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紀之交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官場小說”呈現出了從未有過的生命活力。它既不同于近代譴責小說(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曾樸《孽海花》等)那種以小說直言政治，以某種夸張、調侃、嘻戲的筆法去寫官場，也不同于新時期文學之初劉震云等“官人系列”小說那種單線條、更多地從外地形態來寫官場的文學作品，就筆者看來，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然確立，官本位意識日益突出的今天，權力意志的肆意擴張已經使得敏感的作家們將筆觸深入得更為細致，思索得更為犀利。官場小說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學存在，使得我們有理由對之進行認真審視。
李唯的《腐敗分子潘長水》和祁智的《陳宗輝的故事》之引人注目處，就在于作者并不專注于外部的權力紛爭，而以洞察入微的筆力，將人性中自覺地“向丑”的一面揭示了出來。筆者以為，這正是世紀之交的官場小說第一個大的突破。
孤立地談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肯定缺乏現實意義。人之所以為人，一方面在于其復雜性，“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種復雜紛繁的社會關系必然使得人成為多面體——是天使也是魔鬼；另一方面，人還在于是高級的動物，有理智、規范去約束之。在此前的涉及官場的小說中，給我們的印象是要么官場險惡，人在官場，入了染缸，了無清白可言。要么樹立某一清官形象，大刀闊斧，難食人間煙火，天生為民請命云云。然而，此類小說中的人作為個體的存在，在多大意義上真正體現了真實的屬性換言之，文學作為社會現實的反映物，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讓讀者感覺到這種對應關系
《腐敗分子潘長水》和《陳宗輝的故事》兩部中篇故事并不復雜，獨到之處在于其描摹出了人性的真實深度。潘長水作為一個被國民黨軍俘虜過幾天的我軍戰士，在其后的幾十年革命生涯中，總是因這一污點(首長在其檔案里批閱：“此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無論其如何表現積極都只能做管理后勤的辦公室副主任，不能轉正。三年自然災害，他主管倉庫卻讓自己的三個兒子餓得喝他的菜幫子洗腳水……但他仍然是副主任。轉機出現在劉局長來了之后，為了搞倒掌握實權的老李和辦公室主任老張，潘長水內心深處被壓抑了幾十年的“扶正”的愿望終于被劉局長煽起。在捉了老李的奸又趕走老張后，潘長水順利地扶了正。如果說這時的潘長水還顯得被動的話，當他不用再提開水掃廁所(其他人現在搶著干)、可以享受紅地毯皮沙發(大家還建議買幾個靠墊)、第一次顫抖地使喚老裴去為自己買早點而老裴樂悠悠而去的時候，人性中的貪欲與權勢欲便像蛇信子一樣伸了出來。搞好酒好茶葉，享受他人的敬畏，全家人隨之榮譽等等。與其說這些是權力的伴隨物，還不如說是潘長水幾十年來壓抑了的欲望的爆發：“別人能搞，我為什么不能搞”最終他更加瘋狂地搞女人，搞錢，耍奸使壞，終于斷送了自己。
《陳宗輝的故事》中，陳宗輝的形象令人驚悚。這個分到市財政局老干處的大專生，他的特別之處在于他是在“設計”自己的未來。他所干的每一件事，他所考慮的每一個問題，都與自身的命運攸關。正是這種精心“設計”，使得陳宗輝這個毫無背景的農家子弟在這個無人愿呆的崗位上獲得了李副書記的好感，并看似偶然卻是必然地傍上了握有實權的省委組織部衛副部長，從而為自己的戰無不勝最終出人頭地奠定了基礎。陳宗輝較之潘長水，其主動性更強他設計與領導見面、談話的步驟(果然應驗)、他將局里的所有人排列順序以制定對策，他揣摩每一個退休了的和未退休的干部的心理，他在機關改革浪潮中吸取原學校中文系副主任的經驗教訓——“官場沒有是非，只有利益”，他抓住每一個爭取到的和偶然冒出的機會決不讓之輕易逝去……這個與之年齡完全不相稱的年輕人，在官場這個大染缸里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光速在“成熟”，在掌握著官場的游戲規則所有這一切，都源自陳宗輝內心深處的追求。
在這一類的官場小說中，人物行為動機耐人尋味。陳宗輝將“是金子總會閃光的”這句話演繹成了“時刻準備了就能在官場戰無不勝”；潘長水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官場哲學：“憑什么就該我艱苦樸素”真是耐人尋味。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形成的官本位意識根深蒂固、難在根除。而體制自身所存在的弊端在特殊時期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尚待完善之時就暴露得更為突出。