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最先被“減掉”的人一定是孫綱他們這些“臨時工”。
當時關于他們這些“臨時銀行職員”曾經有一個笑話來形容他們的處境，“起得比雞還早（天不亮就得去作開業準備），干得比驢還多（主要的工作都是他們來完成），待遇比豬還差（這個都沒法講了），下班比小姐還晚（二十四小時營業）”，孫綱就是這么在銀行干出來的。
更要命的是，為了鉆國家法律的空子，規避勞動保護法當中的干滿一定年限就“轉正”的條款，銀行把他們這些人后來弄得連“臨時工”也不是了，通通成了什么勞什子的“勞務派遣”，說白了就是從鬼都不知道的什么“勞務公司”把他們送到銀行來“出勞務”的意思。
自己還在銀行工作，卻莫明其妙的變成不是銀行的員工了！
終于，因為業務上的失誤，孫綱被兩手空空的“請”回了家。
隨后，郁悶得要死的他穿越到了1894年的清朝。
讓他想不到的是，在這個時代，也在發生著和后世差不多的事。
有的胥吏在衙門里干了一輩子，可能比任何人都熟悉衙門里的工作，可到死也不是“國家公務員”！
孫綱現在不知道，后世的這些個“花樣”，是不是都能夠在大清朝找到“原型”。
馬文龍告訴孫綱，由于官員們普遍任期較短，所以清朝大多數的中高級官員并不熟悉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有清一代，關于公文的格式和傳遞都有極其復雜的規定，每一個衙門都有自己單獨的一套簿籍，對中高級官員來說，他們根本不可能掌握這些規章制度，結果官員們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年復一年的在此工作的胥吏。清朝大大小小各個衙門的工作，實際上都是經員司胥吏之手處理的。
但問題是，這些胥吏根本沒有固定地收入來源，而他們的手中又實際掌握著政府部門的工作，這樣不可避免的導致了貪污受賄等現象的產生。
象在一個小小地縣城。當百姓在訴訟和繳稅過程中與這些胥吏發生關系時。胥吏就象百姓收取一定地“費用”以維持生計。而當胥吏索取沒有了限制時。大規模地賄賂就開始了。因此清代地百姓可以說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清代從上到下貪污成風。不是沒有原因地。
馬文龍在當胥吏期間見識到了官場地險惡和黑暗。他自小受儒學熏陶。有古君子之風。自然看不慣這些。所以沒干幾年就下來了。
要是按后世地“標準”。馬文龍簡直可以說是個傻瓜。
可在清代。象他這樣地“傻還有是很多地。
辭去胥吏之職后。因生計又見窘迫。馬文龍想棄文從商。而他地妻子堅決不同意。自動承擔起了家中地生活重擔。讓他安心讀書。求取功名。
馬文龍十六歲娶妻梅氏，也就是馬的“母親”，在他辭職的那一年，馬剛剛兩歲。
梅氏出身江寧世家望族，后因家道衰敗。投奔親族，經人作合，十四歲嫁給了馬文龍。兩人婚后恩愛非常。梅氏端莊秀麗，心靈手巧，自幼喜好刺繡，曾拜江寧名師學藝，繡工精絕，她為了能讓自己地丈夫安心讀書求取功名，毅然決定以繡工助家用。用她稚嫩的肩膀，為自己的丈夫和女兒撐起了一片睛空。
由于梅氏的繡品工藝絕美，居然收入不菲，很快解決了家里的經濟困境，但刺繡是一項耗時費力的工作，并不是一般人能夠干起來的。
刺繡是中國的傳統工藝之一，一件完美無缺的繡品出世，不知要耗費那些繡工們多少地心血和精力，梅氏為了讓家里寬裕一些。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和丈夫的勸阻。接下了一件梅花大繡屏的活兒，因“連日不眠。終夜勞作，至于咯血”，在繡屏完工的那一天，她積勞成疾，終于病倒了，馬文龍遍訪名醫，卻沒能挽救她的生命。
終于，一天夜里，她在丈夫的無限悲痛中辭世。
妻子的離去對馬文龍的刺激極大，他想起了妻子對自己地期望和官場的黑暗，以及那么多的“名醫”都不能挽救自己親人的生命，他憤怒之下一把火燒掉了自己所有的書，變賣了家產，帶著女兒毅然棄學從醫，先后拜師多人，當中甚至有來到中國的西方醫生，學成后游走天下，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涯。
由于他早年救治過丁汝昌（這也是他為什么要棄文從醫的一個原因），兩人后來重逢后丁汝昌給了他一定的幫助，再加上他行醫多年已經頗有名聲，家業漸漸興隆，最后在旅順定居下來。
由于在向西方醫生學習時了解到了西方科技地先進，所以在女兒長大后就被他送到外國留學，希望她能繼承自己地衣缽，但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對學醫沒有興趣，卻是個經商地“天才”（她應該就是那會兒穿越來的），自己的家業在女兒的打理下日漸興旺，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但能看到女兒有這樣的本事，他在心里也已經滿足了。
