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第二次“跌倒”：結束宦官專權后的袁家
雖然打倒了梁冀，漢桓帝卻無法規避梁冀留下的麻煩。太學的擴招，制造出許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沒法給他們設計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話語權的文人們只好靠批評政府和相互吹捧來發泄不滿。于是，東漢中后期沒有再誕生過一位“好皇帝”。
為了咸魚翻身，袁家借住文人們的“無私”幫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們，并給成年的袁紹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著命運，象征著權欲，也象征著仇恨。可現實又一次跟他們開了個大玩笑，昔日的仇敵——竇家，居然再次當上了外戚！
梁冀垮臺、五宦官受封萬戶侯，象征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以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公元159年開始，宦官將會連續把持東漢帝國的朝政30年。漢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決定東漢帝國的前途，但決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運。無論當權者是外戚、宦官，還是黨人，東漢帝國政府都遲早離不了袁家的輔佐。
當袁家成員暫時處于在野的輕閑狀態時，剛剛當權的大宦官、車騎將軍單超卻遇到了煩心事。當了萬戶侯之后，單超給侄子單匡弄到了濟陰太守的肥缺。濟陰郡屬兗州管轄，而兗州刺史第五種是東漢初年名臣第五倫的曾孫。說來這位第五倫和袁家還很有淵源，他當年因為在北匈奴政策上與漢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調，結果丟掉了司空的職務，由袁安取而代之。就這樣，袁安踩著第五倫的肩膀，躋身于三公行列。
身為典型的公族成員，第五種非常看不起閹黨。他見單匡到任后驕橫不法，便派一名叫衛羽的官吏暗中調查，發現單匡在半年任期內貪污了6千萬錢，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罷免單匡，并譴責單超。單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殺衛羽，沒想到衛羽武功高強，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陽。這樣一來，單匡罪上加罪，單超極為被動，只好設法幫任方從獄中逃走，又編造罪名逮捕第五種，發配到朔方充軍。時任朔方太守的是單超的外孫董援，他受單超旨意，只等第五種一到，就準備亂棍擊斃。不料第五種剛到太原，就有大俠攔路殺死解押衙役，將第五種救到安全的地方隱居起來。單超聽說之后，又氣又急，加上單匡被捕入獄，他遭受牽連處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間影響很大，后來成為《水滸傳等許多武俠演義小說的藍本。
單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閹人收斂。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競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鋪張奢靡，如同皇親國戚。有民謠評論他們說：“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墯。”這是說：左悺可以令皇帝改變心意，具瑗無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別，徐璜容易發脾氣，唐衡則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親戚或任刺史，或為太守，也都熱衷于盤剝百姓。
雖有宦官的橫行霸道，后梁冀時代的東漢政局卻還是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聲譽日高一日，每日賓客盈門，卻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見。能夠進李膺家大門的，號稱“登龍門”。太學生尤其追捧李膺，陳留人符融拜李膺為師，李膺每次見符融，都與他獨處一單間，令其他太學生羨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薦自己的同學——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漢書作者范曄的父親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諱，所以在《后漢書中將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為“太”，如郭太、鄭太等等。)
因為和李膺一見如故，郭泰很快名揚京師。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專程去送他過黃河，二人同舟共濟，河岸上觀者如云，都稱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歡評論人物，后來他的點評常能決定一個人在官場的前途。郭泰為人穩重，不愿入官場惹是生非，社會上評論說：“郭林宗自己雖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話就能讓別人成為三公。”
另一個為李膺看重的太學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師，有子八人，號稱“荀氏八龍”，其中荀爽的名氣最大，和李膺的關系也最好。荀家成員都擅長謀略，后逢漢末亂世，他們為袁紹、曹操等軍閥獻計獻策，風光無限，這些是后話不提。
李膺的名氣既大，其好友陳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備受知識分子崇拜。太學生視他們為正義和知識的化身，為其編了順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稱李膺、杜密為“李、杜”。“李”、“杜”兩姓似乎特別有緣，中國歷史上有好幾對著名的“李、杜”，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馬融、袁湯等人手中的李固、杜喬，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們雖然沒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樣有名，但也堪稱流芳千古了。李、郭兩姓同樣有緣，東漢時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這兩對，唐朝時就更多了。但是，劉、李兩家卻不大合得來，漢朝時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時劉姓往往不得志，這無疑和五德終始理論有密切的關系，當然也有現實政治的考慮。
幾年之內，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經常在一起聚會，縱情談論家事、國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評政府和相互吹捧為主。崇拜他們的太學生們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愷”，給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們編了名單，分為五類，號稱“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雖然具體人名眾說紛紜，但總不外乎李膺、陳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來，倒是很方便東漢政府日后將這些以清高自許的所謂“黨人”一網打盡。
