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繼勇鄭屹
隋倭“國書事件”一直是中日學界特別是研究隋唐時代中日通交的學者們關注、爭論的焦點。圍繞著“國書”的有無、稱謂等的研究，可以說是高論迭出，異見紛呈。本文把“國書事件”分為四個階段，對每個階段前人的研究進行了分析梳理，指出隋帝“覽之不悅”的真正原因在于倭王自稱及其稱呼隋帝均為“天子”，企圖與隋朝平等外交。小野妹子根本就沒有攜帶隋帝國書，攜帶隋帝國書、并奉呈倭王的是裴世清。外交文書即國書的往來是隋、倭兩國受當時國際環境影響所樂于利用的、互惠互利的溝通渠道。
關鍵詞：“國書事件”隋倭通交新考釋
從公元600年至615年的15年間，隋倭交往十分頻繁，日本推古朝（529－628）先后向隋朝派出六次遣隋使，①隋朝也派出正式訪問日本的外交使團，從而揭開了兩國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在中日兩國通交的過程中，發生了“國書事件”，為后人留下了若干疑團，引起中日史學界的種種猜測和爭議，成為研究《隋書·倭國傳所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本文擬對此事件重新進行考釋。
一、國書與中日通交
國書即外交文書，是東亞國家間溝通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東亞國際政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②在和平時期，國書是維持、增進友邦關系的紐帶，也是解決糾紛和獲得鄰國消息的手段；當出現緊張局勢或爆發戰爭時，為了維護本國利益而與他國及時互通信息，至少與本國軍力同樣重要。中國朝廷通過下達書面文字即國書，授爵、拒絕授爵和剝奪爵位，向東亞國家君主施加影響，界定他們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使其明了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意圖。③當然，外國君主接受中國官號的動機絕不僅僅是處于認同中國的世界秩序，而主要是基于對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
中國的外交文書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宇宙觀在文字上的具體表現，它體現了中國所期望實現的世界秩序。中國歷代朝廷為了充分發揮國書的這一功能，制定了一系列起草國書的差別性規定。這些規定涉及不同格式、文體的使用，特別強調國書須符合收發國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正確運用某些動、名詞的尊敬、謙敬式，準確使用收發人的稱呼。國書的用紙及封面也有相應的規定。同時對外國所呈國書也嚴守有關規定，否則拒不接受。當然，只要文書的行文、格式符合規定，中國朝廷就樂于接受，因為這象征性地承認了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和發信國本身的國際地位。當然，在國書往來中受惠的也不只中國，外國君主呈遞的國書也不都是為了表示臣服。日本致中國的國書就是很好的例證。
中日間的官號接受，約始于公元57年光武帝授予倭奴國“漢委奴國王”，其后為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彌呼“親魏倭王”，授予使難升米“親善中郎將”、都市牛利“親善校尉”。最早見諸史籍的中國朝廷致倭王的國書為《魏志·倭人傳所載曹魏給卑彌呼的詔書。然而在當時倭國尚“無文字”，④倭人對中文的識解能力低下，無法領會官員、官印及印綬的巨大價值，也許賜予的“好物”——黃幢、銅鏡、大刀等更使倭人注目，更能有效傳達出曹魏支持卑彌呼的政治信息。倭國致中國政府的國書最早出現于《宋書·倭國傳中，該國書辭藻華麗，極具六朝駢文體例的特色，雖有可能經沈約修飾，但其基本意思應來自倭王。在該國書中，倭王武既簡述了倭國統一的歷史，也談及到倭國的對外關系——倭國的對外交往中心是利用中國官爵封號爭霸朝鮮半島，借機鞏固大和朝廷的至高地位。國書最后所言“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勸忠節”，事實上已隱隱道出了倭國歷代君主利用中國封號鞏固自身地位的目的。還須指出的是，上述國書表明了當時中國與日本（倭）之間確有實質性的君臣關系。
日本致中國的國書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隋唐之前，倭國國書是倭王為確保中國政治、軍事支持而表達忠心的政治宣言。但隋唐之后，日本國則成為表面上維持臣屬國的政治姿態，事實上是為了便于經由官方渠道引進中國文化的手段。日本的國書多由大陸移民后裔或熟知國際形勢的“漢學家”起草，大都行文得體，中國樂于接受。唯一的例外發生于隋代。607年倭使入隋，不但沒有向隋朝提出任何封號要求，甚至國書上還載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⑤的“大不敬”言語，引起隋帝的極大不滿。以此國書為開端，圍繞隋倭互遞的國書，產生了一系列事件，我們通常稱之為“國書事件”。
