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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午飯，李思明和曾智一起到了公司。
公司里每一位的雇員，見到李思明都會大叫：“嗨，李，你真的會中國功夫嗎？教教我怎么樣？”
天知道，中國功夫是什么樣的？李思明不得不一再地撒謊說：“這是我家租傳的，無血緣關系不得外傳。你若改姓李，我可以教你。”
大衛弗蘭克爾最近很高興，《阿甘正傳》還在持續上映，海外市場已經全面鋪開，票房分成一天天地高漲，這是他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么多的錢。雇員們也很滿意，不僅努力有成績，薪水又長了一次，老板在這方面從不吝嗇。唯一有些麻煩的是，公司一天天地擴大，這座大樓不久就裝不下那么多人。總之，公司蒸蒸日上，也許某一天能濟身一流電影公司也說不定呢。
不過到目前為止，公司只投拍李思明一個人的電影，弗蘭克爾知道這不是一個電影公司正常邏輯。在好萊塢，通常是電影公司手中有劇本，然后找導演拍，或者是導演手中有劇本，找電影公司投資。弗蘭爾見過不少導演，這些導演中，有不少還是頗有名氣，他們想讓麥克肯納公司投資他們的電影。李思明已經在媒體面前透露，將來他會離開好萊塢的，弗蘭克爾只好未雨綢繆，找一些好的本子。
“李，聽說你將來要離開好萊塢？”弗蘭克爾一見面就問道，語氣不善。
“聽著，大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對你來說拍電影就是全部。而我卻不是這樣認為。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選擇。”李思明道。
“可是公司怎么辦？”弗蘭克爾有些擔憂。
“我本來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李思明話有所指，但弗蘭克爾卻以為他只是謙虛，“好萊塢是個豐富多影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人加入到這個圈子里，只要我們地眼光有足夠的敏銳，就少不了會制作出好的電影。麥克肯納公司想做大做強，就必須尋找更多的劇本，更多的有才華的導演。不斷地推陳出新，這才是公司持續發展壯大之路，而我目前不還是在這里嗎？”
“我不得不說，你說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感到遺憾。”弗蘭克爾情緒不高。
“大衛，放心吧。我雖然將來會離開，但我會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至少我會對你找到地劇本發表一下我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的眼光還不錯！”李思明開導道。拍電影實在是賺錢。李思明沒有理由放棄賺美國人的錢。只不過，是別人替他賺錢而已，只要看到劇本，他就能知道這部電影有沒有投資的價值，何樂而不為呢？
“那么，我們談一下下一部電影吧？”弗蘭克爾似乎忘記了剛才的失望，他對李思明的下一部電影有些迫不及待了，“你準備做些么？”
“這一次，我準備再換個口味，拍一部戰爭片！”李思明道。
“哦。越戰片嗎？自從《獵鹿人》成功之后，這類型的頗更歡迎。不過此片也很有爭議，有人認為這部電影是對戰爭的歪曲。另外，你地國家正在打仗呢，在我們美國人看來，都是一回事，你得考慮清楚。”弗蘭克爾有些擔心，“而且科波拉地《現代啟示錄》讓人失望，聽說現在科波拉現在到處替別人拍片還債呢。”
科波拉是刀年代中期崛起的一名導演，1974年先后執導經典之作《教父》，《教父續集》而名聞世界。兩部影片都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教父續集》還使科波拉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他還再以《對話》獲得葛納電影節的金棕桐獎，名震世界影壇。
《教父》和《對話》獲得的榮譽與巨大的商業成就使科波拉從“才子”一躍而成為“影業巨子”和百萬富翁。取得了成功的科波拉開始方雄心勃勃。他想在美國電影界當真正的巨子，他要超過好萊塢歷史上那些威名赫赫的電影巨頭。在他看來，米高梅，華納，派拉蒙公司的頭頭僅僅只會理財，而他卻既善經營，又會拍片，他要追求自己的藝術之夢了。他要是知道李思明這位“才子”只是打著“藝術”地旗號行賺錢之實的話，不知道該稱贊還是鄙視李思明。
