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個禮拜，可能要住院也說不定，心情不是太好，希望不會是太大的毛病！）
雒陽太學前的廣場上，陳琳作為文淵中的骨干分子領著以青年為主的太學生和一幫儒生彼此對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達的宣稱要對鮮卑人進行報復的血腥詔書，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遠人來服的思想發生了劇烈的沖突，在過去帝國強盛時期，朝廷往往會對前來投降的部進行賞賜，免去他們的罪責，而現在天子不但下令斬殺對方前來獻降表的使節團，命令邊地士卒將其頭顱懸掛于長城之上，更是說出了十倍殺之以行報復的暴虐之語，足以讓那些傳統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學在帝國的思想體系中，很長時間都處在一種尷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時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為了能使儒學走上政治舞臺，而引入了法家的觀點，利用大一統和君權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但是實際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國的政壇，因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統六國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漢，對于孝武皇帝而言，讓法家名正言順地取代原本治國的黃老思想，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個貴族階層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終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過儒家因此也擴大了影響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關于道德倫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國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對帝國各個階層施加著影響。
光武皇帝中興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興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實質上的發展。而光武皇帝中興以后，帝國地政治也漸漸走向了倫理道德政治，在皇權強盛的前期，這種政治模式對安定社會起到了一定作用，可當皇帝孱弱，以后族為代表的豪強集團逐漸把持朝政時，這種倫理道德政治就變成了帝國政治中地病變體，孝桓皇帝時代開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風潮和門生故吏集團便是其引發的后果，倫理道德政治對于人的道德提出過高的要求。最后只會導致虛偽矯飾，人情關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過分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視了律法，于是法紀對帝國官僚的約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對犯罪者的區別對待，官僚和權貴者失去約束，普通百姓則苦于酷法，帝國在建寧以前地各種問題，從表象上看是豪強把持皇權和貪官污吏橫行，但實質上卻是倫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為倫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為道德楷模去統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賢明而且擁有高明的治國手腕，那么倫理道德政治無疑能發揮它的作用，但可惜地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個帝國的至高點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倫理道德政治更多時候都是處于失效狀態，而那個時候用以維系帝國運轉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現，那么很快帝國就會轟然倒塌，死于內部的農民起義，即使倫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學說再利用安撫百姓，但是民眾的忍耐是有極限的，當失去制約的官僚和權貴侵害到他們的底線時，原本看似溫順。受到傳統觀念和儒家學說忠孝服從思想熏陶的底層百姓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將帝國拖入毀滅地深淵。
一直以來，劉宏都在淡化帝國地倫理道德政治。(3)而降其納入到社會秩序中去，政治應該是高效而講究實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倫理道德政治注定只能碌碌無為，淪為一塊遮羞布，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每個王朝都是初期強大，而后每況愈下，便是因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政治模式會漸漸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個王朝之初，除去開國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會強調法紀的作用，但是隨著后繼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對法紀的重視會慢慢被侵蝕，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其本質都是迎合皇權，因此不管是法家地法治還是儒家地民貴君輕，到最后都只是一句空話，當賢明強干的開國君主逝去，之后地王朝皇帝們會破壞先人所定下的規矩，因為個人的好惡而進行賞罰，帝國的基礎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破壞，貪污腐敗的情況一旦開了個頭，就很難得到遏制，最終使整個國家像病變演化，逐漸衰弱以至于死亡，而這個時候倫理道德政治往往會被那些利益攫取者當作一塊遮羞布來使用，他們既沒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也沒有確切的才能，他們所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和爭權奪利的本事，靠著開國君主和功臣們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茍延殘喘。
