炯明親自帶人來迎接，這大半年不曾相見，陳炯明看上去略微有些發福。
此時天色已晚，楊思復的公館還在鄉下的鎮子上，現在趕過去肯定來不及。
陳炯明安排眾人到城區里早已準備好的旅館住下，等第二天一早，大家再一起直接去公館參加會議就行。晚上，陳炯明在旅館設了一頓簡單的宴席，為吳紹霆、倪端等人接塵了，大家閑聊了一陣近段時間的狀況。
吳紹霆得知，原來陳炯明和黃興在惠州的這段時間里，一直在發展革命武裝。
陳、黃二人聯絡了本地的會黨，拉攏了一些駐地官軍，還糾集了一些來自各個鄉村里面的民壯，現在合計起來差不多都有一千人了。只是雖然有這么多人手，不過武器彈藥缺很是缺乏，大部分還只能用大刀、棍棒之類。
吳紹霆記得在辛亥革命時陳炯明確實組織了一支部隊，名叫“循軍”，這支循軍也就是陳炯明發跡的基礎力量了。
談起這支部隊的組建，陳炯明又連忙介紹了坐在下位的一個年輕人給吳紹霆認識。
“這位是鄧鏗，字士元，震之兄應該有認識的吧？”
吳紹霆自然認識這位鄧鏗，只不過那是在二十一世紀的思維記憶中認識的，要說見面今天還是第一次。
鄧鏗日后是陳炯明師的副官兼旅長，同時也是陳炯明最忠誠的部下，粵軍重要軍事人物。他一生都秉承革命思想，但卻在1921年于廣州火車站被刺殺，后世多認為是陳炯明買兇殺人。但整件事讓人感到撲朔迷離，因為陳炯明根本沒有殺鄧鏗的動機，最先指出陳炯明是兇手的反而是孫中山方面的人，是否另有內幕讓人索然。
滑稽的是，在鄧鏗死后不久，陳炯明前來吊唁時還與鄧鏗的遺孀同乘一車，如果陳炯明是兇手的話，鄧鏗的遺孀豈會與仇人同車？在鄧鏗死后的第二年，陳炯明部就發生了“六一六兵變”，陳軍炮轟大元帥府，從此背上了反革命的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