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權傾天下
寺廟中有擾嚷不堪的地方，也有清靜秘地。
兩人上了香油錢，寺僧知客便很客氣了，尋了一處可容幾人坐的小亭，又叫上奉茶來，然后略坐一會兒，便很識起的告辭走人了。
如此這般，倒有點坐而論道的意思了。
“原德兄，近來朝局更張，不知道原德兄心中想法如何，此地除了你我再無第二人，可以暢所欲言了。”
張佳木不是那種暢談竟日而不知所云的那一類人，他說話，直截而有力量，在一開始的時候叫李賢這樣的文官極為不適，時間久了，倒也聽習慣了。
這般單刀直入，李賢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自管自的啜茶慢飲，半響過后，才道：“我想，太保召我到這里來，不會是來間我的意見如何吧。”
這般回答，張佳木倒是尷尬的很了。
這么些天下來，內閣等于是他的副手，其實就算是他自己，也是把內閣當自己的秘書班子來用。
大權在手，諸事順暢，所以格外的隨心所欲。
此時李賢這么一說，張佳木忙起身，雙手合掌，連揖了幾下，然后笑道：“原德這么說，我只能揖謝了。”
李賢平素很是謙遜沖淡，絕不會受張佳木的禮，但此時卻是安知若素，坐在原地，等張佳木揖完了，他才道：“原是不該受太保的禮，委實當不得。但，最近內閣所為，盡在賢一身，這么一想，倒是只能坐受了。”
這般說法，張佳木唯有微笑以對，彼此知心，倒不必說太多了。
當下兩人又是飲茶，過了一會兒，李賢才道：“我看太保所為，取法唐宋的多些，那么我要請問，是不是就此為止？”
“以原德兄來看呢？”
“這，我無可措詞了。”
今日秘會，李賢其實猜到了幾分。但，以他的身份地位斷然不會先出口，所以索性試探兩句，但張佳木反探回來，李賢便索性閉口不言了。
“原德，這么多天下來，咱們多置了不少監寺部寺，地方行政也改了，吏員也多了，國家收入也多了。但，我要和你說，這不過只是開始而已。”
因為心中已經有了準備，李賢并沒有被張佳木的話所震驚，只是皺著眉，把手中茶杯放下，做出洗耳恭聽的模樣。
“三件大事，必須做的大事。”張佳木看著李賢，緩緩道：“第一件就是火耗歸公，斷了貪官的路，所謂改吏治就是這一條的帶來的收益，原德，你也看到了成效如何。”
“是的，最近地方來報，大半的火耗全數歸公。今年的收入，火耗歸公以后，折銀要多出百萬以上，糧食在二百萬石以上，去掉地方改制的支出，還余下很多。至于商稅攤派，所省的當也在百萬以上，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矣。”
明朝的地稅商稅向來很多，以準安關為例，在到了崇禎年間開海貿易多年之后，那么重要的關口一年的商稅才是四萬多兩銀子，而到了清朝，殺落了滾滾人頭之后，就是六十萬一年。
這是多少倍的差距？
火耗一歸公，商稅和攤派一整理，果然政府的收益大增，就算去掉增強了中央集權的必要開支，地方到中央，都會薦下一大筆錢。
在從正統到萬歷年間的一百多年里，明朝的全部財政收入就是銀二百五十萬兩，糧食起伏不定，明早期到中期，米和麥子的收入高些，但每年也會減免數百萬石的賦稅不等，到了明晚期，糧食收入銳減，而白銀收入劇增。
當然，明的財政失敗之處是不必多說的，商稅是統一的，地稅也是統一的，放在西北太多，放在江南太少，糧食賦稅也是如此，放在陜北是要命的賦稅，放在江南，也不值一提。
大明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發揮自己能力的國家，沒有關銳，沒有數字管理，沒有通用體制，沒有會計制度，銀行，民法，和技術。稅制二百多年不變，對富商和士伸同樣的沒有辦法，賬面上的俸祿極其菲薄，而實際貪污的損耗又極為驚人。
生鐵的產量到達幾千噸的時候，稅收才是幾十噸，不知道多少官員中飽和商人發了大財，官府卻窮的要當褲子。
事實上就是到了明末那些年，沿海的商人富的流油，朝廷卻收不到一毛錢的關稅，崇禎在北京窮的穿打補丁的衣服……，真是失敗中的失敗！