二、隋倭“國書事件”的經過及研究成果的檢討
“國書事件”始于607年(隋大業三年)，根據中日相關史籍記載，似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據《隋書載，607年日本推古朝派出的第二次遣隋使向隋煬帝獻上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為開頭語的國書。“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無復以聞。‘”但翌年，仍遣裴世清使于倭。此乃“國書事件”的第一階段。
然而，小野妹子攜帶的隋朝的回書遭百濟掠取。《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六月條載：“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應為隋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群臣雖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大書哉，則坐流刑”，但推古天皇卻敕之不罰。此為第二封國書，可謂“國書被劫”。
608年（隋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裴世清至倭都，對倭王曰：“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其宣諭內容，即隋煬帝的國書，載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條：“時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即小野妹子）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卿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于大門前機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此為第三封國書。
《隋書·倭國傳載：同年裴世清返回之時，“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據《日本書紀載，推古天皇又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及留學生倭漢直福因、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即)等八人隨裴世清來朝。此次倭王致隋帝國書載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條：“爰天皇聘唐帝(應為隋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對此國書，《隋書·倭國傳未作隋帝“覽之不悅”的記載。此可謂國書事件的第四階段。至此，“一波四折”的“國書事件”始告平息。
針對第一階段的倭國國書，中日學者多集中探討引起隋煬帝不悅的原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種意見認為，按照中國傳統觀點，中國自古以來便自認為處于世界的中心，并非處于“日沒處”。“日出處”、“日沒處”包含有優劣、褒鄙的意味；而“致書”以及“無恙”的詞句，則缺乏尊敬的語氣。另一種意見認為，國書中倭王自稱“天子”。“天子”乃中國皇帝特有的稱號，作為蕞爾東夷小國的日本歷來稱臣納貢，竟敢自稱天子，隋帝當然不悅。該說還駁斥了前一種意見，認為“日出處”表示東，“日沒處”表示西，只是東西方向的別稱而已，毫無優劣、褒鄙的意思。
關于第二階段的“國書被劫”事件，學者側重于對國書真相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說法。其一，掠走說或自毀說。掠走說為小野妹子之奏言。日本學者中村新太郎就同意此說。自毀說的支持者指出，這份國書是鄙視日本的，為了顧全日本的體面，小野妹子親自毀掉。其二，否認國書存在說。認為隋不予接受、理睬倭王國書，朝廷也未懲治小野妹子。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贊同此說。其三，未奏說或史書刪除說。認為小野妹子因隋帝的國書極為無禮沒有交出上奏，而偽稱被百濟掠去。日本學者本居宣長持此觀點。中國學者池步洲據《經籍后傳記所載“其書曰，皇帝問倭王，圣德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為倭王，而不賞其使”，認為隋的國書并未遺失，而是倭使未敢上奏。日本學者山中順雅則據《日本書紀關于此事的遣詞措句，認為《日本書紀的編撰者故意編造出“掠取”的謊話，把兩國國書都從《日本書紀中刪去了。⑥