對于黨人或清流的歷史地位，歷來有不少爭議。一方面，許多人認為他們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當朝的黑暗勢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他們眼高手低，不切實際，清談誤國。平心而論，在野人士因為不掌握實權，具有與生俱來的道德優勢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是人性使然，也無可厚非。執政者因為掌握實權，具備謀私利的客觀條件，加上獨裁帝國的監察制度不可能完備，所以必然會有值得批判的缺點。以西漢的兩大賢臣為例，蕭何有經濟問題，衛青有人事問題，可謂人無完人。可是，如果賦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樣的權力，他們確實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國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禁止自由言論，特別是私撰歷史；二是把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納入政府，讓他們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條路線，漢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條路線。前一條路線簡便有效，卻不能長期維持；后一條路線成本巨大，卻可以維持較長時間。從商周到東漢，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貴族治國，再到武夫治國，最后到文士治國的歷史沿革。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東漢帝國卻面臨著空前的尷尬局面。漢桓帝承梁冀亂政和漢羌百年戰爭的余弊，為了加強自身權力和重新發動邊疆戰爭，不肯擴大外朝，將更多知識分子納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論，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漢桓帝時代與以往的時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東漢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時代，因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本人就曾是太學生。通過歷代東漢執政者對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統儒家學者司馬光曾經高度贊揚的“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但是，對于帝國制度來說，太多的知識分子其實是災難，明清時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為文盲更容易被統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頒布的《學而優則仕詔，為漢桓帝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他得給3萬多名受過正統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學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務農、經商的。這些太學生不屑于從事農、牧、工、商、醫、兵等當時被視為下賤的行業，一心要做官，而帝國政府內壓根就沒有這么多職務，過高的官民比例也會令國庫入不敷出，并且會造成官僚主義惡性發展。
知識分子沒有官做，必然會批評政府，特別是批評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帝。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東漢中后期，居然連一位“好皇帝”都沒有。誰要是以為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他就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所有的史書都是由知識分子撰寫，也是為知識分子辯護的。當史書作者看到與自己的地位和經歷相似的人受到打擊或排擠時，便不免會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為之辯護了。
如果漢桓帝順從知識分子的意見，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陳蕃、杜密等“正直的黨人”，歷史將會向什么方向發展呢？只有一種：改朝換代。王莽的鬼魂在東漢時期始終揮之不去，歷代東漢君主很清楚，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原的知識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國不保大漢”的。假若順其自由發展，下一個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劉，也許姓李，也許姓陳，也許姓杜，也許姓袁——對了，這些姓氏不都是屬土德，崇尚黃色嗎？知識分子們也一直在說：漢朝都滿365年了，黃龍不斷出現，災異齊備……這里的潛臺詞是：姓劉的，你們的時候早到了，趕緊自覺地下臺吧。正如范曄在《后漢書•孝獻帝贊里說的那樣：“天厭漢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已！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了盡量加強自身權力，并延長東漢皇朝的壽命，漢桓帝不得不頻繁地更換政府成員，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幾年，他就會打擊一次當朝勢力，有時是外朝的黨人，有時是中朝的宦官。但這對于帝國機器的高效運轉來說，實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漢、魏、晉一脈相承的“中華第一帝國”之衰落，禍根其實在東漢初期，甚至西漢后期便已經埋下了。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喚醒了民眾參政議政的公民意識，削弱了他們的奴性，對倡導獨裁專政的帝國制度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青年袁紹也參予到了時髦的“黨人崇拜”活動中去了嗎？史無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的教導，年滿15虛歲的青年男子，特別是出身達官貴族家庭的名門子弟都可入東漢太學。公元160年，袁紹已經年滿15虛歲，有了進太學的資格，這時也正處于“黨人崇拜”運動開始步入高潮的時間段，他不可能不受影響。后來與袁紹關系密切的黨人有：陳蕃、李膺、荀爽、王允、韓融、伍瓊、陳紀、張邈、劉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員，數量可謂相當大。若非經常出入于太學，袁紹很難結識這么多黨人。
上太學期間，袁紹還有一件大事要辦，就是結婚。與袁紹聯姻的家族當然不會是無名之輩，但所有史籍都沒有記載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們不妨暫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結婚幾年以后，袁紹終于到了要畢業的時候。按規矩，成績好的太學畢業生可以擔任“郎”的官職。在太學里，袁紹肯定選修了他的家學《孟氏易，所以成績也不會差。《漢末英雄記說袁紹“幼使為郎”，也就是不足20虛歲，尚未舉行成年冠禮的時候便從太學畢業，擔任“郎”。“郎”分好幾種，有負責向朝廷提意見的“議郎”，有負責禮儀事務的“治禮郎”，也有負責在宮殿內外站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祿相差很多，可達兩倍以上。大體說來，議郎的工作最輕松，不用值班，沒有重體力工作。但實際上，議郎也最危險，因為他必須經常發表對時政的看法，容易招來殺身之禍。
當了幾年“郎”以后，袁紹終于迎來了自己的20虛歲生日，也舉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禮。那應該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靜簡樸的婚禮相比，漢代中國人的冠禮過程要熱鬧許多，也復雜許多。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中國，行將舉行冠禮的青年人可以分為三類，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兒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兒子叫庶子，父親已經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紹本來是庶子，但因為過繼給伯父袁成，所以一躍而為嫡子；因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變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規矩舉辦冠禮。