人的失敗好辦，制度的失敗就很叫人頭疼了。
張佳木所說的幾件大事，第一件用來改革俸祿制度，實在也是抓到了個中的要點。
不把官員集團這個龐然大物哄好，如何能談改革官制和吏制，又如何談及火耗歸公后的好處？
怕是官員會全部和他拼命，他手中的幾萬人，能把全天下的士紳全那殺光不成？
做成了最關鍵的第一步，底下的事猶如順水行舟，做起來會比第一步要輕松許多，難道張佳木能棄手不做？
“下一步，是轉漕運為海運，但最終的目的，是開放海貿。”
“這件事，似乎聽你說過，海貿之要緊，恐怕現在知道的人也很多了。”
自從漕運改海運的風吹開之后，京師關于禁海的討論已經很多了。
明初禁海，原因很多，關鍵之處還在于明太祖的小農思想。因為倭寇和生民出海常有不歸者，又怕在海外坐事，所以干脆禁海。
這種禁令當然不得人心，明朝的禁海除了在洪武年間最為徹底外，到了永樂年間就大肆出海，仁宣到正統年間，因為永樂浪費的資財太多，百官趨向保守，禁海又一次占了上風。
到弘治年間，除了神經病的地方官員外，已經沒有人對禁海的事當真了。當然，此時還沒有正式開海，到嘉靖年間，開放了幾個通商口岸，隆慶和萬歷年間，才真正的放開海禁。
海禁一開，濤力自現，簡直不需要官府來做什么，一切都是水以渠成，順暢之概
現在因為充實禁軍，增加官員俸祿，而每年漕運到京師的糧食是有限的。
大明現在一年的糧食收入是三千萬石左右，麥子是四百多萬石，還有生絲、鐵、銅、鈔、棉花等雜七雜八的收入，最為要緊的，當然還是糧食。
以現在的漕運水平，也就只能運這么多糧過來，就這樣，耗費也是極大。
一百石糧到京師，最少要加二十石的損耗，沿途還要動員幾十萬人。從水陸到起旱，一路艱難之極。
如果是改海運，雖然有一定的風險，但永樂年間連西洋也到了，可以說，在技術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一改海運，運糧的數字可以增加一倍，而人手可減少一倍，耗費只是以前的七成都不到就可以了。
海運之利當然是明顯的，妙就妙在，還是為了給官員們加增俸祿，所以反對之聲，簡直就淹沒在贊同聲里了。
這就是張佳木做事的高妙之處，你們想漲俸祿，這自是好辦。但漕運不改海運，糧食是有限的，就算增加一些糧食撥給的份額，但還是有很大的缺口。現在的新官制已經擬定，就等正式施行，為的什么，自然是糧食。
所以海運已經提上日程，松江府和蘇州府，加上鎮江等地已經奉旨調撥海船，并且在南京等原本造寶船的地方已經在開造新的大海船。
宣德年間被一火焚燒掉的造船業，又重新回復了它的勃勃生機。
“我就知道。”李賢面露苦笑，向著張佳木攤手道：“改漕運為海運，想來就是為了開放海禁做準備吧？”
“是的。”張佳木坦承道：“海上都是千帆萬冊了，再談海禁，豈不是笑話？既然禁不了，就要有規矩，也不能亂來，我的想法是，設海關司，開放泉州、廣州等地為通商市舶司，由海關來管，收關稅，增益國庫。”
李賢很注意的問道：“關稅是多少？”
“看貨物不同，不能一律而論。越是貴的奢侈品，收稅就越高，民生用品，三文不值兩文的，收稅就低些。不過，總的原則就是，一百兩的貨物，最低不能低手十兩的關稅銀子。”
“這就是百分之十了，會不會高了些？”
明朝的商稅和地稅一樣，都是三十稅一，在很多稅卡其實連這個數字也收不到。當然，這是官面上的稅制，實際上稅卡還是很肥的，特別是宦官把掛的稅卡，他們損公肥私，反正官稅就那么點，收或不收都不打緊，皇帝也不會把商稅收取太過當真，因為官員會批評政府與民爭利，殘苛百姓。
張佳木冷哼一聲，道：“原德，又要和我爭商稅一事了？”
其實當時士大夫的考慮也不能說是全錯，因為中安對地方的控制薄弱，很多事情是興一事就壞一事。
比如商稅，中央征十文，一個縣一百多衙役加上一千多幫閑，就能把這個稅收到一百文以上。
所以中央稅制規定的越低，百姓受到的傷害就要相應的低一些。
這也是儒家統治的無可耐何之處，低效統治就只能從實際的情形出發，而不是從需要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