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壽庚（1205－1290年），又稱蒲受畊，號海云，宋末元初人，阿拉伯(色目)商人后裔，蒲開宗之子（參見《泉州人名錄·蒲開宗）。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是宋元時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后叛宋降元，終生顯赫。中國宋元時期著名穆斯林海商、政治家、軍事家。其先輩系10世紀之前定居占城(越南)的西域(阿拉伯)海商。約11世紀移居廣州，經營商舶，成為首屈一指的富豪。
海外貿易
蒲開宗去世后，蒲壽庚繼承父業，從事以運販大宗香料為主的海外貿易。其初，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生活不甚豐裕，經蒲壽庚的精心經理后，迅速振興，走向鼎盛。
《宋史·瀛國公本紀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條：“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楊清江、陳蒼松1987年編著的《福建市舶司人物錄載，宋自元祐七年（1092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的175年間，提舉泉州市舶官員共104位。根據《福建通志，蒲壽庚任提舉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換為揚瑾，直到南宋末年也沒有蒲壽庚的名字。因此實際上蒲壽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舉市舶使，這也符合地方官員在任三年一輪換的宋代官制。但不管其任提舉泉州市舶司或離職，均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見蒲壽庚勢力之強大。
南宋時，南海海寇猖獗。《泉州府志·紀兵載，南宋期間，泉州共發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不含山寇劇盜），而《福建通志記八起，兩書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1274年）。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襲泉州，官兵無能為力。蒲壽庚與其兄蒲壽宬（參見《泉州人名錄·蒲壽宬）為保護家族的巨大利益，憑借強大的海上力量，助官憲擊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撫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稱福建安撫沿海都置制使），安撫一路之兵事民政，統領海防，權力很大。
《泉州府志·拾遺記：“宋末，西域人蒲壽晟與其弟壽庚以互市，至咸淳末擊海寇有功，壽庚歷官至（福建）招撫使……”沈瑜慶、陳衍纂《福建通志曰：“咸淳十年（1274年），海賊寇泉州境，西域人提舉市舶（？）蒲壽晟、壽庚擊退之。”泉州學者吳幼雄據《宋史·瀛國公度宗本紀考證，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時，福建安撫使是趙順孫，可知蒲壽庚之任福建安撫使應在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以后。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5：“蒲壽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不過一亡命匹夫耳。壽庚以鷹犬微功，過假之以祿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撫使。……”
蒲壽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憑借權力更大規模地開展香料貿易，并可通過各種“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財富。
蒲壽庚于宋末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近30年，“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巨萬，家僮數千。”蒲壽庚擁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發掘出一艘南宋遠洋貨船，載重量200多噸；船上香料遺存豐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龍誕香、胡椒等。一些學者認為，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與蒲家香業有密切的聯系”。蒲壽庚擁有多少海舶？景炎元年（1276年），蒲氏被南宋·張世杰部搶走的海船就有二千艘。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即蒲壽庚受任為福建安撫沿海都置制使后不久，蒲壽庚參與了一場反抗宋廷的戰爭。時右丞相陳宜中為遷都事，殺殿前指揮使韓震，引起殿前司左翼軍兵叛。左翼軍統領夏璟（泉州人）聯合蒲壽庚，連續挫敗宋軍，取得瑞安（溫州）、溫陵（泉州）、三陽（潮州）大捷。（參見《元史·董文炳傳）
導元傾宋，叛宋仕元
至元十三年即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軍南下，包圍臨安。元軍善于陸戰而短于海戰，聞蒲壽庚老于海事，擁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壽庚，既能嚴重削弱殘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給殘宋毀滅性打擊。在元軍攻臨安之前，元軍統帥伯顏派遣不伯、周青招撫蒲壽庚、蒲壽宬兄弟未果。
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顏陷臨安，恭帝降，南宋事實上滅亡。南宋·遺臣奉恭帝兄趙昰入閩，欲圖恢復。五月，趙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為端宗，年號景炎元年（1276年）。他們冀得蒲壽庚之助，以繼續在閩、廣沿海地區堅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壽庚為閩廣招撫使，兼“主市舶”，賦予更大的權力。顯赫的權力與雄厚的海上實力相結合，使蒲氏成為宋元鼎革之際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明·何喬遠《閩書記：“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舟以從。壽庚閉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宋幼主過泉州，宋宗室欲應之，守郡者蒲壽庚閉門不納。”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記：“宋主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或勸世杰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杰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共掠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以上資料，對于景炎帝至泉州一事，或說蒲壽庚“閉門不納”、“閉門拒命”，或說“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因此，宋軍改泊泉州外渚獺窟。宋軍以船舶軍資兩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沒其貨物”，蒲壽庚怒，派親信孫勝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軍。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歷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壽庚與州司馬田真子獻城降元。《泉州府志轉引《方輿紀要：“宋·蒲壽庚據郡降元。”張世杰只得護送端宗匆遽移粵，經漳州趨潮陽。臨行，搶走停泊在法石一帶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蒲壽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強大的地方精英集團在支持他。他們對當地的政治和防務，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衛左翼軍統領夏璟，有調遣泉州軍隊之權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縣達魯花赤的林純子，“以全城功歸諸故家”的顏伯錄，蒲壽庚的黨羽孫勝夫、尤永賢、王與、金泳等。
