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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將軍有些疑惑的看著張嵐，直到現在，他仍然不明白張嵐為好問這個，他難道不，作為一名軍人，這些根本就沒有意義嗎？難道說……
聯想到之前張嵐說過的話，蘇將軍的心開始砰砰砰的跳了起來。
意識到這一點，蘇將軍努力讓的心平靜下來，嘴上卻不由得把對日本修憲這件事的看法說了出來，“其實我們之所以對日本的修憲如此關系，是因為我們認為它關系到21世紀日本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定位問題，也關系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問題……說的透徹一點，就是我們對的實力還是不夠自信，認為如果日本成為了一個‘正常國家’，會對我們形成嚴重的威脅。”
“哦？這話說？”張嵐一臉的感興趣之色。
“很簡單，”蘇將軍說道，“如果是把中國宣誓國家主權行為作為修憲前提的話，那他也就勢必影響到中日關系乃至中日海空安全的問題。中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最終阻止日本的修憲，因為這已經在日本兩大朝野政黨——民主黨與自民黨之間達成了共識，只是早晚的問題，但中國也因此更應該認識到切實發展經濟以及軍事的重要性，“軟實力”之所以成為實力，歸根結底是因為背后有“硬實力”撐托的。”
“歸根到底，我們之所以對日本的修憲這么緊張和關切，還是因為我們的實力不夠強大……美國人就從來不擔心日本是否要修改他們的憲法，相反的，他們反而要極力推動日本修改那部所謂的‘和平憲法’，以便日本更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說得好這話聽的張嵐真的想要鼓掌了，沒，共和國之所以對日本修憲這件事表現的如此關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對于日本，我們不夠自信……話說的透徹一點，如果日本現在國內的情況跟贊比亞差不多，老百姓都填不飽肚子，每年都要餓死很多人，我們還會對他們是否修憲表現的如此關心嗎？就算是他們再修憲，再成為“正常國家”，根本就威脅不到咱們，既然威脅不到咱們，那咱們還折騰個勁？哪怕自二戰結束到現在的70多年以來，“修憲”這件事一直都是日本自民黨內“非主流保守派”（鷹派）等派別政治家以及其他在野黨內右翼勢力和持有軍國主義思想的政客們的“夙愿”。
眾所周知，日本現行憲法（又稱和平憲法）是美國人的“杰作”，也是當年日本首相吉田茂痛苦與聰明的“抉擇”，它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商議后作出的對“好戰國”日本的懲戒與制約，也是吉田茂等政治家苦思冥想后為戰敗日本尋找的一條“生路”，日本用喪失部分主權的代價換回了和平環境下的經濟高速發展。廣大日本人民痛定思痛后贊成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但修憲派對喪失防衛權耿耿于懷。
岸信介是反“吉田路線”（即“戰后體制”）的急先鋒，他否定“舊安保”，堅持搞“新安保”，其建立“獨立國家體制”的未了心愿而今正由他的后輩推進。安倍晉三上臺后雖然認為需要大力發展中日關系，但他當時的政治口號就是“擺脫戰后體制”。
所謂“修憲”，其核心是要修改現行日本憲法第九條，特別是其中有關“不保持陸海空軍以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的內容。安倍晉三在成為日本首相后，某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在談到修憲的三個理由時曾經說說第一，現行憲法的制定過程有問題，它是日本被占領時制定的憲法，因此不屬于‘自主憲法’。第二，該憲法實施70載，已與時代不符，尤以第九條為典型。第三，親手制定國家根本的決心與意志體現了開拓新時代的精神。”
對于修改這部和平憲法，日本右翼勢力和那些持著軍國主義思想的政客們其實是一直都不曾死心的，可以說修憲一直都是日本政界的一項“光榮傳統”，以至于那一屆內閣如果在任期間不提出修改“和平憲法”，都會被人認為是很失敗。而早在1963年，日本憲法調查會又提出《修改憲法的方向》，為修憲大造輿論。當時，為配合右翼修憲的行徑，日本內閣也頻頻發表否定“和平憲法”的言論。
1968年，日本防衛廳長官增田甲子七在參議院內閣委員會上竟稱，“憲法第九條沒規定坐以待斃”，因此日本有權重新武裝。這次修憲由于遭到國民的再次反對又告失敗。16年后，日本修憲逆流再度沉渣泛起。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再次鼓吹修改憲法。
在這次修憲鬧劇背后又出現了岸信介的身影。為了推動右翼分子所說的“改革”，岸信介曾密會中曾根，并對他說中曾根君，日本歷史上僅進行過兩次行政改革，一次是明治維新，另一次是戰后麥克阿瑟將軍搞的改革。如果平時想搞的話，不發動政變是行不通的。事情就是這樣困難，所以你要做好這種思想準備，好好干吧”
在岸信介的鼓勵和煽動下，中曾根野心膨脹。上任伊始，他便在修憲問題上表現出不尋常的興趣。他在向新聞界散發的《我的政治信念》一書中寫道日本必須修改美國所給予的和平憲法，這是我一貫的信念。”中曾根的修憲主張比前任都更為徹底，即徹底刪除“和平憲法”第九條，不斷擴充軍備，使日本擁有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交戰權。
日本首相的修憲言行反又極大地鼓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