經過數年的準備之后。科波拉決定獨資拍攝《現代啟示錄》。他決心把這部影片拍成“大題材”，“大場面”，“大資金”的電影。為了籌集資金，他先把影片的版權賣給了美國和歐洲的發行公司。得到了一千三百萬美元。這還不夠，他又孤注一擲，押下了自己買下的摟房，。盤出了他的出版社，他帶著規模有如一個加強營一般的攝制組，一頭扎進了菲律賓的叢林之中。但是嚴峻地現實接踵而至：他向“五角大樓”商借飛機，大炮，兵艦，軍方因為不滿于這個故事而拒絕了。
不得已之中，他只得高價向菲律賓政府雇士兵，租飛機，買游艇改裝成炮艦。在拍攝過程中，又遇到了兩次強臺風，他精心做成的布景被吹得稀里嘩拉，拍攝不得不停頓了六周。正在這時，主要演員因故拒演，不得不重拍他的全部鏡頭。《現代啟示錄》總共耗資三千六百萬美元。在當時，這恐怕是美國制片之上最高的成本記錄。這還不算，科波拉為了追求藝術上的完美，不惜一再返工重拍，膠片耗費達一百萬英尺以上，歷時三年之久。影片拍攝期間，科波拉整天不間歇地工作，餓了吃點三明治，體重掉了三十公斤。
1979年，科波拉趕在圣誕節前發行了這部影片。令人遺憾的是，評論界對這部電影一片死寂，他們竟然看不懂科波拉想在電影里要說明什么。觀眾們對這部高成本新片也并沒有表現出科波拉曾經期待過的熱情。影片沒有收回成本，科波拉欠下了一屁股的債。龐大的廣告宣傳也沒有為影片帶來福音。該年度地奧斯卡獎角逐中，這部影片又榜上無名。不用說，這對于雄心勃勃的科波拉，是一個沉重地打擊。后來，他再也無力獨立投資拍片，只能更雇于好萊塢各大制片人，從執導影片中賺錢來償還債務。到八十年代，科波拉幾乎一撅不振。他辛酸地說：“我準備洗手不干了。我看不出我為什么還要在目前的條件下工作。我現在已經不再去電影院看電影，我只是在自己家里放映一些老影片自娛。”
“這個人很不錯，我們可以高薪雇傭他來，給我當助手。我正好要拍戰爭電影，他在《現代啟示錄》中塑造的戰爭場面很經典，我正需要這樣的人。”李思明對這位“欠債”導演很感興趣，科波拉現在很潦倒，但是李思明知道此人會再度一鳴驚人的，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來得要好。
讓未來的牛人給自己當馬仔地感覺很不錯。李思明想。要是雇傭未來的美國總統，州長之類的，那該多好啊。李思明是個值得信賴的人，這是“別有用心”的李思明給別人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這個應該沒問題，不過你真的要拍越戰嗎？”弗蘭克爾問道。
“哦，不是，我拍的是二戰。”李思明是不會去越戰片地，“那一場戰爭我們都是正義地一方。”
美國人認為，越南戰爭是美國在錯誤的年代錯誤的地點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它造成了美國社會的進一步動蕩不安，以及價值觀念的喪失和累累的精神傷痕。越南戰爭結束后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越戰成了好萊塢電影的熱門題材。繼電影《獵鹿人》之后，一系列震憾人心地越戰片相繼問世：《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屬外殼》，《河內一希爾頓》，《漢堡包高地》，《戰爭傷心云》，《早安，越南》，《失蹤人員》，《野戰排》等，它們凝聚了美國人對這場不義之戰的痛苦反思，這些影片不僅轟動了美國也轟動了世界。所有這些題材的影片，為好萊塢帶來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但是中國人的觀點卻不同，至少在李思明的觀點中，有著完全相反的意義，這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是為爭取生存的空間而打的戰爭。李思明和他地隊員們在叢林中流血犧牲，總不能因為美國人的觀點而否定了自己。
“很久沒有人拍這個題材了。”弗蘭克爾說道，他有些擔心，因為這個題材過去拍得太多了，他有些疑惑。不過他又想到李思明總是出人意料，就不再懷疑了。
“你有了劇本嗎？”弗蘭克爾問道，“我手頭上劇本不少，可都不是二戰的。”
“沒有。”李思明坦白道，看到弗蘭克爾驚訝的表情。補充道，“我曾跟格盧姆提過的。他現在恐怕已經完成初稿了。”
什么是主旋律？
這是中國人常說的名詞，也許是中國人創造的名詞。提到這個詞，中國人會想到董存瑞，想到了王成，想到了焦裕祿（這個人物恐怕有人根本不知是誰？）。
美國人不講主旋律，因為他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他們可以借一位喜歡胡言亂語的名叫巴頓的人之口，說明只有美國人才能擊敗希特勒；他們讓一位美國總統，身先士卒親自駕駛戰斗機，向外星人表明美國人是不可戰勝地，順便說明美國是地球唯一的守護者；他們可以讓幾名最多只有高中文化地美國礦工，搭載航天飛機，飛往一顆即將與地球相撞的彗星慧星，然后證明只有美國人才能拯救全人類。這是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抵制好萊塢的原因之一。