新時期之官場小說不僅僅在于勾畫了官場內的爾虞我詐外在形態，更在于這一批作者用其銳利的筆觸深入到了“官人”內心挖掘并審視這種官場文化心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代的官場小說已經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世紀之交的中國，給經濟能人、政治強人們提供了巨大的活動舞臺。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時候，市場經濟因了各種緣由而演變成為“能人經濟”。一方面，那種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敏銳的經濟頭腦、超人的膽識和才干的強人們可以“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由于我國的法制尚不健全，官本位意識依然濃厚，在一些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了強人經濟下的權力腐敗。李春平的中篇《陰陰沉沉的日子》、周梅森的長篇《絕對權力》便對此作了充分而犀利的揭示。
先讓我們看兩段話：
冰然滔滔不絕地(對電力局局長王玉石)說起來：“現在當官的種類多得很，一類是碌碌無為的，什么事都不干，四平八穩，一身清正，既無問題也無業績，這些官越當越大；一類是功勞大，問題也大，比如某位領導，給一個地方創造了十個億的業績，他卻貪污受賄了一千萬，成了罪人，相比之下，老百姓寧可要后一種，雖然他們有貪污受賄的行為，但他們畢竟為老百姓謀了福利。而前一種則是萬萬不能要的，成天說空話，說大話，干不好事，不會干事。這樣的人，僅僅是清正廉潔又有什么用呢”——李春平《陰陰沉沉的日子》
所以，(省紀委常務副書記、調查小組組長)劉重天想，即使這次真查出了(鏡州市委書記)齊全盛的經濟問題，鏡州老百姓也能原諒理解他。
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這里。我們老百姓的善良與務實，在某種條件下也會變成制造腐敗的特殊土壤和溫床，我們各級領導干部如果把一個地區、一個部門改革開放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豐功偉績，放松自己作為一個執政黨領導干部應有的自律精神，濫用人民的寬容和信任，就有可能最終走上背叛人民、背叛黨的腐敗之路，鏡州目前的情況正警示著這一點。——周梅森《絕對權力》
冰然的話雖然有作為王玉石情人為之寬慰的意思，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確然，作為電力局長的王玉石為本縣電力工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正因為如此，他也才會作為副縣長人選，才會在受賄15萬多元的情況下，作者善良地“考慮到他在任期間的突出貢獻和他本人的良好態度，組織上決定從輕處理，最后對他作出了黨內記過處分。”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作者敏銳地揭示了能人腐敗現象(王玉石受賄15萬，包冰然做小蜜，還有在干部任用上違背組織原則等)，另一方面也犯下了一個錯誤，即以為可以以功抵過。這既違反了社會主義法律制度，也是一種情感與道德價值取向上的誤導，是不可取的。
周梅森的《絕對權力》就要深刻得多。做了九年鏡州市委書記的齊全盛，可謂鏡州強人。他有鐵的手腕，過人的膽識和才干，更有著發展鏡州經濟與時共進的雄心，從本質上講，他不是一個壞人。在小說中，我們看到，除了與調查小組組長有過節(劉重天原為鏡州市長，被齊全盛趕走)之外，并無私心可言。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在鏡州將自己超越于法律之上。他的超越“個性”、“魄力”和“雄心”，致使他錯用了干部林一達、白可樹(這兩個常委為貪污犯)。他的妻子高雅菊和女兒齊小艷都犯有明顯的經濟問題。更要命的是，由于他的盤根錯節的關系和在鏡州的深遠影響，嚴重干擾了調查小組的正常工作(公安局副局長吉向東、金字塔集團總裁金啟明包庇齊小艷等)，形成了可怕的人治大于法治的現象，為害不可謂不深作者讓故事發生在鏡州，就是要以之為“鏡”啊
劉重天也敏感到了“能人腐敗”這一問題。譬如他驚悚地發現，小舅子鄒璇竟敢私自答應放人、身在監獄服刊的自己的前秘書祁宇宙竟能用管教干部的手機為他人謀取私利等等，在劉重天看來，這就是“遞延權力”，仍是一種能人腐敗的結果。所有這一切，都必將戕害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而蛻變成為集權和人治。從根本上講，當絕對權力擁有者為人正派、品質純正時，有可能為民造福，但最終仍將走向獨裁；而當絕對權力擁有者為人狡黠、品質駁雜之時，那就必然要為害一方，殘害百姓，并培養出無數的“遞延權力”擁有者。這，正是周梅森的《絕對權力》提供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相比起柯云路時代所塑造的“青天”李向南形象(《新星》)，無疑，周梅森等人的小說是一個進步。周梅森已經不再是理念在握，然后奮不顧身地指點評說，他更多地是對權力內核的深刻揭示。筆者還想說明的是，《絕對權力》亦不同于王躍文的長篇《國畫》及其續篇《梅次故事》，依筆者看來，朱懷鏡說到底還是一介知識分子形象，其主要是通過自省這種傳統方式來凈化自身，作者王躍文對朱懷鏡心靈的袒示已經超過了對官場規則的揭示，更由于其中男女關系的糾纏，《國畫》及其《梅次故事》呈現的是別一風采。因之，筆者更看重周梅森的《絕對權力》，冷峻之下暗藏著真摯，人物把握上更加切合官場現狀。那種對絕對權力雙面刃的揭示，對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對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無疑具有啟迪效用。