歷史上所有的中興之主，幾乎都是恢復王朝初始的法紀，約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團，才得以重新振興王朝，就像現在的帝國，在光武皇帝中興之初，依靠豪強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對犯罪的大豪強施以制裁，但是隨著皇權的鞏固以及獨裁制度，光武皇帝晚年時豪強勢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繼任者孝明皇帝延續了他的政策，在這一段時期內，豪強勢力被皇權全面壓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后，孝章皇帝開始對外戚縱容使得豪強勢力反彈，最終在孝和皇帝以后危及了帝國，若不是劉宏上臺以后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獨裁制度，再次獨攬了皇權，恐怕整個帝國將如原先的歷史軌跡一樣，被農民起義摧毀最后的統治根基，陷入軍閥混戰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國累積的各種問題。
太學，作為劉宏改造帝國政治的大本營，從建寧以后，由他借鑒后世各種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學便在太學悄然崛起。而這個時候儒家學說的包容性就體現了出來，因為無論是大國沙文主義，還是帝國主義。劉宏都可以將它們披上儒家地外衣，孔子本身作為一個堅持周禮的貴族，尊王攘夷，貴中華，賤夷狄的思想始終貫徹整個儒學，在他死后，儒家一度有過八個學派，在戰國時代，儒家也并非一直都碌碌無為。只是其所堅持地倫理道德思想和對君主過于苛求的道德使得他們沒有太大作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統六國以后，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學說。只不過因為在郡縣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頂，才導致了儒家被棄用，至于所謂的焚書坑儒，也不過是帝國建立以后，出于政治宣傳的目的而炮制出來，當時始皇帝焚燒的是六國史書，坑殺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于儒生根本未受到打擊，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說秦末的典籍遭到損壞。應該說是項羽在咸陽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地罪魁禍首。
學說是為政治服務而產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百家學說的成因，而這一條也是貫徹整個中國歷代王朝的一條準則，當家天下地制度形成以后，所有不適應皇權統治的學說都被摒棄了，而剩下的法家由于在秦帝國的失敗而注定只能隱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后的歷代王朝里照樣被閹割，至于儒家更是直接被進行肢解和完全為政治而進行解讀，這也是儒家學說自戰國時代以后。(3)不但沒有進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劉宏并不認為自己能依靠先于整個時代千余年的積累而另外開創什么學派。因為歷史早已經證明，即使出于政治目的被進行解讀和修改，儒家學說的核心倫理道德依然是最適合帝國地，他所要做地只是修正它的缺陷并使其為自己服務就可以了，劉宏并不是一個多么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評語更適合他，因此他依然會為自己的后代打算，作為從秦末統一至今的帝國，皇權的神圣性已經深入人心，在原本的歷史軌跡里，三國混戰之后，魏篡漢，晉篡魏，使得皇權失去了原本的神圣性，才導致了士族門閥制度地形成，自那以后，再也沒出過超過四百年地皇朝帝國，劉宏的私心讓他決定利用新儒學將皇權和整個國家連為一體，讓普通百姓和帝國地精英階層將皇權和國家看得高于家族利益。
七年的努力，讓劉宏在太學里培養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年青太學生，而他們也是他麾下輿論的主要實力，盡管他們的名望還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備的沖勁讓他們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熱和充滿干勁，在太學里正是靠著陳琳這些青年太學生，劉宏掌握了帝國的未來，但是眼下新舊思潮的對立依然嚴重，至少那些傳統的儒生和文人并不喜歡劉宏帶給太學的變化。
在帝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中，嚴格意義上來說，無論是高門望族還是寒門庶族，都屬于地主階級，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前者在帝國的豪族政治趨向瓦解時依靠時運取得了先機，從而阻擋了后者的仕進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試圖為將取得的特權延續下去，在原本的歷史軌跡中，席卷整個帝國的內戰最終確立了這種比之豪族政治更為落后的門閥制度，導致了自秦漢大一統之后集權帝國的中央衰弱，最后釀成了五胡亂華的惡果，但是現在，由于劉宏的出現，在一切都只是處于轉變初期時，逆轉了這種變化，一方面壓制高門望族，一方面扶植寒門庶族，使得整個帝國在原本的豪族社會走向崩潰時建立起了一個更加健康的士族社會，雖然這種轉變還未完成，也遠未定型，可是兩者的差距已經被縮小，足以形成一個撐起整個帝國的精英階層。
在太學里，來自地主階級的太學生占據了大多數的位置，但是這不代表太學里便是以他們為主，一個帝國若是底層的百姓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那么它也就離滅亡不遠了，即使以帝國的社會結構，一部分底層出身的人依然有機會出頭，只是這機會相當的渺茫，而太學便是機會之一。雖然太學里年輕地貧寒太學生幾乎一邊倒地站在了劉宏這一邊，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人非常固執于以前學的經義，而這一部分人便可以算作一個典型。他們代表了帝國目前知識分子階層里最底層但同時也是最堅定的一批人，他們并不喜歡劉宏那種違背傳統地做法，在幾乎沒有參與過政治的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應當是仁慈而非殘暴的，劉宏對鮮卑人那種赤裸裸的血腥報復的詔書宣言，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先兆，劉宏會因此而變成暴君，遲早會將這種殘暴帶給本國百姓。