但是好萊塢并非都是如此直白的宣稱美國的個人英雄主義主旋律，首先，從影片的價值取向上來說，它總是避開國家，民族之間有著明顯分收爭論的敏感話題，而去表現人類社會中每個個體的人都容易接受的價值觀念與心路歷程。好萊塢電影中地低俗之作并不少見。但其中的優秀作品，的確在故事和角色的演繹中，表現了真，善，美這些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念。
其次，好萊塢影片作為一種商業社會的藝術追求，它有著求新的探索，但不那么曲高和寡：有民族的特色，但不那么封閉與排它，它所苦心追求地是贏得最大多數觀眾認同的共同美感。商業社會需要的是更具備超越性的規則，全球共同的行為規范。需要以最大多數的觀眾內心深處都可以接受的倫理，道德去作為藝術作品的精神支柱。好萊塢電影的底色。正是這種倫理價值觀與審美追求。這正是它撥動全世界觀眾心弦地秘密法寶，正是它在世界電影領域遙遙領先地根本原因。而被李思明稱之為黑馬的《母女情深》旨在以人生酸甜苦辣來詮釋母女復雜親情關系的溫馨小品，家庭倫理道德的回歸正是七十年代末以來，美國人內心需要的，也是美國社會的主體——中產階級所推崇的“主旋律”。
所以他們也能更含情脈脈地，充滿人文關懷地讓入個美國大兵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去拯救另一位大兵，然后說明“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價值觀，并可由此上升到“人權高于一切”地地步。不要忘了。斯皮爾伯格電影中的那個勇敢的考古學家瓊斯首先也是一個美國人。
典型是那部《獵殺U571》。創作者似乎刻意忘了其他盟國的功績，甚至是技巧性地“夸大”了美國的功勛。此片在歐洲受到了猛烈的抨擊，有些偏激的言論干脆直指“美軍從未在對抗型潛艦中出過力”！一群平日奉行享樂主義的美國大兵，在戰場上搖身一變成為盡忠職守的士兵。除了英俊的軍官，導演還不忘了安排一個平日打理伙食地“黑人”臨陣掌舵，還不忘安排一段美軍格救德國士兵，反遭“恩將仇報”，最后不得不除之后快的橋段，于是，就在一連串精巧的烘托下，一部高舉美國英雄主義的電影呼之欲出。
中國的觀眾已經被那些中國導演們永遠沒有新意的說教給慣壞了。以至于后來，“主旋律”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貶義詞。為了表達對上一代人軍事小說作家和戰爭題材導演的“鄙視”，中國的作家，編劇和導演們，在戰爭小說和戰爭影視劇中增加譬如軍人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士兵和軍官開始說臟話等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生活細節，愛情，家庭生活，臟話，它們不能構成甚至根本不能構成ren性的標準。如果它們是人性地標準，那么文學和影視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來越失去對人性的判斷。這樣的作品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觀眾的認同。
李思明準備拍那部八個美國大兵拯救另一位大兵的故事。這是美國人的“主旋律”，在李思明的內心深處，還是有些顧慮的，因為李思明在拍美國人的馬屁，拍得還將會是很有“藝術性”的。
《肖申克的救贖》在中國國內被認為是一部“揭露美國司法黑暗的電影”。
《阿甘正傳》被認為是一部“貓述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腐朽與性墮落的電影”。
中國國內的影評在這個時代，還是抱著批判和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待外國，包括李思明的電影的，李思明有些擔心這部戰爭片國內會如句評價？
“歌功頌德？”李思明在心中預測，“都見鬼去吧！”
人們總是會為自己尋找借口。總是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不得以或者天經地義。李思明看得挺開，這不過是金錢的魅力占了上風。不過。這部電影還是將會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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