冠禮開始前，還得先占卜，看哪個日子舉辦冠禮比較吉利。隨后，袁紹就應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親生父親袁逢)邀請袁氏家族的親朋好友、同事故吏們來參加自己的冠禮，人數越多越好。在來賓之中，又要通過占卜，挑選出一位主賓，他將是冠禮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還必須準備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進賢冠。這三種冠都是先秦古冠，漢朝時已經發展出了好幾十種新式冠，但在冠禮上還是以這三種古冠為主。在20虛歲之前，未成年男子沒有資格穿戴這三種社交場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稱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裝一塊長木板，但是與帝王和高官貴族戴的冕旒不同，沒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種類的冠尊貴；皮弁即諸葛亮在圖畫、戲劇和影視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較爵弁低一等；進賢冠即先秦的緇布冠，用緇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為簡單，地位也最低。這三種衣冠又各有各的用處：爵弁最華麗，用于宗教祭祀活動；皮弁最結實，用于軍事狩獵活動；進賢冠最簡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國人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教高于軍事，軍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經濟等日常工作。同時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等許多民族也都有這種思想。
古代中國人講究“衣冠一體”，每一種冠都要配相應的服飾：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緇麻衣，進賢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則就是“非禮”。現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頭時必穿長袍，穿西裝時則不能戴包頭，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
在冠禮那天，孤子袁紹按照主人的規矩在門口迎接來賓，并陪同他們進屋。袁家全體男性成員也都要在場，大家一律穿著黑色的玄端服，頭戴進賢冠。只有袁紹還不能戴冠，作為未成年人，他頭上只是簡單地束著左右兩根辮子，叫做“兩髦”，也稱“總角”。
冠禮在袁紹家中父廟里舉行，廟內的正堂就是袁紹的T形臺。經過一系列程序，主賓解開袁紹頭上的兩髦，扎成一個發髻，隨后依次把進賢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紹的頭上。每次戴冠的時候，主賓都要對袁紹說些祝福的套話。每換一種冠，袁紹就要進側房去換上相應的服飾，再出來向賓朋們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紹戴上最尊貴的爵弁，與賓朋們飲酒并祭祀。冠禮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還得帶著祭祀用的干肉去見自己的母親，然后回到主賓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賓在大庭廣眾中向袁紹宣布的。他應該這么說：“現在，三次加冠的儀式都已經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現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這個字非常美好，正與你這樣的帥哥般配。字取得適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遠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禮至此結束，賓朋們現在可以盡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飯桌上討論袁紹的未來了。與婚禮晚宴上新婚夫婦吃的大魚大肉相比，這頓飯葷素搭配，營養更加豐富，就餐者還能夠品嘗到像蝸牛這樣很受歡迎的風味小吃。
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是誰給袁紹起了“本初”這么一個字。從先秦古籍看來，“字”雖然由主賓宣布，卻和“名”一樣，由父親選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兒子。主賓只是個傳聲筒，他不會更改早已確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變成了袁紹的親生父親袁逢，“本初”這個字或許就是由他選定的。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袁紹的祖父袁湯此時如果依然健在的話，肯定也會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湯或袁逢給袁紹起“本初”這樣一個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紹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還是袁湯當上“三公”的年份。對于袁紹來說，這個“字”象征著命運，象征著權欲，也象征著仇恨。只要袁紹不忘記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記血腥的宮廷政治，忘記不了對禁衛軍的控制，忘記不了對皇帝的廢立，忘記不了袁家是怎樣獲得三公與侯爵頭銜的，更忘不了追求中華帝國的最高權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東漢帝國政府頒布《學而優則仕詔的年份，是太學劇烈擴招的年份，也是“黨人”開始形成的年份。袁紹既然決定以“本初”為字，就不可能再與太學和黨人脫離關系。
在冠禮上，剛剛成年的袁紹很可能通過與貴賓高朋們的交流，確定了自己下一步的發展方向。當時，官場上的升遷總是需要顯貴大員們的介紹信，而這恰好是袁紹冠禮上最好的賀禮，聰明人絕不會放過這個巴結袁家的天賜良機。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紹就辭去了那個打雜的“郎”官，到濮陽當縣令去了。
當代的濮陽只是省級貧困縣，但在東漢時期，濮陽縣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東漢帝國分為13郡，即司隸校尉部、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兗州分為6郡2國，其中總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東郡，而濮陽就是東郡的首府。它雄踞黃河南岸，位于黃河中游和下游的結合部，交通便利，商業繁華，土地肥沃，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秦漢制度，人口超過1萬的大縣，其行政機關首腦叫“縣令”；人口不足1萬的小縣，其行政機關首腦叫“縣長”。東漢濮陽縣的城鄉居民總數接近10萬人，相當于一個小郡，濮陽縣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當于現代的開封市委書記兼市長。在出任這一要職時，袁紹不過20歲出頭，又從未立過什么功勞，袁家在官場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關系由此可見。沮授后來說袁紹“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
從洛陽前往濮陽上任的路上，袁紹不可避免地得經過偃師、成皋、滎陽、陽武、白馬等5縣。在陽武縣西郊渡過著名的運河“鴻溝”時，他很可能要使用一個當時名氣還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這個小渡口將因為袁紹的失敗而名垂千古。
在濮陽為官期間，袁紹給自己積攢下了不錯的社會口碑。《三國志說他“有清名”，也就是兩袖清風，不曾貪贓枉法。是啊，一個20歲的億萬富翁還需要貪污嗎？