蒲壽庚降元，以所擁有的海舶交元軍進攻殘余宋師。元軍將領董文炳率部抵泉時，擅解所佩金虎符贈蒲壽庚，此舉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許。元廷授蒲壽庚為昭勇大將軍、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兼提舉福建廣東市舶。（據楊清江、陳蒼松《福建市舶司人物錄考證，蒲壽庚在元·至元十三年也只做了一年市舶提舉，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換為忙古帶。）
盡殺南外宗室
蒲壽庚降元后，盡殺南外宗室和，此事應是事實，但資料上對其時間和細節的記載卻有些不同。
一說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張世杰自潮州從海上回軍攻泉州城時。
明·何喬遠《閩書記：“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張世杰自海上回軍攻城，壽庚遣其黨孫勝夫詣杭求唆都援兵，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協謀拒守，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及張世杰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
鄭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余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
一說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端宗趙昰至泉時。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記：“宋主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或勸世杰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杰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共掠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閩書云：蒲壽庚“盡殺準軍、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云：“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壽庚究竟殺了多少人，歷史資料說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孫趙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圖譜中說：“……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為其（蒲壽庚）害。”
鄭思肖《心史說：“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
《永春云臺趙氏族譜記殺五千余人。
趙氏《南外天源族譜記殺三千人。
《宋史說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紀兵說：“盡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備極慘毒。”
日本·桑原氏《蒲壽庚考引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說：“盡殺宗室千余人……此當僅為男子能執武器者。”
據王寒楓《關于蒲壽庚幾個問題的探討考證，估計蒲壽庚大概屠殺了六、七千人。其中：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說，紹定間[1228—1233年]南外宗室有三千三百余人），淮兵二千五百人，士大夫不知數。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設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謁見元世祖時說：“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捍海寇（指南宋殘余勢力），誘諸蠻臣服。”這正是元朝統治者重用蒲壽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壽庚任鎮國上將軍、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因張世杰回師圍城，沒有赴任）。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張世杰從潮州回師泉州，“欲得蒲壽庚而甘心”，與義軍陳吊眼、畬族許夫人等協力討蒲壽庚，聲勢浩大。這是一場關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運的生死決戰，但當時元軍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單薄，城內又有宋朝遺民內應，形勢對蒲壽庚極其不利。蒲壽庚一方面派遣孫勝夫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與尤永賢、王與、金泳等部將“協謀拒守”，“晨夜血戰”。十月，張世杰圍泉州城70多天（首尾3個月）后，因元·元帥唆都等來援，被迫解泉州圍南撤，復返廣東。這場保衛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殘宋的士氣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閩南地區反復拉鋸的局面，鞏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統治。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壽庚任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八月，蒲壽庚任福建行省中書左丞，“鎮撫瀕海諸郡”。
至元十六年（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蒲壽庚的舟師奉旨配合元軍主力進擊廣東，“會追二王”，張世杰遺于崖山，幼主祥興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壽庚任江淮等處行省中書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
蒲壽庚對那些雖然懷舊但沒有參與抗元斗爭的宋朝故臣頗注意籠絡。如推舉原吉安知州莊彌邵、原刑部郎中莊彌大分別為肇慶路治中和廣州路治中；對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來也不再追究，甚至還授錄為官。這種策略對穩定局勢、鞏固統治起了積極作用。
蒲壽庚於宋元轉變之際，顯赫一時，其子孫在元朝，亦頗得志。按蒲壽庚三子：師文（參見《泉州人名錄·蒲師文）、師斯、均文。師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嘗兼任提舉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襲職，官為福建平海行中書省。師斯子崇謨，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拋開道德不論，表面上看蒲壽庚降元維護了自己家族和泉州穆斯林的利益，短期內也似乎如此，但隨后蒲氏家族和泉州穆斯林卻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數十年后，蒲氏后人與元庭爭利，元庭派兵攻入泉州，使泉州的回族與伊斯蘭教遭到了嚴重破壞，“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誤殺者。閉門行誅三日”；事后即“發蒲賊(蒲壽庚)諸冢，得諸寶貨無計。壽庚長子師文性殘忍，殺宋宗子皆決其手。壙中寶物尤多，壙志瑪瑙石為之”；“凡蒲尸皆裸體，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誅之，棄其胾于豬槽中，報在宋行弒逆也”。(后《麗史)蒲氏家族信伊斯蘭教，故“裸體，面西方”，穆斯林忌豬，砍其身于豬槽中是最大的侮辱。仇恨至挖墓刑尸，那必非常殘暴地屠殺蒲氏族人，得及時外躲或剛好在外者，才能幸免于難。穆斯林資財、住宅、禮拜寺等大半毀于燒殺和劫掠之中。這就是泉州城、泉州港衰落的開始，也是泉州穆斯林衰落的開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對賣國求榮助紂為虐的蒲氏深惡痛絕，下令將蒲氏族人充軍流放，為娼為奴，不得登仕籍。蒲氏從富族成為賤族達數百年，真是天網恢恢，惡有惡報。而當時許多回人也都恥于和蒲壽庚牽連上關系，把他稱為“無恥的叛教者”。