關于第三份國書，即裴世清“宣諭”的國書內容，《隋書·倭國傳未見記載，而載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條)。其起首句是“皇帝問倭皇”。這里的“問”不是普通的“問候”，它是中國朝廷用于表示收信君主國地位的特殊外交詞匯之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倭國官員立即注意到這個字眼。當推古天皇征詢圣德太子對此意見時，圣德太子答道：此乃“天子賜諸侯書式也”(《善鄰國寶記卷上)，還建議接受隋的來書，理由是“皇帝之宇，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其禮，應恭而修”(《善鄰國寶記所引《圣德太子傳歷所載)。對此，中國學者王貞平認為，《圣德太子傳歷和輯錄此書的《善鄰國寶記均有造假之嫌，一邊稱其為“天子賜諸侯書式也”，一邊記載其稱推古天皇為“倭皇”。殊不知，這不僅自相矛盾，而且絕無可能。“皇”為“皇帝”之略稱，隋廷不可能以“皇”字來稱呼“屬國”的君主。⑦日本學者坂本太郎進一步指出，《善鄰國寶記又輯錄《經籍后傳記所載的國書，其書起首句曰，“皇帝問倭王”，《日本書紀作者亦忠實記錄了這封國書，但后世日廷官員轉抄時改“王”為“皇”，以維護天皇的尊嚴。⑧
對于第四封、首句改為“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國書，藤家禮之助認為，把東與西相對置，以暗示先前國書中的“日出處”與“日沒處”是意味著東與西的修飾語，這次國書在盡力維護日本榮譽的同時，又充分吸收了中國的意向，它是在這種可能限度內妥協的產物。黃尊嚴先生也指出：“對日方的舉動采取了原則上不予承認，實際上不加詰責的態度，正是由于隋日之間‘各唱各的調‘，均有保留和克制，從而使兩國關系得以順利發展下去。”⑨但也有學者如坂本太郎懷疑這封國書可能為《日本書紀的作者的偽作。⑩不過，即令是偽造的記錄也有相當的史料價值，因為它有助于了解偽造者的心態及其所處歷史時代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日本國書的面貌。{11}
三、“國書事件”的新考釋
有隋一代，外交文書往來是隋、倭兩國樂于利用的、互惠互利的溝通渠道。歷來中國國書與中國封號、官印一樣，在對外政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外國君主對國內政治需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決定其國書的形式、措辭及內容的。可以說，倭國的國書之所以采用這樣的稱謂，應從當時日本的國內局勢和東亞世界發展的形勢來分析，二者缺一不可。
第一次國書事件發生在607年倭王第二次遣使之時。據中國政治外交詞匯的用例，中國朝臣稱其主為“皇帝”，四夷外臣則稱之為“天子”。{12}日本朝廷對這兩個頭銜的用法有類似的規定，但在同時記錄中日兩國君主的言行時，不得不舍去“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理念，均以“天子”相稱，以解此難。{13}有時則以“天子”專指中國皇帝，而以“天皇”指日本君主，{14}在字面上提高日本君主的政治聲譽。中國朝廷歷來認為，日本國書中稱中國君主為“皇帝”時，明確無誤地承認了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但日本朝臣以特別的訓讀(訓“皇帝”、“天子”為“きみ”)，大大減弱了這個頭銜的“中國中心論”的政治色彩。{15}筆者認為，倭王在致隋帝的該國書中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也就是與隋帝同稱為“天子”，并沒有把隋帝置于日本君主之下。日本學者東野治之指出，“日出處”、“日沒處”并不表示等級地位的高低，稱隋為“日沒處”絲毫不具卑視、鄙賤隋朝的意味，相反還帶有尊崇、仰慕隋朝之意。{16}韓升先生也指出，“稱隋朝為‘西‘，是一種褒義的雙關語，既是方位的指稱，又暗喻西方凈土世界。此解釋可從日本國王所說的‘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也可從倭使所謂‘海西菩薩天子‘中得到印證。{17}事實上，“在隋朝的混合意識形態中，其佛教傾向即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強有力的。”{18}隋文帝夫婦極為重視佛事，特別是晚年更加寵幸佛教，隋煬帝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具有正規的佛教信仰”。{19}從有隋一代隋倭的交往都是采取佛教外交的形式來看，倭國國書也應與佛教有關。{20}崇敬佛法的隋帝一定明白，西方為佛祖圣地，東方乃未化之域，不會因“日沒處”、“西皇帝”的稱呼而不悅。