從出生到就任濮陽縣令期間，袁紹的表現近乎無可挑剔。還在襁褓時，他便為繼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謂“仁孝之心，發于天性”。完成太學的學業，步入官場之后，他在就職期間廉潔奉公。把這兩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聯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結論：袁紹是“孝廉”的典范。東漢人非常重視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項選拔官吏制度就是“舉孝廉”。之所以要同時考慮“孝”與“廉”，是因為這兩種道德之間經常會發生沖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適合當官。舉例來說，一個人很孝順，在當官之后，把公家的財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顯然孝而不廉，不適合當官。而一個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亂，對朝廷的忠誠值得懷疑。漢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詔命天下郡縣“舉孝廉”，正可見他的雄才大略。袁紹未必被官府舉為孝廉，但他通過自己有意識的行動，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擁戴，由此“播名海內”。
在道德標兵袁紹舉辦冠禮，并且出任濮陽縣令的公元165年，中國還發生了許多大事。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桓帝漸漸發現自己新提拔的這些官員根本不夠用，于是從消滅梁冀集團的興奮中平靜下來，開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們。胡廣、韓縯、周景等人因為在倒梁運動中態度模糊被革職，但沒過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廣任太中大夫，韓縯任司隸校尉，周景任尚書令。
這位韓縯的祖父韓棱曾任司空，所以韓家也是個典型的公族。韓棱是袁安的好友，當年都以反竇憲聞名；后來與袁紹關系極深的“袁氏故吏”韓馥與韓縯同鄉(豫州潁川郡)，又同姓韓，恐怕也是他的親戚。
周景也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榮之孫，又是周瑜的從祖父。梁冀當政初期，他忠實地追隨梁、袁兩家，曾任豫州刺史，發現并起用了陳蕃、李膺、杜密等著名黨人。所以，袁、韓、周三家與黨人的關系早就非比尋常。《后漢書把他們三家列入同一篇傳記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們的復興，再加上士人的聯合抵制，宦官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朝廷每年都會收到大批檢舉他們橫行不法的奏折。雖然如此，只要漢桓帝不肯答應，宦官們就還無須為自己的命運擔心。但在公元165年，隨著漢桓帝的私生活發生變化，政治形勢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轉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樣，漢桓帝為人好色，宮女據說多達6千人，而且喜新厭舊。梁冀倒臺后，他對皇后梁猛的寵愛依舊，只是讓她改姓為“薄”，不久后又恢復鄧姓。鄧猛在當了6年皇后之后，年長色衰，漸漸失寵，而桓帝則與郭貴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熱戀。這樣一來，鄧皇后、郭貴人和田采女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糾紛。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陽皇宮內的千秋萬歲殿發生火災，而南宮內又發現了黃龍。按照五行學說，這兩件事都預示著東漢的火行已經走到了盡頭，將要被崇尚黃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漢桓帝對這兩件事感到非常煩躁，于是決心辦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廢掉鄧皇后。但是鄧家是老牌貴族，在宮里宮外都關系深厚，很多宦官為鄧皇后說情。漢桓帝覺得這些奴才太不象話，該好好教訓一下。正趕上太尉楊秉、司空周景、司隸校尉韓縯等人又聯名上奏，報告說中常侍左悺、侯覽的親戚貪贓枉法，漢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嚴查到底。袁紹的生父袁逢時任京兆尹，參予調查侯覽的哥哥侯參一案。結果，侯參、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稱相繼自殺，徐璜、侯覽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職逮捕。因在倒梁運動中立功而受封萬戶的“五侯”及其繼承人也全部降為鄉侯，剝奪大部分封地，這批宦官的6年統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團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廢掉了鄧皇后，將她軟禁起來。沒過幾天，鄧皇后暴死，她的兩個哥哥也都被處決。東漢的首席開國元勛鄧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終于徹底倒臺，再也不能復興。
如今，漢桓帝總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歡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對的聲音依然不少，特別是與舊貴族集團關系密切的黨人。太尉陳蕃堅持認為田氏卑微，不可立為皇后，而推薦扶風平陵人竇武之女竇妙。桓帝勉強讓步，召竇妙入宮，拜為貴人，又封竇武為郎。經過三個月試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終于立竇貴人為皇后，并拜竇武為越騎校尉，封槐里侯，后來又改封為城門校尉。
“竇”這個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錯，竇武正是竇憲的堂侄。在竇憲倒臺73年之后，竇家居然咸魚翻身，再次當上了外戚。竇武與竇憲之間的親戚關系如下：
扶風平陵竇氏家族簡化譜系
竇勛竇嘉
竇憲漢章帝皇后竇奉
竇紹竇機竇恪竇妙(漢桓帝皇后)
備受漢桓帝寵愛的田圣之所以無法當皇后，其實并不是因為田氏家族的社會地位低微，而又是因為“五德終始”理論。和袁氏一樣，田氏也是陳氏的分支。按照傳統說法，他們都出自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具備取代東漢的前提條件。按照王莽親自撰寫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終東漢一朝，虞、陳、田、袁、王、李、項、許等被認為出自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當然也就沒法成為外戚了。這也就是袁家后來雖然權傾天下，卻不曾與東漢皇室聯姻的原因——他們必須避王莽之嫌。
其實，袁家成員擁有非常優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記載，袁家男子個個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當長壽。袁湯病逝時已經86虛歲，袁隗被董卓處死時也不下70虛歲。長壽是東漢人能夠出任三公的必要條件之一，50虛歲以下的人幾乎沒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條件應當也相當優秀，是社會名流競相追求的對象。《后漢紀和《后漢書都記載，名士黃允年已40多歲，聽說袁隗對別人講：“找女婿，像黃允這樣的就足夠了”，便立即和妻子離婚，等著當袁隗的女婿。結果，黃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廣眾之下痛罵，而袁隗也沒有如愿把女兒或侄女嫁給他，賠了夫人又丟臉，竹籃打水一場空。若非有五行理論在其中阻礙，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樣，袁氏成員的職位肯定也就不僅限于三公，而是將會升至東漢帝國的實際執政者——大將軍。但是這樣一來，他們遲早也會像竇憲、梁冀那樣倒臺，不可能連續五代居官顯赫了。
第四節黨錮風云:袁紹的早期仕途
“黃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滿懷希望地等啊等，結果既沒等來“天下平”，也沒等來“圣人出”。他們等來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運動——黨錮。
