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小嚴說你對改革有一番理論，我很感興趣，聽他說你很年輕，可是見到你本人之后我才知道我還是低估了你的年齡，沒想到我竟然還有這么小的一位知己。”老人快步向王小明走來，一點也不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
“朱……總理。”王小明沒想到這位以冷峻著稱，竟然是如此的和藹可親，這要是被外面的記者知道了，那還不得驚得掉了下巴？
“我來這里是休假的，在北京工作太忙，好不容易才來這里休息幾天，聽小嚴說起你，所以才想請過來，沒打擾你吧？”朱說道。
“沒有沒有，能見到您是我的榮幸。”王小明激動的道，他并不是因為面前這位老人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因為他的人格和犧牲精神，他退位之后多少人曾經對他破口大罵？可是他不管是在什么場合，從來都不說一句，退位了就什么都不講了，不顧名利，現在的人有幾個能做到？
“我聽說你對中央目前的政策有看法，理解得有別人不一樣，來，跟我說說你的想法。”朱說道。
王小明知道，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的是朱镕基；雷厲風行，快速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的也是朱镕基。朱深明經濟轉軌期的邏輯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為社會變遷劃出了一條底線：分化是必須的，但只能到此為止。
王小明其實早在前幾年從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就開始觀察他的行為，其實他的傾向性還是有的：對于加速社會轉型的改革，朱總是盡可能全力推進；對于“公平”價值和底層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線之上。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標和邏輯決定的！
這說明朱的著眼點，并非社會.一時的穩定，而是國家長遠的未來。社會大眾暫時損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識形態的障礙，曾經使總設計師遲遲不愿意啟動更深層改革，以至于問題越積越厚，后來者負載越來越重，改革者處境越來越難，騰挪閃轉的余地越來越小。
朱的歷史責任感和個人風范都不允許他繼續因.循茍且，踟躕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陣”和“萬丈深淵”，不惜承擔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罵名——只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人們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職答問時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義。
“有人曾經說我偏向國有企業，不對國有企業的體.制進行深化改革，對此你有何看法？”朱看到王小明很拘束，主動挑起了話題。
早在前年，由朱主導的宏觀調控中，他就曾經說.過，不放棄低效的國有企業。中國的事情很復雜，不能完全按經濟規律辦。
給陷入困境的.大型國企輸血，既是一種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必要妥協，更是一種顧慮到大多數人即時利益的策略讓步。如果國家金融力量轉而支持私有企業，那么本來就已經陷入困境的國企，在遽然斷奶下，必然會訇然倒下。
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萬上億的失業工人更無法安置。正在擴張中的私企難道能容納下這么多工人？中國的失業問題，根子在人口過多，勞動力過剩，只有低效率的國企才能容納這么多“多余”的人。這是一種變相的社會保障機制；這也是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國企有必要盡力維持的理由。轉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成燎原之勢。國企倒閉，大量工人突然失業，而私營企業聚集和增殖的財富短期內又不可能轉化為社會福利，怎么辦？改革不能不瞻前顧后，匍伏而行。
“您曾經承諾國企三年脫困，讓他們適應市場，也許在目前是最好的辦法吧。”王小明選擇性的說道，有些話他可以跟嚴森暢所欲言，可是對著這位老人，王小明知道很多話他只需要稍微說幾句，對方就能了然于胸。
朱并非不知道國企已不可救藥，實際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動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說，甚至還得說相反的話。
實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國企改革的進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萬人的利益損失，更要顧及他們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夠放大或縮小人們的實際承受。如果國企職工們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拋棄，那么他們心中余下的只會是對生活的絕望，對社會的仇恨。只有讓他們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進行。這有點類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莊家才能悄悄出貨。朱作為政治家，其公開言論都是政治行為，只能作如是觀。所以面對批評和指責，我們也許圖了一時的嘴快，但是當冷靜下來，仔細查看整個改革和歷程時，我們才發現，原來這位老人是多么的可敬。
“是啊，三年脫離困，看來，如果政策不向他們傾斜，不要說三年，也許三十年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脫困。95年的時候我主導宏觀調控經濟軟著陸，現在軟著陸了，可是卻被人說扼制了經濟活力，我想你應該不會這樣想吧？”朱對于王小明短短的回答并沒有不以為意。