隋帝“覽之不悅”的真正原因在于倭王自稱及稱呼隋帝均為“天子”，企圖與隋朝平等外交。外夷常稱中國君主為“天子”，如《北史·高麗傳載高(句)麗王高璉奉表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有時外國君主雖也自稱“天子”，但稱中國君主時用“皇帝”加以區別，顯示尊重之意。如突厥沙缽略可汗勢力強盛時，曾致書隋文帝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圣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雖然口氣頗大，稱號基本對等，但稱隋文帝時用正式的“皇帝”稱號，自己則稱“天子”。而文帝回書時稱“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用的是“天子”對“可汗”的格式，明確地表示了身份上的高下秩序。突厥沙缽略尊大時，雖在其國之“可汗”之上加“天子”尊號，以顯得與隋地位相當，但既未自稱“皇帝”，也沒有和隋朝君主使用相同的尊號，還是遵守了中國的禮儀習慣。{21}600年倭使所持國書未見史書記載，但從過去的中日交往來看，肯定攜帶有國書。筆者認為，第一次遣使似為蘇我氏所派，從蘇我氏與中國大陸移民東漢氏及其后裔的關系來看，{22}此次國書應出自大陸移民或其后裔之手，國書用語稱謂、內容也許與倭五王時期一樣稱臣朝貢，因而未有引起爭端事件。或許正因為載有稱臣朝貢的內容，才為《日本書紀等日本史書的編撰者所不容，刪而不載。{23}第二次遣使應為圣德太子所派，起草該國書者似為高麗僧侶。603年實行了“冠位十二階”，604年制定《十七條憲法，初步確定了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的原則；對外則積極推行與中國交聘，吸收大陸先進文化。當時誠如王貞平先生所言：“中國封爵對實現了統一的天皇已無政治利用價值可言，既然不再需要以中國封號鞏固自己的國內政治地位，與中國的君臣關系也就由此告終，日本對華關系的重點轉向引入、借鑒中國文化、佛教和政治制度。”{24}
關于國書事件的第二階段，即“國書被劫”事件，筆者認為小野妹子根本就沒有攜帶隋帝國書，攜帶隋帝國書、并奉呈倭王的是裴世清。也即第二份國書與第三份國書為同一國書，理由有四：其一，根據以往與倭交聘的歷史，當時朝鮮半島局勢以及隋煬帝的個性，既然倭王送來國書，遣使前往倭國，即使查其風俗{25}也好，窺探其國力拉攏倭國牽制朝鮮半島也好，隋煬帝一定會回其國書。其二，既然裴世清帶去了國書，已沒有必要另修國書交小野妹子帶回。其三，小野妹子作為遣隋大使丟失了比生命還重要的國書，而推古天皇不加追究，隨后又再次委任為遣隋大使，顯得極不合理。其四，百濟與倭國長期以來一直關系甚密，當時執政的蘇我氏、圣德太子以及推古天皇與百濟的關系都很密切，以往倭使也都是經百濟轉赴中國大陸，即使要了解國書內容，似也不必采取強行掠奪的手段。當時最迫切要了解國書內容的應該是高麗，而不是百濟。
608年裴世清赴倭“宣諭”，贊揚了日本政通人和的局面，褒獎了日本“遠修朝貢”的誠意，該國書乃是為了回復倭王，且載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條）。因此，并非“意味著隋朝未把日方的國書作為正式國書接受下來，因而沒有回復的必要”{26}，而是出于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考慮，不但回復，而且還派遣使者攜帶國書回訪。很顯然，對倭國來說，隋朝使節的到來也是件大事，從所遣迎接官員的身份看，有“小德”——冠位第二階、“大禮”——冠位第五階以及接受國書的儀式，尤其是倭王與隋使裴世清相見大悅所言內容來看，倭王極其重視與隋通交，并無與隋朝分庭抗衡的企圖，相反表明了學習隋朝先進文化的“虛心”。關于此國書的首句為“皇帝問倭皇”，學者論證應為“皇帝問倭王”，較為可信。但認為其首句為“皇帝問倭王”，倭使才未敢上奏的觀點，難以令人信服。事實上，該首句為“皇帝問倭王”的國書就是第三次隋帝的國書，即裴世清的“告諭”，已上奏倭王。把裴世清攜帶的國書與小野妹子攜帶的事實上不存在的國書混為一談，乃是上了《日本書紀的當。《日本書紀的編撰者故意編造出“掠取”的謊話，把一封國書分兩處記載，且刪改首句為“皇帝問倭皇”。這是維護天皇尊嚴，抬高天皇權威的做法，與稱呼來自中國大陸、具有高超技藝的移民為“歸化人”的心態是一致的。這正是“皇國史觀”思想的表現。
第四次所上國書載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條，其首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是不可能的，但《日本書紀篡改為此，極具寓意。“天皇”是日本君主的最高稱呼，而“皇帝”是中國君主的正式稱謂。如上所述，日本朝臣有時訓“皇帝”、“天子”為“きみ”，“淡化”乃至“轉化”二者的字意，并不是單純的文字游戲，它反映了日本民族自尊心逐步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對了解日本人的心態很有啟示作用。從最初的稱臣朝貢到自稱天子企圖與隋對等交往，再到后來自稱天皇的心理變化歷程，在《日本書紀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甚至有時還稱中國君主為“唐王”，稱己國君主為“帝”，{27}使中國皇帝在字面上處于低于日本天皇的地位。但在隋倭交往的七世紀初，倭王似不具“分庭抗衡”或把自己置于隋帝之上的企圖。