漢桓帝是個成功的帝王，領土不斷擴大，人口平穩增長，遙遠的羅馬也來進貢，儼然有中興之相。可這些卻堵不住知識分子的嘴。于是，在軍隊的堅決支持下，桓帝終于發怒了。
袁紹母親的“及時”去世，讓他躲過了一場浩劫，可這個家伙居然一連服了六年的喪。他真的那么孝順嗎
公元166年初，全中國人都在談論一件怪事：一年以來，黃河水竟然變得清澈見底了。自古以來，因為流經黃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黃河河水都夾帶大量泥沙，渾濁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間，不光是黃河上游，從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條黃河居然都變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這時候，最受東漢知識分子崇拜的圣書《易經就必須出來救急了。按照從袁氏家學《孟氏易發展而來的《京氏易(又稱《京房易傳)的解釋，“河水清，天下平。”這正是民間諺語“黃河清，圣人出”的典故來源。后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樓賦里說：“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表達的也是這種思想。
看著空前清澈的黃河水，漢桓帝不知會作何感想。或許他挺高興：天下將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樣可能很憂慮：“圣人出”的意思或許是說，在今年，會有一個神圣的嬰兒降生，他將取代東漢，建立新的皇朝，那個朝代屬土德，崇尚黃色……抱有這種想法的一些帝王將會毫不猶豫地下令，處死當年出生的所有嬰兒，例如《圣經里的猶太王希律。所幸，漢桓帝還不像希律王那么殘忍。
老天爺實在是太幽默了。東漢的老百姓在看到黃河水變清之后，就滿懷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結果卻既沒等來“天下平”，也沒等來“圣人出”。最終，他們等來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運動：黨錮。
在黃河水開始變清之前不過幾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漢桓帝曾經宣布大赦天下。沒想到，就是這次大赦引發了黨錮大獄。當時，河內郡有個叫張成的人擅長預測，推算出皇帝即將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兒子殺人。當時擔任司隸校尉的李膺，將張成逮捕歸案，判處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違旨把張成處死。
其實，張成能夠提前算出漢桓帝即將大赦天下，實在不算神奇。首先，漢桓帝是一個酷愛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經大赦12次，從未連續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沒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會大赦。其次，漢桓帝喜歡在政局變動之后大赦，以往在殺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廢掉鄧皇后之后，也一定會大赦。更何況，張成與宮中有不少聯系，許多宦官找他算過命，就連桓帝都向他咨詢過，所以此人對宮中的消息比像李膺這樣的外朝官員靈通，一點都不奇怪。
張成之死要趕上一般時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瀾，但正好趕上陳蕃等人逼迫漢桓帝立竇皇后，皇帝對士大夫心懷不滿，再加上張儉案起，往日積怨便突然爆發了。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的這首《獄中題壁詩盡管有眾多版本，但都說明，東漢的張儉與杜根是譚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兩位歷史人物。清末經學盛行，而經學的根源在于兩漢，所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對漢朝典故特別熟悉。通過這首詩，譚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張儉那樣，為了自己逃命而連累親朋好友。張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難想見。
作為黨錮運動的導火索，張儉一案非常復雜奇異。較早成書的《后漢紀和較晚成書的《后漢書對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資治通鑒偏取《后漢書的說法，“為賢者諱”的春秋筆法頗為明顯。以當時情況而言，《后漢紀所載遠比自相矛盾的《后漢書真實可靠。
對于張儉案的起因，各種資料的說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覽是因在倒梁冀運動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兗州山陽郡，有一個同鄉叫張儉，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督郵相當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設立東、南、西、北、中五部督郵，代表太守調查民情，督察下級官吏，整頓治安。受山陽郡太守翟超委托，張儉調查侯覽，發現他行為不法，于是上書朝廷，請求將他治罪。但這封奏折落入侯覽之手，被扣壓不奏，侯覽又在桓帝面前說翟超的壞話，羅織罪名將他逮捕，侯、張兩人從此結仇。
這段故事有兩個疑問。第一，山陽郡人侯覽犯法，當由山陽郡太守翟超上書朝廷報告，不應由督郵張儉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務都由督郵、縣令越級直接上書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說翟超不敢得罪侯覽，又與所有史料記載都不符。第二，侯覽家住山陽郡防東縣，此縣位于山陽郡的西南部，張儉身為東部督郵，根本不該經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務都由一個督郵來管，那要其他4位督郵干什么？總之，按照東漢制度，像這種情況，應該由山陽太守責成西部或南部督郵調查，爾后太守將調查結果寫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對。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陳蕃多次向漢桓帝為他說情。這位陳蕃是袁湯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實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紹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負責調查侯覽的哥哥侯參一案，并導致了侯參的自殺，所以侯覽與袁家的關系必定也相當惡劣。當時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與閹黨水火不容，而只是與侯覽等少數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數黨人卻不這么想，他們一心希望徹底鏟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權，由此便產生了大量地方官與宦官的糾紛。漢桓帝夾在兩派中間，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張讓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將其處死。漢桓帝調查明白后，責備張讓，而升李膺為司隸校尉。濟北相滕延見侯覽、段珪等宦官的賓客欺壓百姓，便命衙役當場斬殺數十人。侯覽、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訴，桓帝反而將滕延提升為京兆尹。這些例子說明，漢桓帝并非一味袒護宦官，而侯覽如果只是因為被沒收了部分財產，就要置對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過來，也不可能成功。其實，張儉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頭發，罰作苦役而已。張儉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參予沒收了侯覽的財產，恐怕侯覽不會特別在意他。