95年他宏觀調控搞“軟著陸”，扼制了經濟活力，導致十幾年后的通貨緊縮和經濟疲軟，其實二年多后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這種后遺癥，這也是很多人，包括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和中下層階段對他最大的詬病。
不可否認，21世紀出現的通貨緊縮與朱1995年實施的“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確有相關。經濟周期，本來就是客觀經濟過程與人的主觀對策互動的結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滯后期，度在哪里，很難把握。如果再適逢外界變化，治理通漲的措施往往會導致通縮，反之亦然。這本來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種只知道砸磚的磚家，只圖嘴巴痛快，將這些東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果沒有朱從1995年開始的鐵腕整治，以當時中國的家底和狀況，中國很可能是金融風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國家（當時有很多金融大鱷瞄準了中國）。看看馬、泰、菲、印的慘狀，究竟是要金融崩潰，還是要二十年后的相對疲軟？雖然金融風暴還沒有發生，但是現在已經初見端倪，王小明是過來人，他當然知道。可是面前的這位老人卻能準確的預見和提前預備，否則中國這個巨人也許會在一剎那間轟然倒塌……
孰是孰非本來不難選擇，但社會批評家們往往是“常有理”，他們號稱兩者都不想要，他們只要繁榮和增長，無限的繁榮，永遠的增長。那么請問他們即使是站在事后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沒有，連馬后炮都響不了；要不就是毫無可操作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們的事，我們只管批評，只負責指手畫腳。（所以當以后大家再看到相似的批評和指責時，我希望能冷靜的多想了想，如果沒有這位老人，也許我們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坐個公交車也許得抱一大堆錢去買張票！）
可是現在王小明怎么好對他說呢？難道跟他說由于你的宏觀調控而使得我國在即將要暴發的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幸免于難？那樣的話，也許王小明可能會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醫院去的。
國有企業本來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在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國企只要不是在壟斷行業里，那基本上就會被淘汰，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朱的做法，只是為了延遲或是緩解他們被淘汰的時間，這也是變相的一種社會保障機制吧。等到社會保障機制完善之后，國企才會大面積的倒閉。就像王小明在NC市那樣，如果他不能保證原重型機械廠工人的安置問題，那不管他的收購價格出得再高，NC市也不可能把重機廠賣給大可公司。
還有一個受指責的是朱不應該征那么多稅，把企業和個人都弄窮了。一個事實是，朱的稅收增長并非源于稅率提高，而是源于打擊走私和嚴格征收。換言之，朱的稅收增長并未加重依法經營者的稅負。嚴格征稅，既利于增強財政吸取能力，更是規范經濟秩序，維護公正，建立市場正向選擇機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團非法牟利的有力舉措，其意義更在打擊走私，阻止外來商品對本國產業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這樣有利于當前長遠的明政，為什么會遭遇這么強烈的反對？不錯，現在生意不好做，賺錢不易，有人抱怨稅負過重，又不能參與意見，這些方面確實都存在問題，需要設法改進，但這些都不能構成反對嚴格征稅的理由，二者不能混為一談，社會批評更不應該混淆了界線。
再說了，從儲蓄余額看，個人和企業財產不但沒有因此減少，反而還節節攀升。可見民間并不缺錢，缺的是投資渠道。
于是朱大力推行積極財政政策，試圖以政府投入帶動民間投資，加速經濟運轉，打敗通貨緊縮。這又被認為是大手大腳，好大喜功，并稱朱為“赤字總理”。
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績效，功不功的問題，而是事關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穩定的首要問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貨緊縮對經濟的疲軟效用，維持了經濟增長勢頭，從而維持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各種經濟和社會危機因素抑制在潛伏狀態，沒有即時爆發出來。
以說，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系于經濟的穩定，而經濟的穩定系于國家信用，系于市場參與者對經濟的信心，因此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講“大話，空話”的原因。朱不是小學生，他講話不是要向誰匯報思想，他講話大都是政治動作。朱從好的一面闡釋中國經濟，讓世界對中國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氣，人氣鍛造繁榮，這有什么不好？
王小明就像朱的一個貼心知己，王小明雖然說的不多，但每句話都能說到點子上，這也讓朱對他越來越看重，漸漸的，兩人好像已經忘記了對方的年齡和身份，就像一對忘年交似的，促膝談心，直到日薄西山，兩人還是談意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