對此，《隋書·倭國傳也未作隋帝“覽之不悅”的記載，而且還同意接受倭國留學生和學問僧，有些留學生和學問僧如高向玄理、南淵清安一直生活至隋朝滅亡后的640年才歸國。以暴戾著稱的隋煬帝默認倭國國書也許是為了征發高麗的需要，拉攏倭國實為牽制高麗。或許在攻滅高麗之后，隋煬帝會發兵進攻日本。然而，因遠征高麗，窮兵黷武，加之隋煬帝奢侈腐化，亂用民力，隋朝短命“夭折”。不管怎樣，此國書誠如藤家禮之助所言，把東與西相對置，以暗示先前國書中的“日出處”與“日沒處”是意味著東與西的修飾語，這次國書在盡力維護日本榮譽的同時，又充分吸收了中國的意向，它是在這種可能限度內妥協的產物。隋帝極有可能采取承認日本為對等國的立場，對中國來說，或許不是出自其本意，但由于退讓了一步，就可以在這個前提下來處理補救了冊封體制所規定的原則。這是雙方一次極有趣的外交策略。{28}
注釋：
①參見王勇著：《日本文化——模仿與創新的軌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57頁。
②栗原朋信：《上代日本對外關系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版，第242、139、121頁。
③{11}{24}王貞平：《漢唐中日關系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01頁。
④《隋書·倭國傳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于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⑤見《隋書·倭國傳，而日本史籍《經籍后傳記載其國書作“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乃為后人所篡改。
⑥⑨{26}參見黃尊嚴：《隋日交往中的“國書”問題研究述評，載《北方論叢1996年第5期，第90、92、91頁。
⑦王貞平：《漢唐中日關系論，第137－138頁。
⑧坂本太郎：《圣德太子，（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版，第122頁。
{10}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與史學，（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年版，第15頁。
{12}《獨斷（《四庫全書本）卷上，載：“天子，夷狄所稱”。
{13}參見《日本書紀卷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六及《續日本紀卷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五、三十三上和三十五等記事。
{14}參見《日本書紀卷二十三、二十五及《釋日本紀卷二十、《異稱日本傳卷一上等記事。
{15}日文的“きみ”本是指住在首都之外的皇族成員“皇別”所用的姓。用于稱呼外國君主顯然缺乏正式、尊敬的意味，甚
至朝鮮半島諸國君主沒有資格被稱為“きみ”，日本史料多以“こきし”相稱。600年倭致隋的國書中稱倭王為“阿輩
雞彌”，即“おおきみ”的對音。以日本“皇別”所用之姓“きみ”稱外國君主，就是在政治上把他們置于日本的君主權
威之下。此國書中倭王自稱與稱呼隋帝同為“天子”，應視為倭王企圖與隋帝平等交往的標志。
{16}東野治之著：《遣唐使與正倉院，巖波書店1992年7月版，第98頁。
{17}{21}韓升：《考釋，載《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49頁。
{18}[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76頁。
{19}《隋書·煬帝傳。參見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15－128頁。
{20}參考韓升：《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初探，載《澳門佛教16期。
{22}參見韓升：《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89頁。
{23}日本史書《歷朝釋氏資鑒甚至將《隋書·倭國傳中的“帝覽之不悅”，改為“帝覽之甚悅”。
{25}《經籍后傳記載：“隋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即小野妹子)來觀國風。”
{27}《懷風藻載《釋道慈二首的序文中有：“釋道慈者……大寶元年遣學唐國。……唐王憐其遠學，特加優賞。……養老二年歸來本國，帝嘉之。”
{28}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頁。
{20}參考韓升：《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初探，載《澳門佛教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