對工具理性的深刻揭示，是新時期官場小說的第三個大的突破。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在解釋人的行為規范時提出過兩個意味深長的概念：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前者堅持一個行為的倫理價值在于行為者所認定的信念的價值，并將此奉為唯一標準，從而拒絕對于行為的后果負責，這就是信念倫理，此屬價值理性。而后者卻不然，后者以為評價一個行為的倫理價值不在其作為出發點的信念而只能是該行為的后果，即是說，行為者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基于此，行為者更為關注對于客觀世界及其規律性的認識乃至屈從，為達到這一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因為“善”的后果可以補償“不善”的手段可能帶來的負面的作用，這就是工具理性。
官場中的游戲規則是什么質言之，利益至上。劉醒龍的長篇小說《痛失》對此作了形象的闡釋。如果說劉醒龍此前的小說如《村支書》、《鳳凰琴》中的人物也可以稱得上是“官”的話，那么村支書方建國的以身填塞涵洞、界嶺小學余校長等人堅守教育陣地之舉還真可以稱得上是堅持信念倫理，堅守一個非常樸素的為了鄉親、為了山里孩子而獻身的信念倫理。隨著視野的不斷開拓和思考的進一步深入，劉醒龍敏銳地將筆觸深入到了官場的內核之中，揭示了其中的三昧——利益至上而追逐工具理性原則。
中篇小說《分享艱難》中的鎮委書記孔太平概括地講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收取罰款以應發放鎮干部工資和小學胡老師治病之急，另一便是違反法紀放了的大客戶并饒過了糟塌自己表妹的洪塔山。盡管孔太平與鎮長趙衛東之間勾心斗角，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孔太平基本上還算是一個正派、有為的基層干部。而到了長篇小說《痛失》中，孔太平在第二章“脆若梅花”里上了省青干班、第三章“迷你王八”里四處與人斗法之后，我們所見到的孔太平由鎮委書記而副縣長而縣長而縣委書記，在他一步步踏上仕途更高的臺階之時，他的人性中那善良、純直的品質便一點點消蝕，人性深處的“惡”欲便在官場這個大染缸中瘋長起來。這，除了因為孔太平已經“悟到人為什么很難抵御所謂的腐敗”，“凡是與腐敗有染的東西都是人間極樂”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堅信只要你地位比人高，那么，“從前他在你面前是一只虎，現在他已經變成一只狼，再過一陣他就是你的一條狗”。而要比別人站得高，便只有不擇手段，才能達到最終目的。正因為如此，孔太平不惜氣得親舅舅喝藥而死，不惜將親表妹送給地委書記的哥哥、看門的老頭區師傅，不惜傷害縣委書記湯有林致殘，甚至不惜自身陽萎……從而完完全全地變成了“職業官人”
對官場上工具理性主義進行深刻揭示，當然不只是《痛失》。周大新的《向上的臺階》中的廖懷寶、李佩甫的《敗節草》中的李金魁等皆為鮮活的化石。廖懷寶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由鎮秘書而副鎮長，再到鎮長、副縣長、地區副專員，官階一級級上升的過程正是他拋棄委身于己但出身不好的裴姁姁、嫁禍于裴姁姁的丈夫農業局長雙耿、將自己的愛人晉莓設計推向造反派副司令蒙辛懷抱的過程。在進行最后一次婚姻選擇時，他又將票投給了一位寡婦(舍棄了一平民姑娘)，因為這位寡婦的哥哥在省里給省委書記當秘書。事實正如廖懷寶所言：“一個人只要有了官位，他就會擁有一切。”為此，他還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呢至于《敗節草》中的李金魁，他由“草”到“蟲”再到“賊”，不斷聚集起草的頑強、蟲的無賴和賊的靈敏，憑了這，他擠走吳鄉長，并做了縣長、市長；他深諳官場講話、走路、為人、處事之藝術，歷煉其間如不倒翁，令人觸目驚心
對官場工具理性主義的犀利揭示，當然不是為了展覽丑惡，而是要表達“一種真情”，表達一種憂思。劉醒龍說得好：“(寫作《痛失》是因為)我的孩子們，他們有權要求我做一些事來清理門戶，給他們一副干凈的生活門檻。”是為了“給自己的子孫留下一個比美國更好的家園”(注：《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25日，舒晉瑜文，《下去走走有好處——訪作家劉醒龍》)我們堅信，正是有了這種執著和憂思，我們的家園會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