張儉案的影響之所以會如此廣泛而深遠，原因是張儉不僅破壞侯覽的財產，而且還殺了侯覽的家人，情節比滕延案還要嚴重。《后漢書•黨錮列傳只是簡單地提及“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而《后漢紀•桓帝紀對此案的記載比較詳細，情節大致如下：
張儉在街道上遇到侯覽的母親一行，對方不肯讓路。張儉大怒，帶人將侯覽的母親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當場殺死，又搗毀了侯覽在山陽郡防東縣的房舍，隨后只身潛逃。漢桓帝聞報后便下達詔書，傳喚張儉到廷尉府接受調查。但此時張儉已經逃走，還有很多對朝廷不滿的官員和百姓暗中保護，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護張儉的人中，最年輕、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時年16虛歲的孔融。后來，張儉在孔融等人的幫助下，翻越長城，投奔鮮卑人去了。
如果張儉案的真相確如《后漢紀所說，那么黨錮案的來龍去脈就容易解釋了。本來，如果張儉像滕延一樣去廷尉接受質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會像滕延那樣被赦免，而絕不會引發黨錮大案，株連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說不清楚了。漢桓帝的為人向來始亂終棄，就連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資格的宦官都難以避禍，侯覽也曾受過嚴懲，不可能被特別袒護。漢桓帝所擔心或氣憤的，肯定不是張儉擅殺侯覽的家人，而是張儉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還讓這個通緝犯長驅上千里，渡過黃河，穿過眾多城鎮和要塞，翻越長城去投奔敵國。無疑，這反映了地方當局和民間團體是多么激烈地反對東漢政權，乃至于整個帝國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發動一場旨在清理官僚隊伍的政治運動，而這次運動的名字就叫“黨錮”，意思是“禁止結黨營私的人當官”。同時，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經窩藏過張儉的人員，并將其中許多人處死，但孔融卻得到了赦免。
身為宦官，侯覽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張成的弟子牢修(《后漢紀作“牢順”)上書，說李膺、杜密等官員與太學生結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桓帝見了，果然不喜。侯覽又指使同鄉朱并上書，說張儉與山陽郡的劉表等24人相互吹捧，結為所謂的“八俊”、“八顧”、“八及”等團社，還刻石立碑。桓帝聞報大怒，下詔逮捕這24人，但只抓到少數幾名，劉表等人都失蹤了。經調查，發現劉表是長樂衛尉王暢的同鄉兼學生，王暢又是太尉陳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鬧越大。確實，王暢與劉表的關系一向密切，后來劉表擔任荊州牧時，王暢的孫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遠千里，從長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漢桓帝下詔，命令逮捕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數百名黨人，以“鉤黨罪”關入監獄。許多黨人像張儉一樣逃走，朝廷懸賞重金捉拿，但最終還是沒能全部抓住。漢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與三公會審李膺、杜密等被捕的黨人，最終的審問記錄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聯合簽字，才能發生法律效力。
當時與王甫會審黨人的三公究竟是誰，竟然也沒有定論。再一次，范曄的《后漢書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漢書•孝桓帝紀說，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陳蕃被免職；九月，光祿勛周景升太尉；十二月，黨錮運動開始。這樣一來，參予審訊黨人的太尉應該是周景，而不是陳蕃。但《后漢書•陳蕃列傳中卻說，李膺等黨人被捕之后，太尉陳蕃上表勸諫，結果被革職。《后漢書•黨錮列傳中又說，陳蕃作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兩位三公一樣，在王甫審訊黨人的記錄上簽字。后來司馬光讀《后漢書至此，顯然一頭霧水，所以在他的《資治通鑒里根本不寫黨錮運動發生在哪個月。
所以，我們還是采信《后漢紀的說法吧。黨錮運動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陳蕃的太尉職務則并未被漢桓帝革除。陳蕃本應和其他兩位三公，即司徒胡廣、司空劉茂一樣，在王甫審訊黨人的記錄上簽字，但他堅決不肯，隨后又上表為黨人說情。漢桓帝不為所動，命令將李膺、杜密等黨人關進洛陽各監獄里，長期囚禁起來。
黨錮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全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因而也特別為當時和后來的知識分子詬病。對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東漢帝國從黨錮運動開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們的維護了。
但是，士大夫盡管擁有書寫歷史的特權，卻很少能夠真正改變國家的命運。真正能夠決定歷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視的軍人。而在黨錮運動前后，軍隊卻堅決地站在漢桓帝與宦官一邊，這就決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終都將被武力鎮壓的命運。
和中國古代所有帝王一樣，漢桓帝的謚號“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對他的官方評價。“桓”可絕對不是惡謚。按《逸周書•謚法解：“辟疆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漢桓帝的一生，其實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導致他死后蒙上惡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黨錮運動。
如前文所述，漢桓帝親政之后，為了扭轉東漢中期日漸衰頹的國勢，便排“仁”用“義”，不再重要郭、馬、袁、楊等開國元勛的后代和世卿世祿的豪門成員，而著重從民間提拔新人才。在軍事領域里，桓帝“舉賢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親，棄用長期壟斷西北軍權的鄧、馬、耿、竇等將門成員，轉而提拔下級軍官，其中最重要的是來自涼州的三位將領：皇甫規、張奐、段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颎字紀明，所以合稱“涼州三明”。張奐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臺之后，漢桓帝沒有一味排斥梁黨，而是重用“涼州三明”。近百年來，東漢軍隊在對外作戰中勝少敗多，特別是羌人多次橫掃涼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在涼州三明的努力下，漢軍很快扭轉了以往的被動局面，征服了眾多游牧民族，收復了大片國土。