而自己的女兒會嫁給眼前這樣一個年輕人，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了。
當知道了自己的“母親”的故事，馬雖然對她談不上有什么感情，但還是忍不住掉下淚來。
這樣的愛情，和為愛付出的犧牲，不管放到哪個時代，都足以感天動地。
他們夫妻倆看多了后世的太多的人把婚姻當成了一種交易，所謂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而在這個讓后人想起來就痛心疾首的時代，偏偏就有那么多驚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大過年的，不該跟你們說這些。”馬文龍看著女兒和女婿一副難過的樣子，自嘲地笑道，“有些扯遠了，呵呵。”
孫綱明白馬文龍和他說這些的主要意思，他當過胥吏，對中國官場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很清楚，雖然他拿不出來什么辦法，但他說這些給自己聽，目的是讓自己在以后處理國家事務時，能夠予以關注。
現在的“華夏共和國”畢竟是在已經滅亡的清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關于清代遺留下來的官吏問題，想要真正解決，可不是一天兩天或者是幾個法令法規就能完事的。
關于吏治，古語早就有云，“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尤為難”。王安石也曾提出過“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的解決辦法，但要想實際執行，卻絕不是嘴上說說這么簡單的。
即使到了后世，這個問題依然是對國家領導人的一個嚴峻的考驗，更別說現在了。
而對孫綱來說，和這個有關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急需解決。
那就是關于新的“華夏共和國”的行政制度問題。
大清朝“離去”后，留下來的一個要命的遺產，就是這個文官行政制度的問題。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時間太長了，雖然從秦代開始的文官管理制度到了清代已經相當完善了，但由于“君權至上”主義的影響，為了防止臣下專權威脅到君權，中國歷代君王都深諳“平衡之術”，在任命官員時一個官署常常任命兩個以上的主管大臣，以收“鉗制”之效，不讓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里，結果這樣不但造成了官員“超編”，給國家帶來財政上的巨大負擔，而且還造成了官員的職責不清，以及官署的職權也不清。
以內閣為例，清朝的內閣是沒有“首相”的，一般由四至六員內閣大臣組成，而軍機處軍機大臣的人數在四到八名之間，下面的六部則每一個部都有兩個尚書。應西方國家要求在1861年設置的另一個重要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人數則根本沒有規定，一般是不到十個，而在1894年到1898年之間甚至更多，當一個官署里有那么多的主要官員時，每一個人都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事情能辦好都出鬼了。
“多頭負責”的結果，就是沒有人負責了。
官員職責不清和官署職權不清造成的官員們連自己該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時候，這個國家的行政系統的效率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后世的好多歷史研究者對清代每一次面臨外敵入侵都是手忙腳亂反應遲鈍，最后慘遭敗北，其實這個“行政系統效率低下”在里面可以說“功不可沒”。
遠的不說，1840年鴉片戰爭時，英國人一開始打到哪了道光皇帝根本不知道，還以為是英國人來“申冤”來了。當1874年日本人第一次入侵臺灣，把都督府都弄起來了的時候，在北京的大清朝廷居然過了一個月才知道臺灣出事了。而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當中這樣的事就更多了。
現在，曾經高高在上的“封建君權”已經不存在了，如何解決這個“行政系統效率低下”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