歷史上，在一個王朝后期。撐起國家的只是少數正直的精英，而朝堂上多的是無能而且卑鄙地同僚，至于民間則更多是思想僵化的知識分子，而這并不能歸咎于這些人本身。因為這本就是統治者天生對統治下的百姓的防范，以帝國為例，光武皇帝中興以后，大肆推廣儒學教育，并且使用儒家典籍作為選官地標準，但是實際上官僚依舊以豪族或者崛起的高門世家為主，而這些人往往并不使用儒家的手段治國，但是表面上他們都是儒家徒，而民間得到教育的普通人更多的是受到教條式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們看似得到了出頭的機會。但是最后真正能夠成功的只有極少數人。而這極少數人也會立刻成為前者一樣的人，脫離原有的階級。
僵化地教條式儒家信徒，這就是整個帝國里劉宏所要面對地一群麻煩，但是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這些僵化的教條式儒家信徒雖然大多仍舊屬于社會底層和知識分子階層里最低的一群人，但他們中有不少可以算是真正的儒著，至少他們在德操方面比那些偽君子之流要好得多，也正因為如此，劉宏對他們保有一份敬意。而不愿意對他們使用非常手段。只是在輿論上一如既往地壓制，在太學里內部的爭斗里則放任不管。掌握了青年一代的他已經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實在沒有必要去迫害這些難以對他造成損害的儒生，文字獄這種事情有百害而無一利，利用暴力去消滅輿論是最愚蠢的做法。
車駕內，劉宏看著太學前廣場上彼此對峙地兩群人，輕輕嘆了口氣，那些守舊地儒生最終將被時代所拋棄，現在的儒家勢力并不強大，皇帝個人地喜好就能影響一家學說的興衰，儒家真正的獨大是在科舉大興，唯儒學思想取才以后才實現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出身的官僚才徹底讓被皇權改造后的閹割儒學凌駕于了一切之上，皇權，儒學，官僚三位一體的統治并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那時的儒學已經成了一種僵化的制度，無論皇朝更迭，官僚變化，家族興衰，始終不變的便是儒學帶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周而復始的王朝讓中國有了讓西方人贊嘆的長久歷史和穩定繁榮，可是中國卻在一治一亂的循環里原地踏步，直到明末出現了儒學自漢朝以后的第一次前進時，卻被天災和農民起義以及野蠻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徹底斷送，接著便是儒學史上最黑暗的三百年時期，原本只是被閹割篡改的儒學徹底給扭曲了，連帶在治亂循環里得以保留的中華道統也幾乎被斷絕，直到劉宏生前的那個時代，中國依舊在承受著那三百年黑暗時期所余留的惡果。
劉宏曾是歷史系的學者，雖然他知道自己的觀點也許有些偏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儒學和中國的關系實在太過深厚，深厚到沒有人可以去割裂，他能做的只是修正儒學固有的缺陷，并且通過一切手段使儒學向前發展，而這一切都被他寄托在新儒學之上，盡管里面摻雜了很多后世外國的東西，但是他不認為這是一種背叛，儒學的本質精神是學習，儒家學說始于孔子，卻絕不是孔子建立，由他的弟子所開創的八個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代學習別派學說，才漸漸形成了儒家，而歷史也應證了這一點，中國人始終是最善于學習的民族。
廣場之上，由陳琳帶頭的新儒學的青年太學生們和那些守舊的儒生辯論激烈，事實上這種辯論并無意義，因為舊儒學注定是要消散的，很多時候實力代表著一切，尤其是在舊儒學的基礎上誕生的新儒學更加易于取代它。行政，教育，選官資源上對新儒學的傾向性讓這一切都成了時間問題而已，但是劉宏依然讓這種辯論進行了，這是他向那些舊儒學傳統下知識分子表達的最后敬意。
在劉宏看來，后世外國所謂的各種政治思想中國在戰國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都有過，無論是秦的軍國主義體制，漢初的自由經濟政策，又或者是道家的無政府主義和法家的絕對集權主義以及儒家的民主都有著相當的造詣基礎，他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作為社會核心準則，法家作為治政思想，同時輔以軍國主義體制，在他的理想中，帝國的臣民應當如同戰國時代的秦人一樣，勇于公仇，怯于私斗，整個國家保持著旺盛的侵略意志，他要讓帝國變得如同秦國一樣，但是又沒有秦國的缺陷。
而從目前的狀態看，劉宏的理想正在穩步地前進著，太學里年青太學生正在朝他所希望的方向蛻變著，而這一切轉變的基礎則是他不遺余力的財力投入，不過對他來說，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青年本就是血性的，只需要對他們加以引導他們就是帝國日后的脊梁，現在這種掌控一切的感覺讓劉宏覺得有一種難以言語的感覺，就似乎他站在世界之巔，俯視著腳下的一切，總有一天他會達成自己的野心。
廣場上，對峙的氣氛已經變得激烈起來，對于深信自己是正確的辯論者而言，對方任何的說辭都不會對他們產生影響，而所謂的辯才能夠壓倒對方，有時候更多是氣勢上的，而現在新儒學的青年太學生們無疑占據了優勢，他們占領了大半個廣場，個個目光犀利，身體健壯，在太學里他們可以得到天子的補助和各種工作機會，足以讓他們吃飽，有充足的精力鍛煉身體，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這句出自天子的圣訓被他們銘記在心，年青的他們相信帝國和野蠻的游牧民族之間，只有戰勝他們，才能讓他們接受秩序和文明，國家與國家之間，強權就是真理，在孝武皇帝時代，是衛青，霍去病，羽林軍打敗了北匈奴，而不是現在他們面前那些儒生口里所說的仁義。
要讓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安分守己，就要為他們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知道什么是帝國的威嚴，而那不是鮮卑人入侵帝國邊境，殺害帝國子民，隨后上一道降表就可以什么事也沒發生，而是血腥的殺戮和報復，只有這樣，那些游牧民族才會牢記什么是秩序，才會接受帝國的文明，在將來的日子里才不會發生戰爭，用一個鮮卑民族換取日后草原的世代安寧，才是真正的仁義，年青的太學生們堅信他們才是真理的一方，殺一人，救千萬人才是真正的大仁義，他們現在面前的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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