公元166年，鮮卑人的攻勢漸漸衰減，西羌已經陷入絕境，東羌也陸續投降，東漢帝國的國際聲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陽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遠方來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團。“安敦”顯然是“安東尼”(Antonius)的漢朝譯音，而此處的“大秦王安敦”，當為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琉•安東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學多才，號稱“哲學家皇帝”，對東方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向中國派遣使團似乎并不奇怪。可是，當時就有漢朝官員懷疑這個使團是假冒的，因為在漢代中國人眼里，大秦向來以“寶眾”著稱，而這些使者并未帶來什么稀奇貴重的禮品，甚至連火浣布都沒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東南亞的特產。但不容懷疑的是，這個使團知道當朝的羅馬皇帝姓“安東尼”。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是經東南亞海上坐船來到中國的，說明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此時仍然不通。此前半個世紀在羅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記載了從紅海出發，渡過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國南方的航線。無論怎樣，這都可以說是東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馬可•波羅造訪中國更重要。
羅馬人在公元166年造訪中國，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們將會看到這個所謂的“大秦使團”訪問中國的歷史背景；我們也將會發現，他們其實給中國帶來了一件連送禮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禮品。打開這個神秘的“潘多拉盒子”，從里面飛出來的小東西就會令業已走上復興之路的東漢帝國驟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團之后，公元167年正月，東羌又開始了侵略。時任護匈奴中郎將的張奐派遣麾下的兩員悍將——尹端和董卓分路出擊，擊退敵軍。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當煎羌圍攻武威郡，時任護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馳援故鄉，一舉全殲敵軍。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續了60多年之后，漢羌戰爭終于有了即將結束的征兆。
按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個傳統標準來衡量，桓帝的確是成功的君主，特別是與他之前和之后的幾位皇帝相比，顯得更是突出。桓帝親政時期，天下風調雨順，饑民顯著減少，暴動近乎消失，經濟迅速恢復，人口平穩增長，帝國的領土和威望不斷地擴大，羅馬和印度等遙遠的國家連年入貢，東漢帝國儼然有中興之相。桓帝一朝是東漢人口最多的時期，公元157年全國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隱藏戶口和少數民族，實際上可能接近7千萬，為西漢后期以來之最，比隋唐時期的戶口都多，直到北宋時期才被超過。
但是，漢桓帝并不能讓士大夫滿意，他們不斷指責桓帝荒淫無度，沉迷于宗教，敵視正直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齊桓公、漢武帝、漢光武帝和漢明帝這些所謂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樣“寡人有疾”，而在全體知識分子都信仰五德終始理論的時代，東漢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現任何一位能夠令士大夫滿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漢政權拱手讓人。
隨著漢羌戰爭的節節勝利，漢桓帝也變得日益剛愎自用。除了太尉陳蕃之外，朝廷上已無敢于為黨人說情者。正在此時，新息縣長賈彪悄然來到了洛陽。
在士大夫的眼里，這位賈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學生領袖，與郭泰齊名，后來舉孝廉，到汝南郡當了新息縣長。不久后，黨人岑晊因為與張儉、劉表等人并列為“八及”，又在大赦期間屠殺漢桓帝寵幸的張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緝，逃亡進汝南郡中。各級地方官員都爭相幫助他隱藏，只有賈彪不肯接納，說：“此人要挾皇上，濫殺無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擔當責任，四處逃亡，連累親友，不是大丈夫。我身為縣長，不去逮捕他就算寬厚了，難道反而要幫助他繼續隱藏嗎？”
但聽說李膺、杜密等人下獄，賈彪卻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陽，求見尚書霍谞和城門校尉竇武。霍谞曾助漢桓帝誅滅梁冀，因功封侯，頗受信賴，竇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經三人密談，竇武上書，一面贊頌大破羌人、萬國來朝的功績，提醒桓帝應該大赦天下，一面為黨人鳴冤，最后稱自己身體不好，希望交還城門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綬，退休回家。
同時，黨錮案的主審官——中常侍王甫的態度也發生了動搖。經過半年審訊，被捕的黨人竟然沒有一個肯認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說他們與很多宦官子弟關系密切，令王甫左右為難。見竇武上書，他干脆便也跟著上奏，請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漢桓帝終于宣布大赦，釋放黨人。第一次黨錮運動在持續了10個月之后，暫時告一段落，黨人們也陸續返回朝廷做官。在這次運動中，除了與張儉、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關者外，并無黨人被處死。黨人們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錦還鄉，各色人等遠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馬車多達數千輛，造成了嚴重的交通堵塞。黨人范滂見此情景，長嘆說：“你們這不是加重我的罪過嗎？”
第一次黨錮運動發動之時，身為濮陽縣令的袁紹應當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還遇上了兩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親去世。因為母親去世，所以袁紹按照官場的規矩，辭去濮陽縣令一職，回家送葬服喪。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袁紹首次結婚的時間和袁紹三位兒子的生年問題，結論是：袁紹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譚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紹的母親究竟何時去世，史無明文。但是，袁紹的治喪卻十分著名。據《三國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謐《逸士傳的記載，袁紹與袁術兄弟喪母時，歸葬于家鄉汝南，曹操、王俊等三萬人會葬。曹操見到葬禮的盛況，就悄悄對王俊說：“天下即將大亂，為亂首者一定是這兩兄弟。要想拯救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殺這二人，禍亂就要開始了。”王俊回答：“像你這么說，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還有誰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對而笑。
輕信這種荒謬記載的人，恐怕沒有研究過袁紹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紹和袁術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紹之母去世，袁術未必會參加葬禮；其次，綜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紹母親去世時，曹操應當不過十歲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時，與袁紹的關系非常好，后來又長期追隨袁紹，怎會突然說出這種話；第四，東漢末年，只有一個人的葬禮吸引過三萬名賓客，就是享譽天下的高士陳萛，袁紹之母身為女奴，袁家當時又正處于事業的低谷，她的葬禮怎能有陳萛那么高的號召力。凡此種種，都是曹魏集團為了證明曹操早已與袁紹、袁術兄弟斷絕關系，從未與袁紹同心而挖空心思編造的，破綻百出，不值一駁。
然而，袁紹在母親的葬禮上確實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喪，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先為母親服喪三年，又為亡父“追補”服喪三年，這聽上去很感人，其實卻是“非禮”的。幼年喪父，青年喪母，袁紹的情況與孔子極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喪，不再追服父喪。孔子確實說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也說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但孔子又說：“過猶不及。”所以，連續服喪六年，其實和沒服喪差不多。而且，漢朝官員服喪，根本無需服三年。《禮記•三年問規定：“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漢文帝又詔令喪期以日易月，實服25日。東漢時，關于“三年之喪”的討論曾多次進行，漢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經一度允許“二千石”級別以上的官員服三年之喪，但在漢桓帝親政后便明令禁止。身為“一千石”級別的縣級官員，袁紹要連續服6年喪，雖然無可非議，其實有不合情理與時代風尚之處。
更何況，袁紹其實并不太為母親的去世而傷心。據《后漢書•郭符許列傳記載，汝南人許劭字子將，是袁紹的同郡老鄉，以品評人物著稱。袁紹因母喪辭去濮陽縣令，穿著豪華的衣飾，帶著大批車徒回家，將入汝南郡界時，突然想起許劭，于是說：“我這身打扮、車騎和隨從，怎么能讓許子將見到呢？”于是遣散賓客，換上簡樸的衣服，獨自駕車回家。可見，袁紹堅持長期服喪，并非出自對母親和繼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別人，特別是許劭等社會名流面前演戲。
但袁紹的這場戲可不好演。在葬禮和長達6年的服喪期間，他將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葬禮和喪禮是儒家文化中最復雜的禮儀，至今在中國民間仍然部分保存著，因此無需作詳細介紹。有時，我們在鄉間會看到有人穿著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頂，揮舞著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歸來！歸來歸來！”在靈堂里，又會看到有許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詞，一會兒同時痛哭，一會兒又同時止哭。這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葬禮，至少已經有2千多年的傳統了，也是包括袁紹在內的漢朝中國人應當舉行的葬禮。
在服喪期間，袁紹必須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喪服。他還得“囚首喪面”，也就是披散頭發，在臉上涂滿灰泥，還拄著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謂的“哭喪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經沒有力氣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喪期間，袁紹不許歡笑，不許歌唱，不許聽音樂，不許跳舞，不許洗澡，不許上班，不許投資，不許吃肉，不許飲酒，不許性交，還有許多其它的忌諱。如果違反了這些忌諱，那就是不孝，就是偽君子，服喪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喪期舉辦宴會，有些人的妻妾在喪期內懷孕，甚至只是為生活所迫而做點小買賣，都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不難想象，許多服喪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黃歷。也不難理解，包括漢桓帝在內，歷代中國皇帝都不大贊許這種古老的習俗，一再對家有喪事的官員“奪情”，即禁止他們辭職長期服喪，以免影響政府工作的正常進行。然而，畢生熱衷于功名利祿的袁紹卻在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年華，主動把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長到了72個月。這是為什么呢？
為了回答這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在袁紹服六年之喪期間，東漢帝國里都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黨人之后，漢桓帝滿腦子想的都是與羌人的最后決戰。幾年來，“涼州三明”雖然都屢戰屢勝，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的策略是軟硬兼施，而以招撫為主，都不肯痛下殺手。只有段颎血氣方剛，能夠堅決執行桓帝的剿羌戰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涼州三明”回京，皇甫規、段颎先到，張奐因為還在與東羌僵持，不能及時返回。桓帝于是單獨給段颎下詔，與他商討作戰方案，撥調兵馬錢糧，以便盡快出征。豈料出師未捷君先死，長使將軍淚滿襟！
竇武之女竇妙雖然立為皇后，但因為是陳蕃撮合的包辦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寵愛。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為貴人，嚴重威脅到了竇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廢看來已經指日可待。作為直接利益相關者，竇武、陳蕃等人當然不會坐視這種情況的出現。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國歷史上生前公開挨罵最多、被罵得也最狠的君主——漢桓帝暴崩于洛陽宮中，享年36虛歲。
桓帝并非沒有生育能力，據《后漢書·皇后紀記載，他共有三個女兒：劉華、劉堅、劉修，其中長女安長公主劉華嫁給輔國將軍伏完，他們生下的長女又與漢獻帝結婚，就是后來被曹操殺害的伏皇后。但無論如何，在桓帝死后，沒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來。桓帝的遺體還停在前殿時，竇皇后就殺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貴人處死，多虧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這才救下她們的命。竇武父子也沒閑著，跑到宮中選美，挑了許多宮女帶回家里享受，還順便拿走許多宮內財寶，幾天之內就成了暴發戶。
據《后漢紀·靈帝紀，竇武共有5子2女，其中3個兒子知名：竇紹、竇機、竇恪。《后漢書·竇何列傳則說竇紹是竇武哥哥的兒子，還有一個弟弟竇靖。這樣就又產生了矛盾。其他幾人在史書上都一筆帶過，可以不論；竇紹卻是竇武的左膀右臂，又與袁紹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無論采信哪一種記載，竇武自己都不是沒有兒子，但桓帝每次封賞竇家，竇紹都僅次于竇武受封，而竇武的哥哥卻不在其列。這些情況說明兩件事：竇武把竇紹看作自己的兒子；竇武如果有哥哥的話，也早就死了。
綜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竇紹是竇武的親生兒子，但在竇武的長兄去世后，被追認過繼給他，故而起名為“紹”；竇武還有竇機等幾個兒子，但對竇紹的感情卻最深，竇紹的能力也比竇武的其他幾個兒子強。這可能是因為竇武年長，更可能是因為，竇紹作為竇武哥哥的宗法繼承人，需要從小獨立照管許多事情。很多中外歷史名人都是早年喪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擔，所以顯得特別早熟，綜合能力大大強于有父母長期照料的孩子。袁紹和竇紹的情況更為特別：他們的親生父親還健在，時刻可以提供幫助；自己又有孤兒的身份，必須承擔許多責任。從人性上講，竇武和袁逢喜愛竇紹和袁紹，甚于自己其他的兒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竇太后臨朝聽政，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司徒胡廣輔政。為了能夠長期執政，他們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劉氏宗室中尋找一個少兒當皇帝，最后選擇了年紀最小的候選者——解犢亭侯劉萇與董夫人所生的兒子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